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11月22日讯 2018当代中国与世界智库论坛今日在成都开幕。中国翻译协会会长、中国外文局原局长周明伟在论坛上发言。
以下为周明伟发言全文：
以智库合作创新带动全球治理创新
——在2018当代中国与世界智库论坛上的大会发言
中国翻译协会会长、中国外文局原局长 周明伟
（2018年11月22日，成都）
各位专家、各位大脑、各位同事：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在创新之城，也是中国的第四个中心城市——成都，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大脑一起探讨智库合作与全球治理创新的话题。刚才有记者同事问我，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这要感谢特朗普，他大大增加了我们研究全球治理的关注度和紧迫性、现实性。
近两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这次会议，也是我们研究全球治理的大的背景。但如何理解这句话？
我们先简单回顾过去百年发生了什么。这100年里，人类先后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苏冷战的结束。一战和二战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破坏，共有6000多万人因战争失去生命，物资损失超过4.2万亿美元。二战结束70多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20多年来，国际社会建立并不断完善以联合国为主体，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制的全球治理框架。世界局势总体和平，经济社会整体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而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规则为基础，以包容为前提，以公平为导向，以共赢为目标的全球治理。
国际形势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大变局的本质，是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尤其是大国力量之间的变化。那“百年未遇”的“大变局”的含义是指什么？
1、非西方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冷战结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一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的中心首次开始由西方向非西方转移。世界银行统计，在2013年开始，E7（中、印、俄、印尼、土、墨、巴西）的GDP总量已经超过了G7（美、日、德、英、法、意、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2.2%）不仅低于发展中国家(4.6%)，而且低于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数（3.6%）;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60%以上。
2、发达国家逃避全球治理责任。新兴力量的发展、制度设计缺失及各种深层次矛盾累积发展，使得全球秩序与治理矛盾突出，但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以“退群”、“美国优先”、“本国优先”等方式逃避对全球治理的责任。
3、西方国家主动放弃二战后确立的治理机制。美国等西方国家以“退约”、逆反、另起规则等方式，正在推翻、否定二战以后由他们自己制定并推动的国际经济秩序、模式和规则（如自由贸易、经济全球化、WTO规则等），而逆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4、中美关系面临新的严峻挑战。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这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出现问题，美国向中国发起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贸易战。
5、非传统安全的多领域面临挑战。全球经济增长缓慢，网络安全、气候变化、难民问题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改革乏力，不平等及贫富分化加剧。
6、新技术对全球治理产生重大影响。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积聚力量，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和新思维、新理念，对全球治理的未来走向产生深刻影响。
上述这些前所未有的变化，使得国际秩序的演变和世界发展走向的不确定性大大的增加，国际合作所面临的困难与阻力明显上升。
特别是在“美国优先”的带动下，一些国家也以“政治正确”的名义，重拾“本国优先”，更多专注于国内事务，逐渐失去了对全球共同事务治理的热情和动力。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在11月11日举行的首届巴黎和平论坛上所言，“我担心的是狭隘民族主义观可能再一次崛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甚至担心，“我所看到的是，当今世界出现的一些特征似乎和上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类似，令我们有理由畏惧一连串难以预计的事情会接踵而来。”
要合作还是要对立，要开放还是要封闭，要互利共赢还是要以邻为壑，是选择做对手还是选择做伙伴，国际社会可能再次来到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性的重要时刻，需要我们直面全球治理的现实挑战。在这个过程中，没有那个国家能够置身度外、独善其身，也不可能有哪个国家能单打独斗、功告名成。
智库以产生思想、服务决策、传播知识、引导舆论为使命，它既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越来越成为全球治理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应对我们所共同面对的全球治理的挑战，需要、也有可能推进各国智库之间的紧密合作。
为此，我建议：
1、智库合作需要树立新的理念。以往的智库交流与合作习惯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讲求观点相近或为实现观点相近相同而合作。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在世界大变局之下，我们更要重视与观点不同者、甚至要与竞争者，与敌对手的共事，建立在分歧或对立的情况下对话、寻求信任，为“不同而合作”的“与狼共舞”的机制。只有更加重视不同甚至相反的意见与政策，把事物的多样性乃至矛盾性充分展示出来，才可能真正实现在现实关系中，以不冲突、不对抗的方式应对分歧、管控分歧，并为求同存异、求同化异、搁置争议创造条件。这样的合作更有价值，也更有现实需要。为此，在研究“合作者的竞争”的同时，也要研究“竞争者的合作”。
2、智库合作需要开拓新的领域。当今世界秩序的演变速度，这是我们已有经历所无法想象的。而未来的全球治理，必然会涉及到很多新的方面，我们未必都很熟悉，有些领域甚至我们都还未知。此前，我们的智库在传统安全、经贸合作，也包括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有了一些合作研究的基础。当下，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大变局下如何应变、如何转型；关注并加强在文化与文明交流、交融、交锋甚至冲突，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改变行为方式的背景下，未来地球村共生共存的发展趋势等领域的合作研究，关注如何树立实现“互利共赢”和“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有些人做惯了“老大”，字典里只有“零和”，没有“共赢”），研究在没有“老大”（老大“退群”、不愿意承担责任义务）、尽管“退群”但事实上对世界仍有最大最重要影响力的情况下的全球治理，解决好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问题。
3、智库合作需要增加新的维度。世界的事需要大家商量着做、合作着做。智库特别要通过合作加强对未来不确定性新维度的研究，共同努力将不确定的因素转化为更多的确定因素，将确定的因素更多转化为积极正面的因素。这个过程中，要用好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为文明对话提供新的机会和动力。
4、智库合作需要开辟新的境界。当今智库的研究，当然需要数字，当然需要案例，当然需要模型，但对于真正的智库研究而言，这些都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多哲学的眼光和深入的哲学思考，否则我们可能很容易陷入有些政治家们短期效应和眼前利益的政策需求之中。
期待这次论坛为全球治理贡献我们的智库合作的智慧、和方案。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