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亚林:对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三个判断

时间:2017-06-10 来源:湖南智库网 作者:唐亚林

——在“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的发言

唐亚林:对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三个判断(图1)

谢谢文胜兄的邀请和安排。我谈“三个判断”的看法。

一、视角判断

1、文本分析。研究中央一号文件,从文本分析角度,可以分别从农业政策视角、政府管理视角、社会治理视角、农业经济(产业经济)视角、基层治理视角等视角展开。

2、政策评估。中央一号文件要在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体系,重点是国家对“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各类补贴、支持项目与优惠政策。因此,从这个角度,可以搞一个关于一号文件的绩效指标评估体系,发布蓝皮书。

3、实际生活。从农村与农民日常生活“获得感”角度,来考察一号文件所展现的基层治理变迁的特点。一个最能体现“三农问题”的变化特点,是学术研究的主题从以前侧重于研究“两委会”、四大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两委会与乡镇关系、农业经济合作社等,到如今侧重于研究项目下乡、资本下乡、福利下乡“三下乡”以及乡村组织空心化(基层政权空心化)、村庄空心化(建设主体力量空心化)、乡村伦理建设空心化“三空心化”等新问题。

二、阶段判断

关于阶段划分的判断,与刚才曹老师所说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新判断有点相似,但也有不同。我是三个阶段划分,可以用“三力”来体现。

1、动力阶段(1982-1986、2004-2005)。主题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1983)、土地承包期(1984)、农产品统派购制度(1985)等。主要是通过农业生产与销售制度改革、组织形式变革、土地制度变革等方面,塑造“三农”发展的改革动力。

2、定力阶段(2006-2015)。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6,这一年还有一个最为关键的政策出台,取消农业税以及附着其上的各种“三提五统”式收费项目,这是划时代的创举)、城乡统筹(2010)、水利改革发展(2011)、新型农业经营体系(2013,“家庭农场”首次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2014,还提出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目标)。主要是通过创造“三农”基础设施条件、组织形式改革、保障制度建设(即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如新农合、社保、义务教育制度、村村通道路建设等),塑造“三农”发展的战略定力。

3、活力阶段(2016-2017)。主题是农业产业融合新型发展理念(2016)、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7,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主要是通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应用,农业结构调整与改革,从农业外找农业发展活力,这是最新阶段与以往所不同的最明显特征,尤其是强调通过农业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升值的方式释放农业的活力与动能。

三、未来判断

1、乡村发展与治理从碎片化发展走向整合与系统集成时代。

(1)从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向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转变。

(2)从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化、标准化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法制化转变。

(3)从单项政策出台与体制改革向整体性制度集成转变,迈入项目整合、流程再造、机制创新、制度构建、功能健全的新时代。

比如,在新产业新业态方面,强调在用地、融资、人才、基础设施等方面发挥整合与撬动效应;强调存量资金统筹整合、推进涉农资金整合、推进专项转移支付预算编制环节源头整合改革等。

2、“乡村中国”正走向“城市中国”与“城市群中国”时代。

乡村中国正大踏步走向城市中国与城市群中国时代。在这一大趋势下,新型城镇化成为乡村中国的发展主题。如今各地正在把城镇建设、特色小镇建设作为地方政府施政的重点,也是各类资金、项目、政策支持的重点。乡村发展与治理该如何应对,值得我们深思。

3、“城市群中国(区域中国)”统领“乡村中国”“城市中国”协调发展的时代已然来临。

如何发挥“城市群中国”引领、辐射、带动、整合“乡村中国”与“城市中国”的作用,值得我们思考。就像湖南,如何深入研究“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战略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乡村湖南”的影响,并将对“乡村湖南”的研究重点转向“城市湖南”、“城市群湖南”,值得我们深思。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大都市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唐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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