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在中国发展了25年的民间智库，安邦智库在圈内显得过于特立独行。
与国内智库普遍热衷于举办论坛，邀请名人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不同，安邦智库从成立之初，就在默默地耕耘内容，致力于挖掘“事实”和“可能性”。过于的低调也一度让外界忽视了安邦智库的价值。但安邦智库坚信，这才是智库真正应该做的事。
对于智库建设，安邦智库一直有着非常深刻的看法和体会。早在2006年，安邦智库就提出中国应该借鉴美国利用智库扩大影响力的做法，当时这样的观点无人问津，五年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智库建设热”与“智库评价热”。随之而来的问题也逐渐凸显，比如，国内智库研究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虽然这些智库在国内搞得轰轰烈烈，但在国际上，在中国的外交上，却难觅中国智库的声音。
面对这样的情势，智库到底该如何进一步发展，他们又面临怎样的发展环境和困难，应该如何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围绕这些话题，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先生最近接受了一家国际媒体的专访。以下为访谈实录。
中国智库的生存与发展
Q：安邦智库将自我定位于“从事宏观经济与战略决策研究的民间智库”，我们注意到“民间智库”这样的表述，能否从安邦智库的历史谈谈您对中国“民间智库”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中国“官方智库”的理解。
A：中国当前处在一个智库大爆发的时代，各类智库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两大背景有关：一是中国国际国内发展的需要。作为有近14亿人口、经济规模全球第二的国家，在国内要解决发展问题，在国际要解决认同问题，需要智库的研究和谋划。二是中央对发展智库的要求和支持。发展智库已写入中央文件，再加上国家巨额的资源投入，众多智库应运而生实属必然。
诞生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一家战略型跨国独立智库，创建于1993年，到现在已经有25年历史。25年的时间是几代人的时间，说法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就很多了，“民间智库”的说法只是其中之一，我们自己更在乎的是“独立智库”这四个字，这是我们自己的说法。目前我们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重庆、成都、长春、乌鲁木齐、马来西亚等多地拥有分支机构。作为一家战略型的民间跨国独立智库，安邦智库拥有数千家政府和企业客户，安邦智库的研究业务覆盖了六大领域：宏观经济研究、产业经济研究、公共政策研究、城市问题研究、国际关系研究、新疆及中亚研究等。安邦智库的研究特点是以信息分析为基础，以大规模复杂知识为系统，进行可持续的跟踪研究。我们很多重大的战略观点都是建立在这一研究基础上的。
安邦智库的成功，还得益于坚持走市场化的道路，最终成功地利用市场营销取得营业收入，同时，还用自己的收入确保了研究的独立性，财务的独立和方法的成熟，在近25年的时间里，为安邦智库赢得了社会的尊敬和政府的支持。
但是，我们也能看到，中国今天还有很多民间智库，其发展还处在很初级的阶段。这类智库大致可分为几种情况：
第一类机构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原因，其发展受到抑制，对公共问题的研究也多以思想、理念宣扬为主，虽然有独立性，但还处于“争取理念空间”阶段，现实性和建设性不强。
第二类机构以规范的咨询公司和研究公司形态出现，在其服务领域中涉及公共政策，它们具有独立性，也有一定的研究水平，但在获得研究课题和资源方面往往受到歧视，难以与官方机构竞争。由于要为生计考虑，这类机构往往饥不择食，难以专注于公共政策研究。
第三类机构是各大学、研究院所的相关研究机构。它们虽然比官方研究机构有较多的独立性，但研究资源本质上还是间接来自政府，研究的独立性也存在问题。近年由于“拉课题”的压力，它们的研究水平有下降的趋势。
与民间智库形成对照的是官方智库，但问题是官方智库的独立性是个大问题，在我们看来，中国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最需要做的，不是由政府投入资源去成立一家家豪华的官方智库机构，而是要放开“市场”，鼓励民间机构去建立和发展独立的智库。首先是要允许民间资金和民间机构进入这个领域，其次是要打破官方智库机构对政府咨询业务的垄断，第三是官方资源也应该一视同仁地公开投向民间咨询机构。
一个经济上逐渐崛起的中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大形势，中国自身发展也面临前所未有的调整。这样的历史背景前所未有地向中国提出了需求：中国需要大力发展自己的智库，需要以更宽松、包容、支持的心态来鼓励民间对公共政策决策的参与。如果中国长期没能涌现出独立的、高水平的、多元化的智库机构，中国的战略研究和公共政策制定水平将长期处于令人惋惜的低水平。未来，一旦中国保持经济硬实力的比较优势消耗殆尽，中国很可能找不到未来的战略发展方向，或者不知道实现战略目标的具体路径。
Q：民间智库与官方智库两者之间一大区别在于“独立性”。您如何理解独立性之于智库的意义。另外，中国的民间智库与官方智库之间，又存在这哪些体制上的差异。
A：民间智库并不见得就有独立性，国家队也未必有独立性，西方智库也未必有独立性，智库要有独立性，那必须从体系到服务，都有拿的出手的东西，都还是独立的。这样的标准，放在全世界衡量，也没有几个。
只有坚持独立性才能做好智库。智库研究非常强调独立性，在安邦智库25年的历史中，一直旗帜鲜明强调独立性，甚至视之为生命线。现实之中，很多研究机构对于独立性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独立性并非讲的是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而是指研究者坚持个人的观点，坚持机构的观点，不去跟风，不去随大流，不去搞羊群效应，不随意附和决策者，这就是独立性。现在不少年轻学者虽然有很高的学历，但研究的资历不深，却喜欢上来就讲“我是左派人士、我是右派人士”。这种做法令人奇怪，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左右的后面有怎么样的历史逻辑在里面？掌握历史逻辑、完成知识积累之后，才可以专业地表现自己的倾向性，否则就丧失了独立性。
我把国内智库分为四类，体制内研究机构、体制内的外延研究机构、体制外研究机构、民间草根研究机构。
第一层，体制内圈层。这个圈层主要指部委司局处室、政策研究室、部委院所等等。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就是决策研究的主力军，这个系统有几个特点，一是控制不透明的数据来源。二是直接受决策意图和体制内条件的影响极大，这是优点，也是缺点，没有多少中立性，命题作文的味道比较浓厚。三是可以直接行文出政策，导致政策成果。
第二层，体制内外延圈层。这个圈层已经是改革的产物，从原有直接拍板的部委司局处室外延到了更多的政府部门机构和利益相关方，但基本依然属于体制内的机构，有政府资金和政府拨款。包括体制内研究部门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信息中心、新华社等，也包括少数地方政府的政策研究机构和有直接影响力的权威人士。这个外延圈层的出现与决策越来越趋于系统化，影响、牵涉到的单位太多，利益相关方太多，常常出现一个部委机关“搞不定”有关部门的情况。
第三层，体制外圈层。这个圈层比较复杂，既包括半体制内的科研机构，大学、科研机构、挂靠研究机构，也包括外资和地方。这个圈层受到的决策意图的影响比较间接、比较少，因而自由发挥的空间反而比较大。以系统论来看，这就有助于将潜在问题透明化，因而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受到重视，得到参与决策进程的机会。不过，他们也有明显的缺陷，不但有外行的地方，还有象牙塔的无形束缚。
第四层，草根圈层。媒体、研究个体户、网络意见等。这个圈层的出现与科技发展尤其是网络社会的形成有关，实际这个圈层的意见已经越来越多地得到反映和体现，因为其他几个圈层的任何人，事实上现在已难以忽略掉网络资料和意见，完全关起门来搞决策。这个圈层的缺点是难以实现机构化，表现有些业余，在决策的节点上有帮助，但在系统层面则有明显缺陷。
在国内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在中国从来不受待见、也没有任何好处的“民间”帽子，竟然被一些从基因上就带有政府背景的官方智库抢着戴上——原因在于，“民间”智库能够显示研究的独立性，与传统机构拉开距离！
Q：这几年智库这一词忽然就火了起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所谓打造“智库国家队”。与此同时社会中媒体等机构也开始打造智库。以您多年从业智库的经验，以目前的发展来看，中国智库的发展存在哪些问题。
A：现在被认为优秀的智库基本是国家队，但国家队并非是专业队，这恐怕是现实。 毋庸讳言，中国当前的智库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国内智库的构成基本以体制内为主；民间智库发展不够，决策的独立性严重不足；研究资源的投入和流向大多集中在体制内机构，加剧了智库机构的单一化；国内智库的研究水平不高，在上下两个层次--战略前瞻与接地气方面都存在不足，有效支持决策的能力不足；号称智库的机构数量很多，但水平良莠不齐，“虚胖”的问题趋于严重。
中国智库自身的评价体系、公信力等问题，也严重影响了中国智库的发展。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智库鲜有显著成就。议程设置能力与话语权弱小，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与西方智库交锋，长期处于劣势。当前中国智库受国外财团等赞助占到很大一部分。有些是外资直接赞助的模式，还有的间接通过其他渠道注入中国智库。
就不同性质的智库来讲，中国官方智库沦为“官方传声筒”的说法长期存在；大学研究机构由于自身的评价体系，致使其研究方向长期脱离实际。
Q：提及智库就无法离开西方的智库。有说法称，如果按照西方智库的标准，中国目前难有真正意义上的智库。你如何看待这种看法，能否谈谈你对西方智库的看法，以及中国该如何去学习和借鉴西方意义上的智库。
A：中国与西方智库的比较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客观的说，一方面中国的智库，的确有不好的地方；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智库，也未必一切就做的很好，以我的观察来看，他们在现有资源条件下，实际做的也很一般，尤其是有关中美关系方面的智库。
相对现在的西方智库，目前中国民间智库发展的相关土壤与环境还不够完善：一是政府的信息公布制度还不够透明完善；二是政策上并没有对智库做好定位，例如智库尽管是众所周知的非营利组织，但现实是民间智库如果没有找到政府机构挂靠，就要选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形式注册；三是政府还没有形成让体制外民间智库参与政府决策与政策研究的常规机制；四是中国社会也缺乏保证其独立性的公共基金以及社会捐赠文化。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
Q：谈到具体问题，首先，经费问题始终是智库发展最为关键的问题。在此方面，能否介绍一下智库的资金来源一般都会有哪些方面，据了解，国外以独立性著称的智库，实际上很多已成为资本的附庸。能否从安邦智库几年来发展的经验来谈这个问题。
A：绝大多数智库，做不到安邦智库这个样子，所以安邦智库是特例，没有普遍性，安邦智库也从未把那些所谓的智库作为比较对象。
西方智库的资金，往往来自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各类基金、企业、私人捐助、政府委托等；而国内研究机构直接由政府出资，完全是由政府出资养着的体制内机构。在服务对象上，西方智库接受委托服务，面向的对象既有政府，也有企业等市场机构，比较多元化；国内官方研究机构的服务对象严格来说只有一个――政府，并且随时要准备好为政府服务，因此它们是“御用”研究机构。
Q：信息获取方面。有说法称民间智库往往在关键信息的获取上存在障碍，您对此怎么看。
A：无非就是保密文化吧，但保密只能保“执行的秘密”，也就是“结果的秘密”。智库做的更多的是执行部门“前面的事情”，打个比方来说，你开车要去哪里，这个可以保密，你开车技术好坏，这个无法保密。所以保密不保密的，只有外行人，才会认为关系很大。
实际上在信息社会中，信息的出现犹如水银泄地般的无孔不入，无所不在，所以公开的信息资料早已经成为一种拥有无与伦比重要性的信源。追踪式研究是智库的基本研究模式，安邦智库就借助二十几个数据库来完成这种追踪式的研究，要求做简报式的产品，将追踪的成果记录下来，进行评估。所以，安邦智库对大小事件随时有观点，并非是偶然的，这是追踪研究体系的成果。一般来说，追踪式研究的优点很明显，来龙去脉很清楚，事务的演变格局和框架很清楚，时间序列中的各个节点很可靠，很清楚，不是传说中的东西，不是人云亦云，这样推导出的结论，就比较可靠。
因此，信息的专业与否实际与信息公开与否并无直接的关系，与信息专业性真正有关系的是信息分析人员的专业性以及他们的持续跟踪研究，这是系统的力量。
Q：研究水平方面。一方面，有说法称民间智库虽然与体制内智库相比更独立，但民间智库的科研水平低，毕竟学术中国的学术精英目前都还在高校和科研院所，没有进入智库的习惯。另一方面，中国智库的研究者常年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很难消除的殖民地心态，尚无法与国外同行开展有效的沟通交流。您如何看到这样的批评之声。
A：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是这样的，只是安邦智库除外。因为安邦智库做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对各种攻击和评论习以为常。
对体制内外的智库机构，应该进行不同的价值控制。但凡是体制内的机构，他们所做的研究就是工作，是政府职能机构的本职和本分，并且与权力结构和相关利益紧密相关。因此，从智库研究的客观性来看，有理由假定体制内机构的建议和观点，与社会环境有一定的不兼容性。而对于体制外的机构（民间机构），则通过“白名单”和“黑名单”进行控制，鉴别其中的价值。由作为用户的政府建立黑白名单来对智库进行质量评判和价值控制，这是目前环境下采取的现实办法。未来，随着中国智库发展的水平提高、环境开放，对智库价值的评判将会有更加多元的判断主体，在智库圈子、专业研究机构、专业舆论环境里，将会形成类似“智库共同体”之类的同行评议机制，这是政府之外的评价机制。
我在兰德访问的时候，兰德公司的人说，你们中国人来的太多了，但有什么用？这个话的潜台词是，我们的这一套，你们学不了，也用不了！这个话也对，也不对。说它对，我在兰德公司看到的情况，的确表明人家的研究事务运作是非常专业和成熟的。西方国家对专业精神的崇拜，贯穿始终，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质量高，影响力就是大，而且要命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西方国家搞政策研究的，项目主管都是头发花白的老先生或是老太太，斯斯文文的，讲话节奏不快，但观点犀利，这种专业人士，很难对付。你靠调门高，一点用处都没有。
中国其实很注重公共政策的研究，从延安时代开始，甚至就是由最高层领导人亲自负责这方面的研究，而且成果一用就是几十年。后来，政治迷信蔓延，这方面的研究就处于停滞状态了。
Q：与政府关系方面。与西方智库相比，中国智库，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他们的声音似乎与决策层始终是“两张皮”。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智库尚没有与政府展现出“旋转门”的设置。同时也有人说，中国各级政府中本身就存在“智库”，比如“研究室”这样的机构，无需“旋转门”机制。以您的经验，“旋转门”机制对于中国智库未来大发展究竟有多大程度的意义。
A：西方国家的智库，存在着一种概念，叫做“旋转门”。智库的学者，从这扇门里面出去，就成为了官员，今后还会从这扇门回来，继续当研究人员。中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现在还不可能这么做。不过，据我所知，实际上我们的制度已经允许这样的操作存在，已经有人从研究领域转而从政，“学而优则仕”的人真的是有的，“商而优则学”的人也是有的，这不令人奇怪，只是都是在某个角落，没有大规模的出现。所以，基本上算不得存在“旋转门”。 从智库的角度来看，站在后台，始终是主流，是要坚持的方向。你不能越俎代庖，忍耐不住，跑到前面去，摇旗呐喊，取代了官员的地位，这是很犯忌的事情。哪怕仅仅是有这种思想，也是不应该的，这与智库的本质是有冲突的。一旦这样做，智库本来比较超然的客观地位就会丧失，甚至成为直接攻击的目标和对象，这是非常危险的。不过，智库有的时候，也要作为政策的客观解释者而存在，这也是智库的重要作用之一。这种时候，智库就从后台走向了前台，但毕竟这是应官员的要求所做的，通常都是偶一为之，从专业角度对各种政策进行解释，因为客观，所以能服人，因此也算不上“前台”。
Q：西方旋转门的最大作用是创造了一个人际传播网络，让学界和政界得以互动，但现在逐渐异化成了，从政界退了的人，到智库借由原来的权势来挣钱，有心往上爬的人，因为智库的人脉关系可以上位。中国在2016年已提出打破体制界限，旋转门可以借鉴，如果中国真的实行了旋转门制度，该如何防范“官学勾结”的发生？
A：旋转门挺有意思的，这是一个创新的重要方向，但在实现上恐怕要解决很多的问题。如官员的水平，我们的官员当然认为他们的水平是很高的。这样的认识，经常会大大超越现实感。对于“官学勾结”，这又不是什么新鲜的问题，老掉牙了的问题。中国的官场中，老师给学生关系，学生用项目回馈老师，这又不是新闻，这是一种官场模式，而且自古如此。应该说，这与智库本身关系不大，有没有智库，关系都是这样处的。不过，讲点自己的体会，我们实际还好，提到安邦智库，大学教授们除了极不入流的之外，基本没人掉以轻心，都知道安邦的影响力。因为各做各的，各自经营自己的地盘。我们一向不靠大学教授，大学教授的那一套也不入我们的法眼。所以只有学院派的官员才更在意“旋转门”吧。至于我们，有没有钱赚，只要对国家利益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去做的。
Q：以您的体会，中国政府对于中国民间智库的态度是怎样的？中国政府应该拿出怎样的态度去迎接这样一种在未来发展将更为壮大的新兴群体。
A：国内近年关注智库，这首先是一件好事，一方面说明中国政府遇到的事情在增多，需要借助专业研究机构的帮助；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内各级决策层在转变观念，认同科学决策对公共政策的重要性。这种氛围的形成，对国内智库发展是有好处的。
政府最需要改变的就是对社会开放！政府要有“两个开放”：一是公共政策研究项目要对社会开放。这是为了引入民间机构参与竞争，打破官方机构对政策研究的垄断。二是政府对社会开放信息。这是改善中国智库研究环境的关键之举。
(来源：安邦智库，2018年12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