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的力量》一书的出版速度是蛮快的，从翻译到出版不到一年的时间，在译者后记中，我交代了这本书的翻译过程。也许读者不知道的是，《智库的力量》一书书名的确定颇费了许多精力。
这本书本来的书名是How Think Tanks Shape Social Development Policies，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智库如何影响社会发展政策》，但是出版方希望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以扩大书的影响，并且明确说需要一个与我早年翻译的《国家的视角》类似的书名。我们琢磨了很久，但是想了几个都不是很满意，最后还是编辑确定的这个书名。从这个书名中的确感觉到编辑的独具匠心，一方面与《国家的视角》相呼应，也容易被记住并显得很大气；同时又包含了英文书名中shape的意思，与原书名并非毫无关系。但是这个书名也带来一个问题，智库的力量在哪里呢？
从智到库
《智库的力量》一书起源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次会议。这个会议召开的时候，智库在中国还没有热起来；作为会议的推动者，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智库的学者麦甘在中国还没有名气，所以会议比较低调。参加会议的大体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围绕在麦甘智库研究项目周围的一些国际学者，其中大部分是这本书的作者，他们在报告中多数是阐述自己的机构如何对公共政策进行研究和影响决策，而参加会议的中方学者主要报告的是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包括经济学的和社会学的。会议进行到一半，我曾经开玩笑说，中外学者在这个会议上似乎很难对话，因为中方学者在讨论智（think），而外方学者在讨论库(tank)。
那个时候，“智库”一词在国内还没有流行起来。学界的研究往往被区别为两种，一种是学术研究，一种是政策研究。学术研究更关注基础理论，也更关注独创性；政策研究更关注政策建议和政策效果评价，强调综合性。不管是学术研究还是政策研究，两者都是在智的层面上做工作，也就是说都是分析和研究。
公共政策的问题已经渗透到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会上的讨论很难超脱出政策研究的范围。比如尽管国内的学者讨论的是各自的研究问题，包括收入分配问题、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农村环境问题，以及近几年来在农村治理中讨论的越来越多的“项目制”问题，哪一个问题与公共政策没有密切的关系呢？按照本书主编麦甘的说法，智库是公共政策的研究机构或者是权力与知识的桥梁，那么上述这些研究都是智库研究内容，但是这些报告都没有被收入这本书，是因为这些成果还是在分析和研究的范围内，还缺少库的色彩。
“有智没库”现象的存在首先是因为我们相信知识的力量，我们相信好的学术研究必然对现实问题有很好的把握，因此就会对决策者产生影响。其次，我们也相信，学术成果转化为政策影响的渠道是畅通的。所以“有智无库”使我们生产了许多智库产品，但是并没有像经营者一样，将智库的产品销售出去。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立新型智库的新观点新思想以后，我们的智库迅速发展，出现了一股智库热。许多机构被贴上智库的标签，原有的政策研究部门都转身成为智库；除此以外还新建了许多智库，特别是大学里新建的智库更多；许多研究成果都以智库的名义发表；关于智库的研讨会和评估排名也日渐增多。作为智库热的一个附带结果，《智库的力量》一书的主编麦甘在中国忙碌起来，从各种媒体上可以看到麦甘奔走于各种会议的身影。
“有智无库”的现象正在改变，中国的一些著名智库已经在排行榜上且位居前列，在各种有关智库的研讨会上，中国的学者也不再仅仅是讨论智库的产品，而是会更多地讨论智库本身。在这种背景下，《智库的力量》一书的出版恰逢其时，里面二十多个案例，包括了多种类型，有一些耳熟能详的著名智库，也有一些新兴的跨国智库，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的智库。
中国的智库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推动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和政府决策两个方面的转型。当一个机构公开给自己贴上智库标签后，这个机构必然要关注公共政策的研究，并且要更贴近决策需求。其次，一个智库不仅要生产产品，而且要推销产品，也就是不仅仅研究公共政策，而且要影响公共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已经看到许多政策研究机构在向智库的转型中，其研究问题的选定、研究的方式和研究成果的推介方式都在发生变化。同时因为智库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对公共政策进行研究，且通过各种方式将其成果传达给决策者，这无疑会促进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
但是在智库热的背景下，也需要注意在智库建设中的本末倒置，就是将“库”置于“智”之上，为了争项目、跑资金或者提高知名度而过度集中于宣传和推广，忽视对公共政策的深入研究。尽管推销研究成果是智库的重要任务，但是智库的力量首先还是有高质量的产品，包括问题的重要程度、对问题的分析程度和解决问题的可行性。
从上而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我们看到了一些新观点新要求。那么新型智库与传统的政策研究有什么不同？本书所介绍的案例也许并非是新型智库，但是至少可以给我们做些参考。
影响决策者和决策过程是智库的主要目标之一，我国的智库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特别是在递交政策建议和完成交办的研究任务方面。向各级决策者进言献策一直是公共政策研究影响决策的手段之一，领导的批示也被认为是评判研究成果影响的重要指标。决策者的决策需要决策依据，因此许多决策者在进行决策之前都有可能委托相关的政策咨询机构进行定向的研究，这也是智库对决策产生影响的途径之一。从政策研究部门转变而来的智库对这两种影响决策的途径都很熟悉。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多种途径影响决策，这是我国智库以前较少涉及的。
推动利益相关方，共同完成重大的社会发展行动。著名的布鲁金斯学会在关注发展中国家教育的时候认识到，教育状况的改善并非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已经取得很好的成绩，仍然有大量贫困儿童没有或者缺少良好的受教育机会，因此要推动社会各方采取措施改善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在这个报告的起草和发布过程中，有许多不同的团体都参与进来共同讨论，从而使教育问题得到国际社会各方的重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再如透过监督来改善政策实施机制。智库多关注提供政策建议，但是政策的效果不仅仅与政策设计密切相关，而且与政策的实施也有直接关系，因此透过监督来推动政策实施也是一些智库发挥作用的有效手段。墨西哥的研究与分析中心长期关注是哪些人获得了政府提供的农业补贴，通过这种监督改善政府补贴的效果。阿根廷的促进公平与增长的公共政策执行中心主要关注教育拨款是如何落实的，通过监督政府的教育拨款落实情况来推动教育的公平发展。
智库多关注宏观的战略问题，在这方面，我国的智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是那些关注微观规划的智库也同样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作用。在《智库的力量》一书中有两个印度的例子，分别对印度的班加罗尔和德里的交通状况改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具体方案，并推动了方案的落实。
智库是研究公共政策的，但是智库服务的客户并非仅有政府一家，尽管政府掌控的资源较多和作为决策者的地位使其成为智库首先要影响的目标，但是还有许多其他途径可以使智库发挥作用，进而推动社会发展。这其中包括直接诉诸利益相关方而采取有效的行动，透过媒体推动公共政策的完善，以及推动国际机构、专业组织和社会组织。发挥智库的力量，中国的智库需要多方位的发力。
（来源：金融博览杂志，2016年03月01日；作者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8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社会学习研究生班，之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从事农村发展研究，后转入社会学研究所，并建立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注重实地调研，跑遍中国大部分省区，并在温州、东莞、西藏、内蒙和青海等地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研，曾作为项目专家服务于UNDP、亚洲开发银行、IFAD、乐施会等国际机构。研究领域涉及到农村基层治理、农村金融、农村环境与贫困地区发展，其著作《环境压力下的草原社区》在草原牧区的研究领域有着较大的影响，所翻译的《国家的视角》一书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