中国科学院自成立以来，围绕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和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始终履行国家科学思想库的职能。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以不同形式参与国家科技战略、重大规划与重大任务实施的决策咨询，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科学支撑、引领学科发展、塑造科学文化，取得了一系列突出的成绩。
2025年，国家“新三定”方案将中国科学院明确为“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进一步明晰其战略定位，标志着中国科学院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进入新阶段。这要求中国科学院加快实现战略思想供给、学术引领与科学文化塑造的体系化整合，向更高、更深和更实层次发展，以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发挥更大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在新的发展形势下，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的内涵”。本文目的是对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科学思想库的历史发展做一回顾，分析新时期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的需求和挑战，提出关于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的定位、功能和发展措施的思考。
一、基本概念：概念界定与演进脉络
“科学思想库”、“科技智库”和“科学技术思想库”等概念，既来源于国际上通行的概念和理论，又有中国不同发展时期使用的特有意义，在概念使用中有微妙的不同含义。因此，有必要首先对这些概念的产生作一考察和分析，明确这些概念的意义。
思想库和智库
作为外来词的译名，“思想库”和“智库”实际上是同一个英文词组“think tank”的不同中文翻译，指以公共政策研究为核心、面向政府与社会提供分析与建议的独立或半独立研究机构。但是，从中文语义来说，两者并非完全等同。“思想库”内涵比“智库”更加广泛，不仅仅是为决策服务，还有产生新的思想、引领社会发展和塑造道德文化等多方面的含义，因此往往具有比“智库”更强的战略性和长期性含义。
科学思想库和科技智库
科学思想库”与“科技智库”两者的使用在许多情况下可以互换，但从范围和侧重点来说，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差别。科学思想库主要以科学共同体为基础，以知识创造和科学判断为核心资源，承担决策咨询、学术引领和科学文化塑造3类功能，更注重长周期、基础性和方向性影响。科技智库则更多聚焦科技政策、创新战略等决策咨询议题，更偏向解决当前和中短期发展问题。前者如美国国家科学院，后者如美国兰德公司。现实中许多机构同时兼具两类属性，只是功能重心不同。
国家科学思想库
“国家科学思想库”服务对象主要是国家战略决策层面，强调思想库机构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稳定联系。根据国际实践，可以将国家科学思想库界定为：在国家层面以科学共同体及其组织体系为基础，系统履行决策咨询、学术引领与科学文化塑造等功能，并通过提供战略判断与认知框架，对国家科技战略与公共政策产生全局性、方向性影响的一类制度性安排，其权威性与影响力来源于法律授权、政府特许、历史公信力、学术声誉或社会共识等。国际上代表性的国家科学思想库有：美国国家科学院，接受美国政府委托但保持独立性，通过专家委员会和共识报告影响联邦决策；英国皇家学会，以历史声望和学术权威为基础，长期在气候变化、科研伦理、开放科学等议题上塑造政策议程；日本学术会议，兼具制度性关联与相对独立特征，在政策参与和学术表达之间保持平衡。
中国科学院与国家科学思想库
中国科学院从建院开始，就履行着国家科学思想库的职能，虽然当时尚无“思想库”或“智库”之名。1984年，国务院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学部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这一定位为其后“国家科学思想库”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2000年，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上正式提出建设“国家科学思想库”的目标和思路。2006年3月，中国科学院颁布《中国科学院章程》，明确将“成为国家科学思想库”列为四大发展目标之一，并把其职能解释为：“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咨询建议，对重大科技问题发表学术见解与评议。在全社会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技知识，注重科学伦理，繁荣科学文化。”这表明，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科学思想库，兼具战略咨询、学术领导与文化塑造三重功能。
高水平科技智库和高端智库
高水平科技智库或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有2个含义。
1.2014年，“四个率先”行动计划中提出的目标之一——“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含义接近“高水平科学思想库”
2016年修订的《中国科学院章程》第五条中国科学院的主要职责第三点明确：“建设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对重大科技问题发表学术见解与评议，承担国家交办的战略研究和咨询评估任务，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咨询建议和科学依据；在全社会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繁荣科学文化，恪守科学伦理，规范科学行为，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这一含义与科学思想库的内涵一致。
2.以决策咨询目标为主的科技智库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和企业智库。科研院所要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国内外科技发展趋势，提出咨询建议，开展科学评估，进行预测预判，促进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高端智库”作为一个明确的政策术语，是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提出的。该文件提出建设一批国家急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高端智库是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具有较强战略研究能力、政策咨询能力、议题引领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的高层次决策咨询机构。2015年12月1日，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标志着试点工作正式启动；中国科学院入选首批10家国家综合类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
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
2025年国家对中国科学院予以“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的新定位，相比之前的“国家科学思想库”，含义更加丰富，从侧重于知识生产和学术引领，重点拓展为从知识生产到技术创新与战略应用的全过程，强调对国家战略需求的直接响应，服务国家现代化与国际竞争的新发展需求。
小结
总体而言，“思想库”重思想供给，“智库”重决策服务；“科学思想库”重知识与方向引领，“科技智库”重政策与治理方案；“国家科学思想库”体现科学共同体服务国家治理的制度化形态。“国家科学思想库”的精神和职能贯穿于中国科学院建院以来的历史发展，“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则是这一传统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制度深化与功能拓展。
二、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科学思想库的历史发展
自1949年建院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思想库的发展大体可分为4个阶段。
第1阶段：奠基与早期探索（1949—1977年）
为国家建设提供科学建议和咨询
从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科学院便围绕国家建设各个方面提出重要科学咨询和建议。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科学院组织对东北、西藏等国内重要地区的资源考察，为国家经济建设布局提供依据。1954年，中国科学院组织科学家为国家制定第1个“十五年规划”提供咨询，协助国家制定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十五年规划”。1956年，启动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工作，为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提供科学依据。
为国家科技长远规划提供科学支持
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正式成立，它从一开始就被赋予学术领导与咨询评议的双重职责。1956年，在《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制定中，中国科学院学部发挥了积极的领导作用。在全国各部门远景规划的基础上，规划领导小组以中国科学院物理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和技术科学部为基础，集中全国600多位科学家，制定出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事业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十二年科技规划》。
提出人造卫星计划
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钱学森、赵九章等科学家率先建议中国发展人造卫星事业。此后，中国科学院组织制定卫星发展方案，推动中国于1970年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
中国科学院与《科学工作十四条》
20世纪60年代初，为纠正“大跃进”对科研活动的负面影响，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与中国科学院党组提交的《科学工作十四条》，获中共中央通过。该文件明确科研机构要出成果、出人才，强调尊重科学规律、改善科研条件，有效恢复了科研秩序，稳定了人心，调动了科研人员积极性，为“两弹一星”等重大成果提供了重要保障。中国科学院在文件制定中发挥了发起、组织、起草、试点和制度奠基等关键作用。此后形成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暂行条例（草案）》（以下简称《七十二条》），奠定了我国国立科研机构的制度规范基础。
小结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中国科学院虽尚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库体系，但已承担国家科技咨询与战略思想供给功能，是国家科学思想库的雏形。
第2阶段：发展与体系建设（1978—1994年）
引领和推进中国科技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后，中国科学院成为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推动者。1981年，中国科学院院党组提出《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提出“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的办院方针，倡导扩大科研自主权、强化学术领导功能等一套完整的改革设想。中央同意并批转了这一提纲。由此，这一文件成为中国科学院乃至全国科技界改革的早期指导性文件，为此后一系列深刻的科技体制改革拉开了序幕。
对于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破冰意义的是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的建立。这一建议是在1981举行的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由89位学部委员联合提出的，被政府采纳实施。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的建立，首次引入了以“同行评议、竞争择优”为核心的资源配置新范式，打破了旧有单一拨款模式的局限。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4年的成功实践，为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为之后中国基础研究40年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学部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
1984年，国务院明确中国科学院学部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其职能是：“组织学部委员研究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科学技术决策活动”。
为履行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职能，技术科学部和地学部率先组织咨询项目。1986年，技术科学部开始启动首批6个学部咨询项目。1989年底，技术科学部向国务院报送“关于试行公开招聘重点高等工科院校学术带头人的建议”等6个专题咨询报告，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的重要批示。报告的多数内容被有关部门采纳或部分采纳，对相关行业和部门的改革发展和科学决策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地学部1987年开始启动“黄河整治与流域开发研究工作需要总体设计和统一领导”和“关于海洋资源开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建议”的专题调研，提出的建议被国务院领导批示指示到有关部门，要求适时组织实施。
“863”计划的提出
1986年，针对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和实施高技术发展计划的形势，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和陈方允等4位学部委员向邓小平同志呈送《关于跟踪外国战略高技术的建议书》，很快得到批示，进而推动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863”计划）的出台。
“863”计划的实施不仅促进了中国高新技术的发展，而且确立了自主可控、重点突破的战略思维，培养了大批中青年高技术领军人才，为后续“973”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储备了大量人才。
对国家科技规划和国家科技计划的评估
1990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受国家科委委托，对《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进行评议；1990年起，受国家计划委员会（简称“国家计委”）委托，对“八五”科技攻关计划开展了全过程的咨询、评估和评议；为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供咨询意见。这些意见许多被采纳，在有关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7年，科学技术部（原国家科委）实施的《国家基础性研究重大关键项目计划》（“973”计划）的评审，明确规定对于预审通过的项目，需邀请中国科学院学部进行咨询。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由中国科学院咨询和评议成为一项制度。
中国工程院的建立
1992年4月21日，张光斗、王大珩等6位学部委员科学家联名向中央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进一步完善了国家科技咨询体系。
小结
这一阶段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职能从“定位确立”走向“实践探索”的关键转型期，其特点是：以学部委员个人或联名建议为主要形式，并开始以组织行为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主动选题，逐步积累了制度化运作的经验。同时，国家开始将科技规划和计划委托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
第3阶段：科学咨询制度化和组织（1995—2012年）
学部咨询的制度建立和发展
199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咨委会”）正式成立，咨询工作走向组织化、规范化，系统化的制度框架逐步建立。
1. 制度规范：1995年首次制定《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工作规定》，明确了咨询工作的范围、立项程序、组织实施和报告审议等全流程规范。
2. 组织架构：咨委会作为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下设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咨询工作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
3. 工作模式：形成“小核心、大网络”模式，构建以院士为核心、广泛吸纳院内外专家参与的研究组织模式。
4. 研究支撑体系：依托国内高水平科教单位，陆续建立了8个研究支撑机构，为咨询工作提供专业支撑。
5. 传播平台和成果出版体系：2005年，明确《中国科学院院刊》定位为“国家科学思想库核心媒体”，成为传播院士战略咨询成果的重要窗口。建立《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报告》编辑出版制度，逐步向社会公开发布咨询成果。
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工作从早期以科技规划为主，拓展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综合性议题，包括：资源能源与生态环境、人口健康与老龄化、农业与粮食安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突发公共事件应对等。一批高质量的咨询报告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具有重要的科学依据。之后一个时期，在关系到国家长远利益、影响全局、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薄弱环节等重大问题和许多社会发展的重要决策方面，“院士咨询”已经成为一项基本制度。
向中央报送《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1997年12月，中国科学院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报送《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研究报告，提出建设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构想，以及作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关键环节的“知识创新工程”的目标和具体措施。报告得到江泽民总书记的重要批示，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开始实施，这不仅使中国科学院创新水平和能力迈上了新台阶，而且带动了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之后，2006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正式提出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
国家重大战略决策深度参与
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制定过程中，中国科学院学部从顶层设计、专题研究到规划评议，全程深度参与，为规划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方面，中国科学院学部设立了“基础研究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重大咨询项目，明确指出了基础研究对新兴产业的源头作用，为国家正式出台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提供了坚实的科学论证。
在支持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方面，中国科学院学部组织战略研究和重大咨询项目，从科学层面支持了气候变化国际谈判。
科技发展战略和学科发展战略引领
中国科学院于2013年发布《科技发展新态势与面向2020年的战略选择》的研究报告，对世界和我国发展新态势进行了前瞻分析和预判，对国家调整科技布局、设计重大科技创新领域主攻方向提出一系列建议，为国家“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科技规划提供重要参考。
2009年，中国科学院学部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组织包括近200位院士在内的600多位专家，开展“2011—2020年学科发展战略研究”，于2012年出版了“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丛书，形成总报告和19份学科专题研究报告，为之后10年各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随后，双方签署了共同开展学科发展战略研究的合作框架协议，开启了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工作的长期合作。至2022年，学部先后部署学科发展战略研究260余项，基本实现了自然科学类的一级学科的全覆盖：从传统向前沿、交叉融合发展；从单一化向多维化、立体化发展。实践表明，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工作在4个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促进作用：助力科技布局优化、支撑学科发展规划、促进队伍建设、增进学术交流。
科学精神传承与学风建设
中国科学院学部通过完善制度规范，从制度层面对院士的学术行为和作风学风划定了清晰的底线与要求。199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2001年制订《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2004年制订《中国科学院院士违背科学道德行为处理办法》。
中国科学院学部通过多种形式的文化项目，系统性地记录和传播院士们的科学精神与崇高品格。2007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发布《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将科学精神归纳为对真理的追求、对创新的尊重、严谨缜密的方法和普遍性原则。2011年启动院士文库项目，系统汇聚学部史料，沉淀院士文化。
中国科学院学部将科学普及作为弘扬科学精神、推动学风建设的重要阵地，组织院士们身体力行，引领社会崇尚科学的风尚。2002年发起“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活动，迄今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科普活动数万场次。
总体来看，1995—2012年是中国科学院科学思想库建设从制度奠基走向体系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以咨委会成立为制度起点，实现了咨询工作从零散到系统、从被动到主动、从单一学科到跨领域协同的跨越式发展。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重大议题产生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提出资源节约型社会、构建国家创新体系、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供咨询、提出主体功能区规划，以及提出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城镇化发展、“一带一路”、雄安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等主题的相关建议，有关建议被政府采纳，为国家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4阶段（2013年至今），建设高水平科技智库和国家高端智库
2013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科学院时，明确提出中国科学院“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的要求。2013年9月，中国科学院制定《中国科学院科学思想库建设委员会条例》，明确了加快国家科学思想库建设、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的整体布局和总体思想。2015年，《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发布，《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通过，中国科学院成为首批10家国家综合类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之一。2016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以下简称“战略咨询院”）成立，其定位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发挥国家科学技术方面最高咨询机构作用的研究和支撑机构，是中国科学院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的综合集成平台”。
以“建设高水平科技智库和国家高端智库”为新时代的历史使命，中国科学院充分发挥集科研院所、学部、教育机构于一体的综合优势，逐渐形成了以学部为主导、以战略咨询院为综合集成平台、以院内外研究支撑单元及院属机构为重要支撑力量的智库架构。这一架构的确立，使中国科学院智库建设从过去的分散探索走向了体系化、建制化发展，取得形成一批影响国家决策的重大咨询成果，涵盖碳中和与生态文明建设、科技创新与体制改革、区域发展与重大工程、前沿研究与国际合作等国家重大战略决策和重大战略需求。
在智库研究方法上，实现了重要创新：创立智库双螺旋法等理论体系，推动智库研究从经验式向科学化、规范化转化；提出“负责任智库研究”理念，强调智库研究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探索人工智能（AI）赋能智库研究，提出人工智能赋能智库研究“五大能力”框架。
2024年12月，《中国科学院面向2030年高水平科技智库建设规划》发布，提出了建设思路与目标，明确了重点任务与举措，为中国科学院建设以学部为主导、战略咨询院为综合集成平台和智库机构、院属单位为专业支撑力量的体系化智库发展新格局，率先建成高水平科技智库提供了行动纲领。
总体评价
中国科学院科学思想库功能经历了由自发形成到制度确立、由科技咨询到综合战略研究的演进过程，其核心贡献在于：
1. 为国家重大科技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2. 推动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与创新体系建设；
3. 引领国家科技战略方向；
4. 弘扬科学精神、塑造创新文化。
三、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发展的时代需求和挑战
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其定位和功能既源于几十年来在科技研究、战略咨询等方面的积淀，也源于对历史贡献认可基础上在新时代发展需求下所赋予的新使命，更是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对科技战略引领的迫切需求。
新时代的需求
发展方式转型的需求
中国的发展正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深刻转型，科技不再仅仅服务于既定的发展目标，而是日益成为塑造发展目标本身的关键力量。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其核心意义在于为国家引领未来发展提供战略咨询与思想先导。
通过基础前沿领域的长期深耕和对交叉学科的持续布局，中国科学院具备敏锐捕捉尚在萌芽但可能引发颠覆性变革科学突破的能力，为国家前瞻布局战略机遇、化解技术风险，于创新驱动转型中把握先机。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
现代国家治理的对象日益复杂，政策问题的技术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科学院作为连接科学共同体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桥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知识枢纽”功能：一方面，将科学家对自然规律的认知与技术潜力的判断，转化为可供决策参考的政策建议；另一方面，把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翻译”为可研究的科学议题，引导科研力量向国家战略需求聚焦。
国际竞争的需求
全球科技竞争已从单一技术指标竞赛，演变为技术路径、规则体系与制度安排的综合博弈。这要求国家具备“战略科技认知能力”，即对竞争态势、深层结构、风险分布与演化趋势的系统性理解。中国科学院的独特价值在于：依托覆盖多层级、跨领域的研究网络，能从系统层面把握技术与产业、安全、制度的关联，为国家提供关键技术路径、技术安全及制度竞争格局的整体性判断，有力支撑复杂博弈中的战略决策。
全球治理参与的需求
在全球治理层面，中国正从规则接受者转向规则塑造者与公共产品提供者。这要求国家不仅具备外交能力，更需掌握提出科学方案、以技术支撑引领治理议程的能力。中国科学院的独特作用在于：组织多学科力量针对全球共同挑战开展系统性研究，产出共享的科学数据与知识产品，为全球问题提供科学方案。同时，通过牵头或深度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建设国际科学组织网络、提供全球公共科学产品，在科学层面推动议题形成与共识构建，为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知识基础与规则塑造能力。
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需求
当今科学技术正经历深刻变革，使得对科技发展方向的判断本身成为高度专业化的任务。真正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判断，必须深植于科技自身发展的前沿实践之中。
在这一点上，中国科学院的根本优势在于其“科研—思想一体化”的结构：作为国家最大规模的科研体系之一，其思想供给直接来源于一线科研实践，能够在方向选择、路径设计和可行性评估3个层面形成统一的认知基础，确保科技发展方向的选择既有前瞻性、又有可行性，为国家科技决策提供不可替代的实践根基与认知保障。
挑战
面对时代发展的需求，中国科学院在推进“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建设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现实挑战。
1.需求响应的精准性与时效性有待提升
当前科技决策节奏显著加快，对思想库的快速响应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研究模式周期较长，难以充分适应应急决策的需要；同时，对决策需求的精准把握仍显不足，部分研究成果与政策实践存在脱节，难以有效支撑精准施策。
2.跨学科整合机制须强化
重大科技问题普遍具有高度交叉融合的特征，迫切需要建立有效的跨学科协同机制。目前，学部与院部之间、跨所与跨学部之间的协同整合机制，以及相关激励评价体系仍需加强，综合研判与系统集成能力也需要进一步提高。
3.成果转化与影响力评估体系待完善
思想库成果的核心价值最终体现为对决策的实际影响力。然而，当前尚缺乏科学的成果转化机制与影响力评估体系，部分高质量研究成果未能有效转化为政策举措或实践方案。
4.国际话语权与全球治理参与度须提升
在全球科技治理体系中，中国科技思想的声音与中国日益增强的科技实力，目前尚不相称。思想库在国际传播能力、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等方面仍存在短板，须加强。
5.人才队伍结构有待优化
既深谙科学又通晓政策、兼具国内视野与国际经验的复合型人才相对匮乏，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研究质量的提升与决策支撑能力的增强。
四、关于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定位、战略和发展措施的思考
定位
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的定位，是与其作为国家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机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与高技术综合研究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定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界定为连接科学前沿与国家战略、贯通知识生产与治理体系的战略性科学思想中枢，具体包括3个方面。
1.源头型思想库
科研实践为基础，思想供给直接来源于科学发现与技术探索一线过程，能对科技发展趋势、内在逻辑及重大问题作出原创性、前瞻性判断，提供高质量的认知源头。
2.战略型思想库
以服务国家长远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为导向，围绕发展转型、国家治理现代化、国际竞争等重大议题，提供关于发展方向、重点领域与路径选择的系统性战略判断，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方向塑造作用。
3.枢纽型思想库
以贯通科学共同体与国家决策体系为功能。依托嵌入科研体系与国家任务的结构性位置，将复杂的科学认知转化为决策所需的战略信息，同时将国家需求反向引导至科研议题之中，形成科学与治理的制度化连接。
战略
以源头供给为基础，以战略导向为牵引，以转化机制为支撑，构建一个持续生成、系统整合并有效转化科学技术战略认知的能力体系，具体包括四大战略取向。
1.前沿驱动
依托对科学前沿的持续嵌入与主动识别，在科学问题尚未完全显性化时把握潜在方向与关键变量，提升战略判断的前瞻性和原创性。
2.问题导向
围绕发展转型、国家治理、国际竞争等重大领域，将复杂现实问题转化为可分析的科学对象，揭示其内在机制，形成具有解释力和指导性的战略认知。
3.转化嵌入
建立稳定机制，将科学判断转化为政策语言、战略选项与制度安排，使思想库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体系，成为决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4.能力筑基
持续建设数据、方法、人才三大基础设施，为战略能力提供坚实支撑。
功能
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应充分发挥思想引领、战略策源和决策支撑作用，成为科技前沿瞭望者、重大问题凝练者、政策优化评估者、危机应对智囊团和科技伦理守护者。
1.科技前瞻预测与战略方向研判
发挥多学科交叉优势，构建系统化的科技预见方法体系，持续开展未来科技发展趋势分析，识别具有潜在颠覆性影响的关键技术方向，为国家提供前瞻性战略判断，从而体现其前沿认知生成功能的现实形态。
2.重大科学问题凝练与攻关路径设计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对“卡脖子”问题进行系统性分析，凝练关键科学问题，并提出包括技术路线、资源配置与组织模式在内的整体解决方案，从而体现其国家问题组织功能的具体作用。
3.科技政策评估与创新体系优化
依托其独立性与专业性，开展科技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研究国家创新体系运行规律，提出优化资源配置与制度安排的建议，为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提供科学依据，这体现其战略认知形成功能在制度层面的延伸。
4.应急响应与危机决策支持
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在突发公共事件及国际科技博弈中及时提供科学依据与决策建议，支撑国家在不确定环境中的应对能力，这体现了其决策转化功能的即时性与实战性。
5.科技伦理与风险治理
前瞻性研究新兴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伦理与社会影响，推动构建符合中国发展阶段与价值取向的科技伦理与风险治理体系，从而在更深层面上拓展其战略认知与治理支撑功能。
举措
重点在组织模式、研究方法、传播机制、人才体系与国际合作5个维度实施系统性举措，以全面提升战略咨询的前瞻性、战略性、科学性和影响力。
1.创新组织模式，构建矩阵式战略研究体系
构建以任务为导向的柔性组织体系。整体上以院士为核心，辐射全国科技界和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发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和科学数据中心等支撑平台作用，依靠战略咨询院和各研究所战略研究中心等建制化政策研究力量，形成网络化的智库研究架构。纵向保持专业深度，以各研究所为基础，深耕特定领域；横向加强交叉融合，组成跨学科跨部门研究团队，针对重大问题开展协同攻关。同时，建立开放的“外脑”网络，吸纳院外专家参与，形成内外结合的研究共同体。
2.突破研究方法，打造数智化科技预见体系
依托科学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文献计量、专家智慧、人工智能融合的分析平台，增强趋势识别、情景模拟和影响评估能力，提高战略研究的科学性、前瞻性、敏捷性。
3.优化传播机制，畅通多层次成果输出通道
针对不同受众，开发多样化的成果形式，包括内部简报、公开报告、媒体解读、国际发表等。建立与决策部门常态化的沟通机制，确保研究成果的及时传递和推动研究成果高效转化为政策方案，强化决策影响力。同时，加强公众传播，提升公众传播力。
4.重构人才体系，培养兼具科学素养与政策智慧的复合型人才
设立科技战略研究人才培养专项，建立“旋转门”机制，鼓励科学家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双向流动。创新差异化评价体系，对思想库研究人员采用与基础研究不同的评价标准，突出其政策影响力和社会价值。
5.深化开放合作，构建全球化科技思想交流网络
主动设置全球科技议程，发起国际重大科技议题研究。与国际知名思想库建立深度合作，共同开展全球性科技问题研究。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战略科学家，推荐更多中国专家参与国际科技组织，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提升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
【作者简介：冯 霞系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咨询与智库建设处处长。主要研究领域：科技管理、科技战略咨询等。樊春良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技政策专业委员会主任。研究方向：科技政策与科技管理、科学与社会、国际科技合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