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吹风会，发布区域国家2014-2015年度报告。作为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的智库，PECC每年要为会议讨论的主题贡献智慧，智囊们更是成为每年APEC会议的嘉宾。
令人感到惊喜的是，围绕着此次APEC会议的举行，中国智库的身影也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在此之前，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全面参与了APEC领导人会议成果设计与具体方案的政策咨询研究，并完成“中国主办2014年APEC会议咨询研究”等多个重大研究项目，提交外交部、商务部、国家旅游局、中国贸促会等相关部门。10月29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北京发布报告，呼吁加快亚太经济一体化。11月3日，中国网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举办了“2014年北京APEC峰会倒计时”智库沙龙活动……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主任王荣华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认为，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智库”，到把智库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智库介入公共决策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应当树立知识和智力是第一资本、第一资源的观念，既要发挥各级各类智库的能动作用，实现体制机制创新，又要强化政府的引导以及对决策咨询的支持作用，为智库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氛围。”王荣华这样分析智库的发展方向。
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真正科学机制尚未形成
2013年4月，习近平作出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批示，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这一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的表态，也是继十八大报告里明确提出“发挥思想库作用”后中央对智库建设更深层次的阐释。
同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多次已被提及的“智库”概念，首次出现在中共中央文件中。
10月27日上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时强调，“要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
“我认为，国家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主要背景在于我国智库建设落后，不利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态的竞争。根本目的是要提升我国整体竞争的谋略水平，强调‘会干兴国’，增加我们国家、区域、省市县、企业、各种社会组织的国内外核心竞争力。”商务部研究院产业研究员沈云昌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在我看来，新型智库的建设有三方面的考虑。第一，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发展，需要吸引更多更专业的政策研究者和学者的声音，而智库正是专业的思想生产者。第二，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对于海量信息的真伪，需要专业人士来筛选与辨别。第三，中国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智力支撑，而这些工作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智库予以支持。”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
社会发展亟需智力支持催生了“智库热”，但智库发展中的缺陷也随之显现，而这也是高层力推“新型”智库的另一出发点。
“我国智库真正科学化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形成，特别是官方的或者准官方的智库，行政依赖还比较重，民间智库赖以生存的基础，如资金筹措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平等竞争机制等，也都比较缺乏。”王荣华对记者说。
尚未形成科学化体制机制的中国智库，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显示出后劲不足的弊端。
“从属性定位上看，智库对咨询公司、学术机构与自身的概念差异仍然认识不清。从价值立场上看，智库对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国家忠诚度仍然不够。从跨国互动上看，智库国际化的进程还远远不够，无法为中国参与更多的全球事务提供足够的思想支撑。从人员培养上看，中国智库尚未形成完整的人才培养土壤，既未能为政府孕育足够多的后备精英，也没有形成对国际组织的人才输送力。”王文对记者分析道。
数量升至全球第二 新型智库如何建设
关于智库，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在今年1月发布的《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以下简称《智库报告》)中认为，“智库主要是指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
近几年以来，一批以建设现代化智库为导向、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目标的智库迅速成立，中国智库数量从2008年的全球第12位跃居当前第2位。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TTCSP)”今年1月发布的《全球智库发展报告2013》显示，排名第二的中国现有426家智库，仅次于美国的1828家。在“全球百强智库”中，中国有6家上榜。
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在《智库报告》中，将我国的智库分为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高校智库、民间智库四种类型。
“中国基本形成了从以党政军智库为主，到党政军智库和社会科学院、高校智库、民间智库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各类智库对政策形成的影响力愈加显现。可以说，中国重要的决策和公共政策都有各类智库的声音，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决策咨询体制和公共政策形成机制已经基本建立。”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主任王荣华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
谈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的“新”，王荣华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智库研究成果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基础；智库研究应以科学决策为目的，体现知识与政策的结合；智库研究应体现决策咨询研究的问题导向与前瞻性；智库研究应成为专家学者深度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
沈云昌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认为，新型智库的建设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智库的组织主体新。建设新型智库，除了提升官办智库水平外，还应强调民间智库的发展，特别是要重视独立的第三方智库的发展，民间智库的发展必将改变我国智库主体的结构。
第二，智库的研究方向新。原来的智库研究范围偏重政治、军事、宏观经济，新型智库的研究范围将进一步细分化、专业化，例如中商智库专注于园区经济发展、招商引资，成为了促进园区经济发展的实战型高端智库；赛迪顾问就专注于电子信息产业，成为了国内电子信息产业咨询的第一智库。
第三、智库的服务对象新。以往中国智库的服务范围中心是为各级政府服务，此次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将进一步促进服务对象面向广大企业、非政府社会组织的新型智库的发展。
“我认为，可以用咨政、启民、伐谋、孕才这四个词来概括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具备的功能”王文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咨政，是指好的新型智库，需要充分介入到政策制定的前端程序(如调研、意见征集、方案设计等)、中期建言(通过内参、研究报告等形式设计政策框架)、后期完善(包括评估、完善及应对社会舆论)等所有过程。
启民，是指在诉求多元化的舆论环境下，新型智库在中国功能定位不能只满足于内部建言，而应起到了政府决策层与社会舆论之间矛盾化解与协商沟通渠道的作用。
伐谋，说的是中国智库要屹立于世界之林，须多通过举办高端的国际论坛，发布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报告，抢夺国际话语权，提升本国思想的国际干预力，推动中华文化与思想走向世界。
孕才，是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能重复过去将退休干部或边缘化官员安置到研究部门的惯性，相反，应当担负起培训各级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的重任，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高端人才储备以及政府职位的选择空间。
既要完善自身能力又离不开政府支持
在全球智库的发展中，美国智库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影响力上，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和地区。《2013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关于“智库最多的国家”排名显示，美国以1828的数量高居榜首，远远高于第二名中国的426家和第三名英国的287家。
美国智库有一大特色就是“旋转门”机制。所谓“旋转门”，即智库成员的身份在政要与研究者之间变换，有人甚至“旋转”两三次，使政府保持活力，使智库成为给政府培植、储备人才的地方。正因如此，发达国家智库的社会能量相当大，游刃于政界、商界和学界，对政府决策、公共舆论有直接影响力。在美国，每逢重大政策的决断，一般是智库先提建议，然后是媒体讨论、国会听证，最后政府采纳，智库的参与度、公信力都很高。
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秘书长洪民荣和副秘书长权衡指出，全球智库的发展呈现四个新趋势：一是全球智库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国际关系等领域抢先话语权，从政策的论证者、解释者逐步成为政府政策制定的策划者、引领者；二是全球智库充分运用多样化手段工具，更加注重提升自身竞争力、影响力和知名度；三是全球智库全球化理念逐步加强，开始从对国别问题的关注转移到对全球化问题、全球共同治理等重大议题的关注上来；四是智库发展正在成为一种产业形态，一种高端的智力型的服务经济。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智库已是现代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除了提升自身的政策研究能力之外，更要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全球思想竞争的高度，在谋断互动机制、思想市场机制、内部管理机制、融资运营机制与全球传播机制五方面，深化改革现行智库运作模式。”王文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中国智库未来的发展趋势，会呈现出特色化、多元化、市场化、专业化的新特点。”沈云昌告诉记者。
王荣华认为，新型智库的发展，既要完善智库自身能力，又离不开政府支持。
首先，智库要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回答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做实证、讲真话。智库建设既不能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也不能趋炎附势、人云亦云。
其次，政府决策过程要支持、指导智库深度参与，也要营造包容平等和坦诚交流的氛围和环境。政府部门应本着“兼听则明”的思想，主动与学者对话，倾听学者观点，包容学者的独立思考和不同意见，而不应用资金或时间等条件限制智库研究，实现政府与智库良性互动，因为制度性安排比决策者开明更重要。
第三，智库要充分借助新媒体、新技术、新业态来提升决策研究水平和公众影响力。要充分认识信息化力量对智库从形态到内容的全方位改造。同时，在海量信息甚至泛滥的情况下，智库要提升梳理、整合信息的能力，不为“浮云”所蒙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