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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慧等:农田水利设施

时间:2015-07-14 来源:湖南智库 作者:admin

周慧等:农田水利设施(图1)
一、问题的提出

农田水利设施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而农田水利建设和运营主要包含前期项目融资(水利建设投融资机制问题)、项目建设和项目建成后运营管理三个阶段。从前期项目融资来看,改革开放后至今,我国农田水利设施固定资产投资逐年增加,但其对农村经济的带动力不强,我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效率不高是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第一个“金融瓶颈”①许丹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经济纵横》2013年第10期。

我国农田水利设施运营效率较低的另一个原因是重建设轻管理,项目建设和后期运营管理混乱使得农田水利设施使用效率降低,加剧了供需矛盾。本文探索改进农田水利设施运营效率的基本思路是:水利设施前期投资和中期建设由政府主导,而后期运营与管理实行使用权制度公司化管护模式,即成立由农户参与的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私合作组织(如灌溉公司),在灌区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按照“谁付费谁受益,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确立农田水利设施运营主体②王克强、王春明、俞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农户参与管理决策机制研究》,《农村经济》2011年第9期。

参照公司制建立现代治理结构,建立农户参与管理及决策机制,用工业化理念发展现代农业。基于上述构想,针对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公司化运营意愿及水价支付意愿(投资意愿),本文选取湖南省粮食主产区常德市汉寿县、株洲市醴陵县、永州市祁阳和蓝山县、益阳南县5个县(区)8个乡镇17个村,共400家农户进行实地调查,实证分析种粮户参与意愿,并验证影响种粮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公司化运营的主要因素。

二、国内研究现状

费振国、侯军岐认为包括水利设施在内的农村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加强项目管理是其发挥作用的关键。目前中国农村基础设施项目管理滞后主要表现在:农村基础设施项目管理主体的缺失;建设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农村基础设施项目运营管理效率低下;农村基础设施项目监管不力费振国、侯军岐:《农村基础设施项目管理体系的构建》,《农村经济》2009年第9期岑乾明、宋卫琴提出我国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不仅存在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的问题,还存在“后供给”管理混乱与缺失的问题,从而造成各种形式的“公地悲剧”,加剧了农村基础设施供需矛盾岑乾明、宋卫琴:《“后供给”管理——走出农村公共产品“公地悲剧”宿命的关键》,《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1期。 。

耿玉春认为“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是产业化,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出路是规模经营”耿玉春:《推进我国农业规模经营发展的外部困扰与化解对策》,《经济纵横》2013年第10期。。岑乾明、宋卫琴建议为避免“公地悲剧”,农村公共产品不仅要注重供给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同时也应重视建成后的运营管理。作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承载主体,公司化运营已经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乡镇基层政府应该大胆进行改革创新,依托村民、非营利民间团体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等各方主体,形成共同管理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多中心治理”模式②。王克强认为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中,用于全社会普遍受益的大型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林业生态建设的支出较大,因此需要加大国家的财政资金投入。而其它农田基础设施的投资宜采取民间投资,民间供给的方式王克强:《对我国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政策促进三农发展的思考》,《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部分学者探求运用实证方法,为农田水利设施运营研究引进新的思维。曾福生、郭珍根据1989-2010年各省的面板数据,利用 DEA-Tobit两步法实证研究表明:地方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一定对(包括水利设施在内的)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效率有促进作用,并进一步指出教育水平与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效率显著正相关,人均GDP、财政支农支出占GDP比重、市场经济改革与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效率负相关曾福生、郭珍:《中国省际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DEA—Tobit两步法的分析》,《求索》2013年第4期。 。孔祥智等运用博弈模型和计量模型方法,分析了广西横县116户农户参与水利设施运营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参加意愿受农业经济活动特征因素的影响孔祥智、史冰清:《农户参加用水者协会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西横县的农户调查数据》,《中国农村经济》2008年第10期。 。刘辉等得出了受访农民的身体健康状况越好、文化程度越高、家庭劳动力越短缺、种粮补贴与种粮投入的比例越大、种粮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大、受访农民对现阶段农田水利设施整体状况的评价越差、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对农业生产的重要程度越高、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越大,农户越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等基本结论刘辉、陈思羽:《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对湖南省粮食主产区475户农户的调查》,《中国农村观察》2012年第2期。 。

三、研究假说

针对种粮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公司化运营和水价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从种粮户个人及家庭特征、惠农政策实施力度以及农民对农田水利设施运行现状的满意度等三方面提出以下假设推论。

假说1:在种粮户的个人及家庭特征中,文化程度、经济状况、种植面积等有正向影响,年龄则可能对选择公司化运营有负向影响;另外,男性种粮户选择公司化运营意愿较强。

种粮户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就性别来看,大部分种粮户都是男性,一般来说男性比女性对新生事物更容易接受。种粮户年龄越大,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可能越差,会受到传统的思维影响而误以为兴修水利只能是政府主导的行为。从文化程度和经济状况来分析,文化高和经济条件好的种粮户,因为接触面更广,对公司化运营的利弊有所了解,所以更加倾向于选择让非政府机构来进行管理。通常种植面积比较大的种粮户,会雇佣劳动力和投入机械设备用于粮食生产,所以他们对新生事物接受能力好,选择公司化运营的意愿比种植规模小、主要是自己参与生产和机械化程度低的种粮户更高。

假说2:惠农政策(粮食补贴、水利设施投入、政府鼓励程度)评价力度越大,种粮户生产的积极性越高,对能够保障其安全生产的水利基础设施有着更高的要求,提升公司化运营的心理期望。

粮食收购价和生产资料价格是种粮户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种粮的成本与收益。国家政策对整个农业生产有极大的影响,是国家在宏观层面上进行的调控。如国家提高粮食的最低收购价,同时为了应对大幅上涨的农机、化肥价格等,采取提高粮食生产的各项补贴。任何一项农业生产都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与支持,如果政府鼓励企业参与水利基础设施运营,也会对种粮户赞成水利设施公司化运营产生极大的影响。此外,政府加大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和开放水利设施的运营权利,给契约型和信托型运营企业能够参与农村水利基础设施运营提供了渠道。

假说3:种粮户对水利基础设施现状的满意程度也会对是否赞成水利基础设施运营公司化有着重要影响。

当前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功能差、效率低以及不便利,使得种粮户不满现有运营模式,并促使其寻找替代的更加先进与科学的运营方式,以降低灌溉成本、提高抵抗自然灾害能力等。

四、数据来源和样本种粮户特征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2013年7月至9月对湖南省5个粮食种植区种粮户进行的实地调查。此次调研主要采取随机走访、问卷调查以及与村干部等相关人员访谈等多种方式,基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粮食产量、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情况的综合考虑,选择了常德市汉寿县、株洲市醴陵县、永州市祁阳和蓝山县、益阳南县5个县(区)8个乡镇17个村,调研对象主要为成年人、有意愿参与和配合调研的村民。此次调研共发放调查问卷400份,回收调查问卷400份,剔除数据缺失和矛盾错误信息问卷52份,最终获得了有效问卷348份,问卷有效率为87%。

(二)样本种粮户特征

在年龄构成方面,受访种粮户中25岁以下的年轻人只占8.6%,绝大部分都在26到55岁之间(占75%)。在性别构成方面,男女比例为87.9%和12.1%。在文化程度和经济状况方面,以小学文化及以下(46.6%)和初中文化(35.0%)占大多数;家庭年收入在8万元以下的占大多数,3万元以下占42.8%,3万元-8万元占37.3%。在种植面积、劳动力和机械化水平方面,大部分种粮户的种植面积少于50亩(81.6%),机械化程度差(67.8%)而且主要劳动力来自亲属(80.4%),说明大部分种粮户生产依然是家庭式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模式,具有种植面积小、大部分农业活动使用人力畜力完成等特点。

(三)计量模型

种粮户对参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运营存在赞成与不赞成两种观点。对于这种二分的离散变量无法直接使用一般的线性回归来进行分析。Binary logistic模型是将逻辑分布作为随机误差项的概率分布的一种二元离散选择模型。本文以此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

周慧等:农田水利设施(图2)

(四)变量测量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种粮户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运营公司化的研究假设,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将影响种粮户进行决策的因素分为3大类,共13个自变量,既种粮户基本特征(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劳动力来源、种植面积、种粮收入、机械化)、政策支持(粮食补贴政策评价、水利基础设施投入评价、政府鼓励程度评价)、水利设施现状(近五年是否新筑水利设施、维护状态、抗灾害能力),见表1。

周慧等:农田水利设施(图3)

 

 

五、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348个种粮户样本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检验结果显示,模型的预测准确度为79.9%,说明该模型可以解释因变量变动达到81.0%。在模型拟合度方面,-2Log likelihood值为280.334,Cox&Snell R2和Nagelkerke R2分别为0.314和0.442,因此可以认为方程总体显著,说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良好,回归分析所得结果可以作为分析和判断各影响因素作用方向和大小的依据。

 

 

周慧等:农田水利设施(图4)

    从表2中知,文化程度、种植面积、家庭年收入、水利基础设施投入评价是不显著的自变量,可以在模型方程中剔除。在10%的显著水平下,有年龄、政府鼓励程度、抗灾害能力通过了检验。在5%的显著水平下,有劳动力来源、机械化水平、粮食补贴政策评价通过了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有性别、新筑水利设施、维护状态通过了检验。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种粮户个体特征。(1)性别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运营公司化的影响方向和预测方向一致,呈正相关。表明,相比于女性,男性种粮户对参与公司化运作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意愿更加强烈。调查统计显示,男性同意公司化运营的概率远远大于女性,分别为73.8%和33.3%。(2)年龄对种粮户参与水利设施公司化运营意愿的影响方向与预测方向一致,呈负相关。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种粮户难以改变其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生产习惯。统计结果表明,40岁以下的种粮户,80%都会选择水利设施的公司化运营,说明年轻人对新生事物更具包容性。(3)劳动力来源和机械化水平的预测方向与建模结果一致,呈正相关。表明采用雇佣和机械方式进行农业生产的种粮户比使用人力畜力进行农业生产的种粮户,更愿意水利基础设施由公司来运营。统计结果表明,92%的劳动力为雇佣和87.5%机械化水平较好(一般及以上)的种粮户会赞成水利基础设施的公司化运营,说明生产方式与方法更先进的种粮户对水利设施依赖性更强,从而对水利基础设施由公司来运营更加感兴趣。

    第二,国家政策引导。(1)种粮户对粮食补贴政策的评价对水利设施公司化运营有正向的影响。国家粮食补贴政策力度越大,越能刺激种粮户进行粮食生产,进而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可靠性要求增加,更愿意选择能够提供更好服务质量的专业公司来运营水利设施。统计结果表明,种粮户对粮食补贴政策评价划分不满意、基本满意、满意和非常满意四个等级,在各个等级中赞成水利设施公司化运营的比例分别为28.5%、73.8%、77.8%和100%,说明种粮户对粮食补贴政策越满意赞成水利设施公司化运营的概率越大。(2)种粮户对政府鼓励程度的评价对水利设施公司化运营有正向的影响。一方面政府行政与经济措施降低了水利设施运营门槛,提升了水利设施运营获利期望,能够更好地吸引公司进入到农田水利设施运营领域;另一方面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归属集体所有,政府的大力宣传与鼓励,能消除水利设施所有者的戒心,增加对公司化运营的信心。统计结果表明,种粮户对政府鼓励程度评价的不满意、基本满意、满意和非常满意四个等级中,赞成水利设施公司化运营的比例分别为35.8%、65.2%、85.1%和100%,说明种粮户对政府鼓励程度越满意赞成水利设施公司化运营的概率越大。

    第三,农田水利设施现状。(1)新筑水利设施对水利设施公司化运营有正向的影响。新筑的水利设施,说明种粮户对水利基础设施存在需求,提升赞成水利基础设施公司化运营的预期。统计数据表明:生产环境周围有和没有新筑水利设施的种粮户赞成公司化运营的比例分别为82.2%和57.2%。(2)现有水利设施的维护状态和抗灾害能力对水利设施公司化运营有负向影响。种粮户对于维护状态和抗灾害能力越差的水利设施的满意度越低,越希望能找到能够提升水利设施维护状况、运行效率和抗灾害能力的方法,所以更加赞成对水利设施公司化运营。统计数据显示,对于维护状态,认为“无人看管”和“一般”的种粮户占所有赞成水利设施公司化运营的比例为90.2%;对于抗灾害能力,认为“差”和“很好”的种粮户对于赞成水利设施公司化运营的比例分别为71.4%和50.6%。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湖南省粮食种植区的348户农户为调查样本,通过建立二元 Logistic 模型实证分析了种粮户参与农田水利运营意愿的影响因素,得出了如下结论:在种植户是否愿意农田水利公司化运营决策模型中,性别、劳动力来源、机械化水平、粮食补贴政策、政府鼓励政策、新筑水利设施的影响程度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是否愿意农田水利公司化运营;年龄、水利设施的维护状态和抗灾害能力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是否愿意农田水利公司化运营;而文化程度、种植面积、家庭年收入、水利基础设施投入等影响不显著。

    由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第一,加强科技教育,提高种粮户的思想认识。通过科技教育和培训,引导种粮户认识农田水利设施公司化运营对于保障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重要性,提高种粮户对农田水利公司化运营认识,鼓励种粮户参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运营。第二,转变政府职能,从送“鱼”到授之以“渔”。改变过去单纯的水利建设投入政策,提供多方面的政策与经济手段,引导管理服务企业进入农田水利运营管理,打破我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效率不高的“金融瓶颈”。第三,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农惠农”和农田水利投资力度,如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提高农机补助比例,提升种粮户对使用农田水利设施服务的偿付能力。第四,审时度势,从种粮户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种粮户的家庭经济情况、种植面积和劳动力来源差异等,适度调节水利设施的使用价格,提高种粮户参与水利设施公司化运营的积极性。

刊载于《求索》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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