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2013年“全球智库排名”在上海、纽约等城市同步发布。从2006年首度发布以来，这项衡量全球智库发展水平的报告已走过8个年头，其所涉及的智库数量和范围持续增加，其权威性和公信度也受到了业内外的认可。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智库排名呈现以下特点——
欧美智库仍占有主导地位，在全球顶级智库前10名中，有6家来自美国、其余来自英国、瑞典、比利时等欧洲国家。
亚洲智库分类被进一步细化。亚洲智库被分为三个不同类别：中亚顶级智库、南亚和太平洋地区顶级智库，以及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的顶级智库。其中，6家中国智库跻身全球顶级智库100强。
这份排名“海选”自全球6826家智库，凝聚了9000余名媒体从业人员、政策制定者、公共和私人捐助者、智库从业人员的心血，但真正全职投入其中的只有一人——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主管詹姆士·麦甘博士。
投身智库报告与排名之前，麦甘曾是维拉诺瓦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教授国际关系、国际组织和国际法课程，他还曾为世界银行、联合国、美国国家开发署、卡内基基金会等社会组织担任咨询顾问，并出版了多部国际关系、智库研究著作。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专访时，麦甘表示，希望通过对智库的调查、研究，弥合知识界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鸿沟，为这两者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从而提高决策水平，改善决策质量，提升智库在世界各国政府和社会所发挥的作用，加深公众对于智库的认知。展望未来智库，麦甘认为，智库信息的发布渠道甚至比内容更为重要。
在接受文汇报记者专访时，麦甘表示，希望通过对智库的调查、研究，弥合知识界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鸿沟，为这两者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从而提高决策水平，改善决策质量，提升智库在世界各国政府和社会所发挥的作用，加深公众对于智库的认知。展望未来智库，麦甘认为，智库信息的发布渠道甚至比内容更为重要。
困难不是信息太少，而是信息太多
文汇报：全世界对于智库有多种定义和解释。在您看来，您对“智库”的定义是什么?
麦甘：1989年，我在巴塞罗那召开了第一次全球智库论坛，当时智库的称呼还不被接受，但20多年后，智库已非常流行，我感到十分欣慰。简单来说，所谓智库就是参与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并且对国内外焦点问题出具具有政策导向的研究、分析、建议报告的机构，其作用是：在被告知的情况下，帮助公共政策制定者以及公众做出明智的决定。
从智库的定义出发，早期的定义中智库是公共政策的制定分析和参与组织者。以前的研究只认同了智库定义的前半部分，而我在里面加入了“参与者(engagement)”，如今，这个概念已被丰富，并且广为接受。
智库可以是附属于某个独立机构，也可以是建立在一个常设性机构内，但并非一个特设的专家咨询委员会。通常而言，智库是建立在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国家和民间社团之间的桥梁和纽带，通过其独立的声音将基础的研究翻译成可理解的、可靠的、可被公众和政策制定者获悉的语言。
文汇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排名在全球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公信力，其排名的依据是什么?这些年来，智库排名是否存在一些趋势?
麦甘：每年，我们都对智库进行公开评选，因此，全世界6826家智库都将被告知，自己有资格参加智库评选，这一评选从每年5月一直延续到12月。
在智库提名环节中，我们将组成一个专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由它负责从提名到最终排序的全过程。在初评环节中，那些获得5名及以上专家提名的智库，将有资格进入下一环节。在之后的评选中，每位评委都将收到一张包括23项评比标准的问卷，涵盖了衡量智库优劣的各个方面。随后，专家和业内人士将对这些从6826个智库中挑选出来的智库进行评比，然后确定一份推荐名单，评委将从43个方面对这些智库进行评选。在历时两个月的评选后，这份名单将交由世界各地、不同领域内的专家，以及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学者进行最后的打分，而我的责任是和评选委员会进行沟通，对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最终的结果将在上海、纽约等世界主要城市进行同步发布。
这项工作看似繁琐，但真正的全职工作者只有我一人。平时我会雇佣35至40名兼职实习生，在夏天巅峰时期，最多有75人参加这项工作。
文汇报：据最新统计，目前全世界共有6826家智库。而2008年全球智库是5465个，2010年全球智库有6480个。智库数量持续增加的原因是什么?
麦甘：诚如你所言，在过去的15至20年里，全球的智库数量出现了迅猛的增长，出现迅猛增长的原因有以下五个。一是信息技术革命，互联网等工具使得信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共享;二是公共行政对信息垄断的局面已经停止;三是很多政策性的问题和技术层面的困难有所增加;四是在全球范围内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出现;五是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信息交换成为可能。
智库的出现离不开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政府间的一级非政府组织不断涌现，1948年只有50多个非政府间合作组织，现在多达200多家，政府间合作组织达到130多家，非政府组织(NGO)更是数量众多，恒河沙数。在政策交流的平台上，参与者一般以国家和地区为单位;在非政府合作组织平台上，主要参与者为民间团体。对于大多数政策制定者而言，他们面临的困难不是信息太少，而是信息太多。智库出现的目的就是筛选和扬弃，优胜劣汰、分门别类，使这些信息被信息制定者所利用，特别是当政策出现信任危机时，能够用上可用的信息。
此外，在社会变动或动荡时期，智库的成立速度也会加速。最明显的例子是冷战时期成立的以兰德公司为代表的一批智库，以及“9·11”事件之后，以反恐研究为名的国家安全智库等。
文汇报：在今年公布的全球智库排行榜，前10名中，有6家美国智库，2家英国智库，比利时、瑞典智库各占一个。由此看来，智库排名似乎格外青睐英语国家，这是否反映出英语国家在智库排名中的某种“霸权”。
麦甘：我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必须正视一点，全世界60%的智库集中在北美和西欧两个地区。
其次，这两个地区相对富裕，智库拥有充足的资金和资源供给。
再次，这两个地区在世界政治、历史上占有主导地位，长期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思潮的影响巨大。
此外，站在你的立场上看，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智库正在迅速成长，但从目前格局看，欧美仍是世界智库的主导。
我对专业型智库的前景表示担忧
文汇报：从智库的运营模式看，东亚的智库，以韩国为例，大部分受政府资金支持，日本的许多智库由财团资助，如何避免这类智库所出具的研究报告受出资方意愿的影响?特别是避免按照出资人意愿来出具报告的可能性?
麦甘：无论是在亚洲，还是世界其他地方，智库的可信度取决于其可靠性、独立性。如果智库已经预设了研究结论，或者出于出资方的考虑而做出具有严重倾向性的报告，那么毫无疑问，它将动摇其立身之本。事实上，这并非是一个新问题，多年以来，人们就在讨论如何让政府和公众能够更加独立、科学地进行公共政策问题研究。
文汇报：从中国实际看，很多智库都是由原先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转型而来。在转型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麦甘：学术类智库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们倾向于套用理论，缺乏以政策为主导的研究框架。毋庸讳言，在权力、知识和公共政策之间，横亘着一条看不见的鸿沟。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智库，搭建起跨越这条鸿沟的桥梁。对于学术性智库而言，他们必须明白，智库的角色或者其存在的意义在于：通过分析和解释，将复杂而多变的问题转变为政策制定者和公众都能接受的文本，而不是将其变得更艰涩难懂。
文汇报：在中国智库发展途径上，存在着优先发展专业性智库还是综合性智库的问题，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什么?
麦甘：的确，智库之间也面临很多竞争。让我们回到智库的定义，它是政策制定者与公共人群通过智库这一渠道来获取信息。但就目前而言，我对专业型智库的前景表示担忧。
第一，它呈现出过度专业化的特点，这是一种危险的途径，它忽略了科研质量，为专业而专业，不注重与普罗大众的衔接。这一点必须警惕。
第二，从经费角度看，我认为一家智库涉猎的领域不宜太广。有的可以采取交叉学科的科研机制，有的采取团体机制。与此同时，应该有两类智库专家，一类是专项专家，他们拥有专业的优势和特定服务领域和对象;第二类是灵活性的、跨领域的、综合性的专家，他们研究第一类专家不研究的课题，并且与其他智库保持密切联系。
第三，我认为，智库要注意平衡政策研究者短期内要求研究的课题与长远规划，对于未来符合政策制定者利益的，智库要未雨绸缪，提前准备。
最后一点是，智库的研究应该是政策为导向的研究。智库和高校的差异就在于：智库集中在政策研究的问题上，而高校研究以学术为导向的问题。
文汇报：就中国情况来看，智库往往是问题导向制。为研究一个问题成立智库，随着问题解决或者重心的转移而导致该类型智库的衰落。您怎样评价这样的模式，如何建立智库长久运行的模式?
麦甘：的确，一些智库面临这类生存问题，因为它们的研究领域过于专业，或者研究的重心太过狭窄。我们必须意识到，世界瞬息万变，新的信息和问题层出不穷。作为智库，我们只能不断追赶这些问题和变化，以适应这个变化的世界。智库既需要在多学科、多领域内有所涉猎，也需要让研究者迅速进入新问题出现的领域。
我的建议是：由于现有学术机构和团体是按照传统的学科设置来建构和组建的，而现在我们面临和遭遇的问题往往需要更加“流行”的学科和方法才能讨论、解决，但现有的传统学科无法应对这些问题。因此，我强烈建议智库能在以下两点实现突破：
第一，在智库的组建和架构上真正体现多学科、现代化的特点。
第二，在智库的架构上搭建起两个层次的人才队伍：一是专业化的研究人员，他们坐在书斋里长期对固定问题进行研究;二是聘请一支流动人才队伍，对新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从而构建一个有活力的研究环境。
文汇报：在您看来，中国智库要想走出国门，还面临哪些方面的挑战?
麦甘：我和北京、上海的中国学者们都讨论过这一话题。毫无疑问，中国智库正展示出走向世界的兴趣和决心。但在世界智库界而言，除了口口相传之外，却很难有机会了解中国智库。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其中有一个因素很关键：很难通过互联网了解中国智库，这些智库要么没有自己的网站，要么网站是纯中文界面，这让很多国外学者很难通过互联网了解其信息。毕竟，全球智库高度依赖互联网技术，我们每年都有很多通过互联网视频进行的国际会议，但中国智库却难以通过这种形式介入。如果中国智库希望真正走向世界，它们必须在信息技术上投入更多精力，并由此实现建立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可信度。
一个好智库应该具备政治深度、人文热度
文汇报：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出现，改变了知识传播的途径，智库必须思考如何以新的形式传播研究成果。您认为，为应对数字化和互联网技术时代的到来，智库应该做哪些改变?
麦甘：当今智库面临的重要挑战，竞争力挑战、资源挑战、技术挑战、政策挑战，所有这些挑战都可以被概况为“四个更多”：更多的难题、更多的参与者、更多的竞争和更多的冲突。对于一个成功的智库而言，必须在以下三方面迎接挑战：
第一方面是智库致力于服务政府机构、市场等对象，需要有更多的经费支持。在我们的问卷中，询问专家所在的智库的难题是什么，无一例外，都需要钱。对于基于知识运作的智库而言，知识也是产品，它会流动，而不像实体产品，流动性差，20亿用户在运用这些知识创造财富。
第二方面是民主化和权利的分散化，智库需要承担更多的独立的信息和分析工作。面对很多政策性问题的复杂性，政府需要智库来提供想法和建议。
第三方面的挑战是最根本性的挑战。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出现，知识传播的途径已被改变，智库必须思考如何以新的形式传播成果。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该问题。以音乐为例，上世纪初期出现了唱片，并且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一张唱片能放多少歌曲?七八首而已，此后出现了卡带，最多能放十多首，随后出现的CD最多能放24首，而最新的iPod可以放几千首。工具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功能亦越来越强大，知识传播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智库同样如此。如果现在的政策制定者不再阅读纸质读物，那该怎么办?而现在的新闻信息，又有多少可以下载到移动工具中。现在，我们在美国开会，已不再会发邮件进行自我介绍，我们更倾向于在推特中介绍自己、罗列观点。但推特同样面临局限，它只能发布简单的信息，却无法进行复杂信息的编织和传递，有时对参与人数也有限制。对于现在的智库而言，需要思考的是：根据发布的信息类型来选择发布方式，并且使其达到最理想的效果。从这个角度看，渠道甚至比内容更重要。
文汇报：面临信息爆炸的时代，要在海量信息中淘漉出有用的信息变得越来越困难。对此，智库需要作出何种改变，以适应信息爆炸时代对信息筛选的要求?
麦甘：当一个世界充斥推特信息，表面而肤浅的信息铺天盖地时，政策制定者需要科学、严谨的信息来应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局面。
这份我所制定的全球智库报告旨在分辨、识别世界范围内具有权威性、公信力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显然，当今世界信息的容量和覆盖面都显著增加，而智库的作用是从中筛选出容易获取的、可信赖的信息，以便政策制定者采纳。
文汇报：无论如何界定，在目前情况下，智库始终是由一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群体，但在目前，“高手在民间”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如何吸纳民间智慧，也成为智库发展的一个新趋势。对此，您有何种见解和思考?
麦甘：过去，我们对于智库的印象是，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才能进入专业化的智库工作，而他们也成为能够有资格参与政策制定的群体。
但今天的现实是，不仅仅是那些专业学者，包括媒体记者、商人以及其他专业人士，都成为政策制定群体的组成部分，他们不仅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也渗透到政策酝酿、商议、颁布的全过程。
文汇报：您曾多次提出，面向未来，智库的功能应当不仅仅局限于政策导向的研究，还应包括在政策议题上影响政策制定者、媒体和公众，对此，智库需要作出何种调整，以完成这种转型?
麦甘：的确，现在依托于学院和机构而组成的知识群体都面临挑战，他们必须意识到全球化的浪潮和技术创新的力量。信息的收集、分析、传播途径与过去大不相同，社交媒体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这些恰恰是以往智库忽略或者并不重视的环节。
在美国，甚至全球范围内，很多报纸都通过网络获取信息，报纸记者和书刊编辑在工作中也越来越依赖互联网上的信息。对于智库而言，无论它身居何处，都必须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知识的构成和政策出台方式也与以往大不相同，他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现实，并合理应对，从而适应这一变化。
文汇报：您曾说过，未来智库的发展，面临全球黑客、无政府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等的阻碍。对此，智库应该采取何种措施，以规避以上风险?
麦甘：随着新媒体传播途径的日渐流行，例如苹果公司开发的智能手机等，给智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新媒体将智库发展和政府联系了起来。一个小小的事件，往往会迅速发酵，引发大规模抗议和示威的“政治海啸”，从东欧到中东，这样的事件不胜枚举。
因此，智库必须理解这一趋势和浪潮，帮助政府来应对这一变化。智库应该意识到，之所以会发生这类“政治海啸”，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是，随着信息全球化，信息和消息的制造、传播从国家间流动逐步变成个体间流动。其中，逐步形成了一个掌握信息资源并能迅速传播信息的群体，我把这部分群体称作“超能力个体”，这部分群体有倾向性的政治主张或者意见，谙熟新媒体运作流程，利用煽动性的政治观点和话语影响民众，他们的影响往往还会超越一国或者地区的边界，带来国际性影响。有些强度还很大，达到灾难性的后果。
以上因素给智库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机遇，智库面临的信息传播方式更加多元，国际背景也更加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智库面临两大问题，一、智库的功能是什么?二、智库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和变化?我想引用经济学家的话说，一个好的智库，应该具备政治深度、人文热度，具有公开性和良好的科研环境，从而达到准确性。
文汇报记者 赵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