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7月29日，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与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澄江市举行。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一级巡视员杨安兴、玉溪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刚分别为大会致辞。云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张瑞才主持会议。会议由大会交流和分组讨论部分组成。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以及期刊界专家共100多人出席会议并围绕主题展开热烈研讨。
张瑞才在会议开始时指出，本次论坛是在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研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提供助力的大背景下召开的，论坛将通过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路径，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社科界的智力支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潘家华提出，实施增值自然的解决方案，通过资金、技术、劳动等投入，将自然资源进行形态转换，服务人类经济社会需要。早在农耕文明时代，我国就已经开启了具有可持续力的增值自然的多赢方案——人工运河，发挥航运、供水、减灾救灾的功能。进入生态文明时代，增值自然的多赢方案是以零碳技术产品和服务，支撑多目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方案。该方案不同于化石能源，产业链条环节多，就业带动强，零碳，常规污染物排放少，安全，消费者福祉，市场潜力巨大。增值自然的产品是以零碳能源满足终端需求，落实SDGs联动推进：交通、供热、制冷等的总需求、市场规模不会萎缩，还会增加，但是，换了“赛道”，如交通领域将实现汽车产能整体转型，化石能源转向纯电动，市场规扩大；城市供热制冷将转变为气源、地源热泵、太阳能热水器、电热锅炉等。在增值自然的多赢方案实践中，中国具有产能引领地位，但话语、标准、技术创新地位尚不匹配。为了服务世界，中国必须要有话语引领，发挥巨大市场空间在就业、增长、降成本、减污染的产业链等的作用，推进零碳电力设备生产、零碳电力销售、纯电动汽车生产使用、纯电动汽车电池、储能、充电设备生产等，实现经济社会多赢。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分布式光伏在增值自然解决方案中具有革命性意义。尽快出台分布式光伏的标准、技术、话语、系统方案，不仅是中国企业的担当与责任，更是可持续未来的空间拓展与延续。增值自然的解决方案催生发展范式的革命性转型，垄断性央企需要重新定位，中小微企业需要抓住机遇，特色发展。
浙江农林大学党委书记沈满洪认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本质特征是：生态优先的现代化、绿色发展的现代化、环境美丽的现代化、资源高效的现代化。因此，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国家应从6个方面入手，一是推进生态产业主导化，让绿色低碳发展成为生产活动的主旋律。二是推进生态环境景观化，让优质的生态环境满足人们不断递增的审美需要。三是推进生态资源高效化，通过自然资源生产率领跑者制度促进自然资源优化配置。四是推进生态空间特色化，形成“一城一品、一县一品、一镇一品、一村一品”新风貌。五是推进绿色创新自主化，充分发挥“创新是第一驱动力”的重要作用。六是推进生态制度体系化，以高效的生态制度实现高效的生态治理。
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庄贵阳认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本质在于如何使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能够相互转化，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间良性互动，关键在于要保障生态保护者权益，履行生态受益者义务。实现生态产品价值需发挥主体作用，政府要加强监管、立法、规划和管理，市场要厘清产权主体、理顺供求关系，对消费者要行为规制和引导。主要途径应为, 政府规制生态红线，休渔禁牧令、主体功能区、双碳控制目标等；转移支付补贴、奖励、生态补偿等；采矿/采伐/渔业生态产品经营许可证；区域合作机制等。市场要培育主体，开展自然资源确权，市场主体赋权，加强监管，改善营商环境等；创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水权交易市场、森林银行等。此外，政府、媒体、NGO、社区绿色传播开展宣传教育，政府绿色助推政策引导绿色行为，对有机农产品、原产地标识等开展生态标志与认证。
云南省林科院原院长、教授杨宇明在会上分享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生态环境可持续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环境可持续的动力的理念下，普达措国家公园采用政府主导、管经分离、特许经营、社区参与的模式进行开发，取得经济、社会和生态三重效应，当地实现了从传统农牧生产方式到生态服务业的生计转变。并产生更为广泛的示范带动效应，云南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体系，完善了保护地体系，优化了自然保护地布局。
云南大学生态学与环境学院首任院长、特聘教授段昌群在自然生态法则与人类生态文明并行一致的基础上，提出高原湖泊保护与流域绿色发展，要处理好局部和整体的关系，跳出水体治理水污染，污染体现在湖泊中，症结还在流域内；跳出湖泊解决湖泊问题，问题出在水面上，根子还在城镇里；跳出环境问题解决环境问题，把环境问题放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把握住当前湖泊修复的关键——湖滨带生态底线与红线，建设湖岸缓冲带减少人类影响，修复湖滨湿地和水生生物群落，重构清水入湖、自然河口。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理论内涵
中共中央党校一级教授、国家开放大学特聘教授王怀超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不仅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更是哲学问题，涉及到全人类的发展。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行哲学思考，首先，需要站在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高度上，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为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关系奠定了哲学基础。其中，既蕴含人是从自然界分化出来的，是大自然自身发展的产物，同时也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其次，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深度解析“自然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人是自然的产物，没有自然就没有人类。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要在认识到自然发展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开展利用、改造活动；再次，“生态兴则文明兴”揭示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规律。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只有遵循和谐法则，人与自然才可能共同存在与发展。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周文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历史观视野中，从自古以来东方农耕文明孕育中国“天人合一”生态思想、孵化出世界最早的中国生态管理制度、形塑个体尊重生态行为三个方面，阐释生态文明的思想起源于中国传统农耕社会，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西方文明孕育的人口、资源、技术与国家关系认知出发，历数因为西方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冲突，导致的欧洲30年战争，直到1648年各交战国达成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形成国家之间的均势格局，防止国强必霸带来的国家对资源进行掠夺而不断进行战争的国际关系格局；同时，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派，认为人口增长与粮食生产不足存在矛盾，成为忧郁的经济学；进入工业文明后，源于技术革命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人均收入增长超过人口增长速度的时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随之变为快乐经济学。但是，与此同时西方资产阶级利用技术发动战争，掠夺全球资源的历程。正如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积极地创造生产力，但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中一直存在，因人与自然对抗冲突，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危机灾难等根本性问题的观点基础上，提出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态文明，为解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人与自然矛盾的问题，提出新的思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中，蕴涵着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可行路径。为此，中国学者开展生态文明研究，不仅要加强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更要有历史观、文明发展观，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方世南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度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既体现在为人民创造和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更多的精神财富和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三个更多”，又体现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两个美好需要”的前提下，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有着十分丰富多样的深刻内涵，具有真善美相统一的品格，是人与自然在协调平衡中双向生成和双向发展的和谐稳定客观本真的现代化；是人的生命健康与生态健康达到一体化健康以及人的生命安全与生态安全达到一体化安全的健康安全善良友好的现代化；是以绿色发展全面地迈向以美丽经济、美丽科技、美丽人文、美丽城乡、美丽山河为标志的绿色经济社会即生态文明社会的清洁美丽舒适宜居的现代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林跃勤在视频发言中指出，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资源因被过度开发而趋于枯竭，人居环境持续恶化，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发展与和谐相处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各国纷纷出台绿色发展政策和举措。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从国内自主、国际合作层面推进绿色发展。在国内层面，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法律法规、倡导技术创新、绿色金融服务、推广清洁能源、优化经济结构、建设碳市场、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等加大节能减排等，在国际层面，致力在联合国气候谈判和气候公约框架下践行多边主义，携手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政策研究、技术创新合作、共建示范项目，共同探索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合作路径。总体上，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在传播绿色发展理念、完善政策体系、构建技术创新保障体系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较为显著成绩和有益经验，同时也积累了需要其他国家汲取的教训。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需要立足自己的国情，积极借鉴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扬长避短，转变发展理念、完善绿色发展制度、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创新绿色技术，调适产业与消费结构，加大投入、增强合作，推动绿色发展取得更为显著的成效，为人类绿色和谐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更大担当和贡献。
人与生态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社会意义
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何云峰认为，生态正义与劳动正义是生态文明建设一体中的两翼。生态文明是兼顾自然生态正义，即生态可持续发展要求，与劳动正义，即人类可持续发展活动的新型文明。理论上，应同时维护二者正义，但实践中，维护二者正义存在一定矛盾。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但生态保护会对人类劳动产生制约作用。劳动是人类活动的本质特征，但劳动会对自然造成一定的破坏。从劳动正义的层面看，一方面，人类对生态正义认知的有限性，有可能诱发损害劳动正义的情况出现。另一方面，人类对生态正义认知的不断深入，也为劳动正义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如创造生态保护的劳动岗位，护林员、园林绿化人员等等。从生态正义的层面看，生态环境保护提升了劳动者的工作环境质量；同时，因劳动而产生的科技创新，也为生态保护提供了更好的技术条件。构建“以人为本”的“生态优先”，是解决二者矛盾的可能路径。为此，要正确认知“生态文明”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差异，生态保护体现的是生态正义，生态文明要求生态正义与劳动正义二者统一。其次，要处理好发挥人类主观能动性和尊重自然客观规律的关系。用科技进步，不断弥合两个正义之间的差距，促进两个正义协调发展。
中央民族大学周琼教授提出，生态边疆既是一个自然形成、存在及发展、变迁的学术概念，也是一个自然界中的客观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自然界及其生态系统相对独立的标识线、分界线。生态边疆的存在及稳态存在，是生态系统稳定的保障，自然界各生态系统及生物要素的和谐共生及可持续发展的屏障。生态边疆与地理边疆在某些时空下，是重合的，这在中国西南地区表现尤为明显。西南地区是中国物种入侵种类及数量最多的地区，是生态安全问题最突出的区域。边疆生态安全危机日益凸显，生态安全屏障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为此，应在把握生态边疆恢复的基础，以及边疆地区生态边疆变迁特点的基础上，恢复生态边疆，重建本土生态系统，重建生态安全屏障。
生态文明理论的传承与发展
在为“生态文明理论的传承与发展”这一分组讨论部分，主持人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梁双陆指出，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蓬勃发展之时，理论的源点不容忽视，梳理理论的传承与发展脉络，是学术研究的正统路径。5位资深专家和4位青年主讲人共同在本组多学科交叉碰撞中展开研讨，内容丰富，有深度、有高度、有厚度，创新点多，前沿性强，引入思考、促发深入研究的领域不少。大会演讲专家为每个发言人的逐项点评，将对生态文明理论的传承与发展主题研究推向新的高度，进一步提升了学术研讨价值。
生态文明的地方实践与创新
在题为“生态文明的地方实践与创新”的第二组讨论组，主持人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副院长、教授程希平与12位发言人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地方的实践成效及经验总结、乡村振兴、发展高原特色生态农业、生态环境治理、少数民族生态智慧、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开展讨论。
张瑞才在会议总结中指出，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大会主题“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主旨发言与交流讨论，提出许多有创新性的学术观点，努力建构起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鲜明特点，反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特征的话语体系，是摆在社科理论界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深悟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念体系、理论框架、理论特征等的前提下，建构以概念、话语等为标识的严密逻辑体系，在用“理论之思”为回答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规律、现实动力、发展道路、目标任务等重大课题提供学理性支撑。出席本次论坛的各位专家学者在以上各方面共同努力发表了真知灼见和展开激烈思想碰撞并取得了积极成果。 （责编：王晏清）
主办方供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