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秋我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即分配到“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近代史组（后改称近代史研究室）工作，至今已有58个春秋。除了“文革”时期“被调”到教育部门教书10年外，其余近50年都在这个院子里工作和生活，可说是这里的“老同志”了。
人们常说老人喜欢“怀旧”，一点不错。老年人都喜欢回忆过去，特别喜欢怀念过去“好的”一面、“得意”的一面，并且喜欢把它表现出来，让别人也知道。这些年来，我就陆续写了6篇“怀旧”小文：《路珈山记忆》、《我在东湖岸边见到毛主席》、《我曾撰文为黄兴鸣不平》、《我曾参加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义务劳动》、《老有所为·退休小结》、以及现在写的这篇《修史要认真负责》等。其中3篇已在一定的范围“让人知道”了。
今年是历史所建所60周年，作为老历史所的一位老人，很自然地就回忆起过去的那些“陈年往事”。在已过去了的半个多世纪的工作和生活历程中，“故事”很多，但都是真人真事。今就根据题目的要求，紧扣“修史要认真负责”这一主题，由近及远，进行点滴“美好的”回忆，中间也谈点儿体会。
先说说《湖南通史》修改的喜与忧。
《湖南通史》是我退休前参与撰写的工程最大、要求最高、时间最长的一部三卷本200余万字的学术性著作，出息后获得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省级一等奖、优秀课题一等奖、优秀图书一等奖等三个奖项，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后来，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湖南通史》有幸列入其中，要求原编著者进行修改后再版。这是一件大好事，作为该书的作者之一，当然十分的高兴。
但是，当时却有人主张不要修改了，理由是认为修改了就等于否定了该书的质量了（意思大致如此）。我不认同这一看法。诚然，我们当时编写该书时，确实都很认真负责，书的质量也不错，得了奖，受到了好评，把书原封不动交回去也可付印重版。但这并不意味该书已完美无缺，无可挑剔。
我是一位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专业工作者，虽然早已退休了，但仍经常“本能”地接触和关注历史方面的动态，特别注意自己过去参与编写的那些作品的有关动态，发现该书自出版至今的10余年中（1995—2008），出现了不少新史料和新观点，也感到自己15年前撰写的那一部分存在一些不是之处，现在有机会修改再版，很有必要，正当其时。
修史者修史的目的是要给人看的，是教育人、影响人的。因此，要把史书修改得更好，这既是对“历史”负责，更是对历史负责。我当时虽然有病在身，但仍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投入了修改工作。
我撰写该书的第五章，（辛亥）《革命的准备——20世纪初湖南社会的深刻变化》，共约14万字，是字数最多的一章，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教育诸多方面，内容丰富，但头绪繁杂，修改时困难不少，其中新增写的“近代文化事业的发展”一小节数千字、以及因此而对章节的结构进行必要调整两项，最为吃力。但在责任心的驱使下，最后还是克服了困难，完成了修改任务。
在修改工作过程中，最大的麻烦出现在对书稿清样的校对上。该书修改稿全部完成付印后，各章的清样仍由原作者负责。我当时正因病住院治疗，而接到这份清样的“病情”更为严重，“清样不清”，是一份错误百出、质量非常差的清样。我在病床上从头至尾足足校对了4遍，发现和纠正的错误达200余处，个别地方错误实在太多太离谱，无法在清样中修改，只好请主编送回印刷厂重排、校对，再行付印，这种负责精神受到主编的称赞。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主编和作者们的共同努力，现在摆在人们面前的《湖南通史》，史料更丰富了，内容更全面了，结构更完备了，论述也更精准了，是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史学著作。
再谈谈《杨度集》初版资料收集的苦与乐。
杨度是一位跨越中国近代和现代两个历史时期、活动范围遍于国内国外、影响颇大而又十分复杂的政治人物。他的著作、言论数量很多，范围很广，收集起来很不容易。1984年我从教育战线调回历史所前，所里的同志已收集到40余万字的史料，但根据已知线索，仍有很多没有收到，于是决定由我和另一位同志，奔赴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地的图书馆、历史所、大学以及杨度的亲友和史学界著名人士，进行调查采访。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这次资料收集工作有两点印象深刻，值得笔书。
其一是在北京图书馆“坐冷板凳”、“寻寻觅觅”20余天，饱尝科研工作的寂寞与艰辛。
众所周知，北京图书馆是馆藏最丰富的国家图书馆，特别是近现代报纸杂志的收藏位居全国之寇。在浩如烟海的目录和报刊上寻找杨度的资料，没有认真负责的精神，没有自觉和耐心是不行的。当时我是“单干”，住在《红旗》杂志社招待所（地下室），稍为偷点懒是可以的，但我没有，每天早出晚归，静心坐下翻目录，翻报刊，“大海捞针”，好不容易找到了，还要联系拍照、复印、邮寄，天天如此。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20余天的“艰苦奋斗”，居然也收集到了近10万字新的珍贵史料，辛勤的劳动得到应有的回报。
其二是在上海走访杨度之女“三访杨云慧”，“修成正果”，尝到了苦尽甘来的滋味。
我们到达上海后，除了在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复旦大学图书馆等调查外，重点是采访杨度的女儿杨云慧。杨度晚年居住上海，入党后的主要活动也在上海，我们估计杨云慧对她父亲的情况，应该比较了解，所以我们不厌其烦，多次对她进行采访。第一次，我们以杨度的老乡的身份，说明来意，请她提供有关资料或线索。当时她似乎还有些顾虑，婉拒了。第二次登门后，我们把已经收集的几十万字有关杨度的资料目录，请她一一过目。这时，她已开始相信我们是认真的，答应尽量协助寻找。当我们第三次进门后，她很快便拿出一包杨度的未刊资料，并爽快地答应我们可以拍照或复印带走。“三顾茅庐”获得了成功。
这批杨度未刊资料十分重要，非常珍贵，其中一部分对于揭示杨度这位复杂政治人物，由维新变法著名人士到“帝制祸首”再到中共党员的思想转变轨迹，具有重要作用。有了这批史料，使得我们后来编辑出版的《杨度集》，内容更加丰富完整，并获得优秀成果奖。时隔20多年后，我们又对《杨度集》进行了修改、补充、调整，内容由60余万字增至80余万字，结构也更加合理，被列入《湖湘文库》再版发行，说明《杨度集》对研究中国近现代和杨度生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插点题外内容。这次参与《杨度集》资料的调查收集和编辑工作，我还额外收获了两件“副产品”。《杨度集》初版1986年出版后不久，我应“清史编委会”之约，从清史人物的角度撰写了7千余字的杨度传，编入《清史人物传稿》下编第5卷，于1989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久，又应“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之约，从党史人物的角度，撰写了近1.8万字的杨度传，编入《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2卷，1997年由中共文献出版社出版。
再讲讲《湖南省志·人物志》编写的得与失。
修志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便成立了修志领导小组，各省市也先后成立了省市志编纂委员会。1956年历史所成立不久，即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指示，首先承担了编纂湖南省志的任务。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也在历史所内设置了省志办公室，负责修志的具体组织工作。
我记得，当时历史所承担的是《湖南省志·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湖南省志·人物志》和《湖南省志·学术志》三项任务。我1959年到历史所时，《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已编写完成并于当年正式出版，我只参加稍后进行修改重版的少量工作。之后，从60年代初开始，全所同志便投入到《湖南省志·人物志》编写工作。该志分上中下三册，我参加的是上册部分人物传的撰写工作，当时，已陆续试写了10余篇，但因为各种原因，写写停停、停停写写，工作无甚进展，“文革”开始后，干脆就全部停了，历史所也近于解散了。
改革开放后，这项工作又逐步恢复起来。当时我还在教育战线，无缘参加这一工作。1984年我调回历史所后，该书的大部分人物传的初稿，已由先期回所的同志完成，剩下未写的人物大部分因史料缺乏而尚付阙如。我是刚回所的“新兵”，撰写这些人物传的大部分任务，自然也就落在我的肩上。
为了尽快完成该册的编写任务，与其他卷、册接轨，所里领导决定由我和一位同志，奔赴全省有关县市收集资料。我们用了近半年时间，先后前往湘潭、浏阳、醴陵、衡阳、衡山、零陵、道县、郴州、蓝山、邵阳、新化、常德、汉寿、慈利、益阳、桃源、桃江以及长沙市等20余县市，通过对这些县市的修志办公室、政协、图书馆以及相关人员和传主的亲属，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采访，收获很大，回来后基本上按时按质按量完成编写任务，我还名列该册数十名撰稿者中字数最多的前五名，并被湖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评为1987年修志先进工作者。
1992年，《湖南省志·人物志》上册终于出版面世了，可喜可贺。但该出从开始编写到正式出版，前后用了将近30年时间，其中的得与失，谁也算不清楚，教训是深刻的。
省社科院历史所退休干部
陈珠培
2016年12月
老有所为·退休小结
——历史所建所60周年纪念
作为一名老历史所的科研工作者，退休至今已有20余年。在这不算短的时间里，算得上“老有所为”的，“芝麻绿豆一把抓”，有4项内容可写进小结里，向组织汇报，兼祝历史所建所60周年，亦作自省自勉。
一是退休前参与编写的6件作品，退休后得以出版发表；
二是退休前参与编写并出版发表的9件作品，退休后进行修改、补充、调整，重新出版发表；
三是退休至今参与编写了9件作品，并出版发表；
四是退休后的前段，从事广东方言“粤语”教学工作将近10年时间。
虽然，芝麻绿豆一大把，不及他人一个小西瓜，但也仍有些许的慰藉：在这20余件作品中，已知有3部作品获得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省级一等奖、优秀课题一等奖、优秀图书一等奖、优秀成果特别奖、优秀成果奖等5个奖项；有6部作品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湖湘文库》，再版发行；有3部作品是国家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多数作品是由国家一级出版社出版的，其中1部是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所有这些，都得益于当时大家比较重视基础研究。
各项内容如下：
一、退休前撰写退休后出版发表部分
1、《湖南通史》（合著，200余万字），湖南出版社1995年出版。获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省级一等奖、优秀课题一等奖、优秀图书一等奖。
2、《古汉药业集团》（合著，约30万字），新华出版社1995年出版。该书属中国国情丛书，全国百家大中型企业，“八五”国家社会科学重点课题。
3、《淮系人物列传——李鸿章家族成员·武职》（合著，约34万字），黄山书社1995年出版。该书系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受国家社会基金资助，是《淮系集团与近代中国》的一部分。
4、《淮系人物列传——文职·北洋海军·洋员》（合著，约31万字），黄山书社1995年出版。该书系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是《淮系集团与近代中国》的一部分。
5、《杨度》（党史人物传记），编入中共党史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
6、《湖湘文化大词典》（合著，约510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获省优秀成果特别奖。
二、退休后修改重新出版发表部分
1、《湖南通史》（合著，约200余万字），1995年湖南出版社出版。后经修改、补充、调整，列入《湖湘文库》，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2、《杨度集》（合编，约60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获省优秀成果奖。后经修改、补充、调整，新增20余万字，列入《湖湘文库》，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
3、《湖湘文化大词典》（合著，约510万字），退休前参与撰写8.5万字，退休后由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后经修改，更名《湖湘文化词典》，列入《湖湘文库》，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
4、《杨毓麟与<新湖南>》,收入《辛亥革命在湖南》一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后经修改，收入《辛亥革命烈士杨毓麟杨德麟纪念集》一书，岳麓书社2011年出版。
5、《关于杨毓麟<新湖南>一书的出版情况》，收入《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一书，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后经修改，收入《辛亥革命烈士杨毓麟杨德麟纪念集》一书，岳麓书社2011年出版。
6、《革命情谊似海深，临死不忘同志情》，收入《领袖与群伦——黄兴与各方人物》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后经修改，收入《辛亥革命烈士杨毓麟杨德麟纪念集》一书，岳麓书社2011年出版。
7、《梅师长被炸始末》，曾刊登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汉寿文史资料》。后经修改，更名《梅馨被炸始末》，收入《长沙野史类钞》编委会编辑的《长沙野史类钞》一书，岳麓书社2011年出版。
8、《湖南历代人名词典》（合著，约87万字），湖南出版社1993年出版。后经修改，更名《湖南古今人物词典》，列入《湖湘文库》，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
9、《论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时期的思想》，曾发表于《船山学报》1989年第2期。后经修改，收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一书，2006年内部刊行。
三、退休后参与编写出版发表部分
1、《黄兴集外集》（合编，约33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该书是“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获“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后编入新版《黄兴集》（约70万字），列入《湖湘文库》，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2、《台山方音字典（普通话对照）》（合编，任副主编，约26万字），湖南教育出版社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2006年出版。最近进行修改、补充，近期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再版。
3、《简明广州音字典（普通话对照）》（合编，任编委，约30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4、《简明汉语字词典》（合编，任编委，约40万字），2009年内部试刊行。
5、《杨毓麟致廖叙畴信并章士钊跋》，曾刊登于湖南省文史馆主编的《文史拾遗》2001年第4期。后经修改，收入《辛亥革命烈士杨毓麟杨德麟纪念集》一书，岳麓书社2011年出版。
6、《曾国藩<金坑唐氏谱序>》，曾刊登于湖南省文史馆主编的《文史拾遗》2004年第1期。后经修改、调整，收入《曾国藩全集》，列入《湖湘文库》，岳麓书社2011年出版。
7、《珞珈山记忆》（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征文），收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离退办主编的《跟随共和国的脚步》一书，2009年内部刊行。
8、《我在东湖岸边见到毛主席》（2016年春夏赴武汉红色景点考察学习随笔之一），刊登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湖南社会科学报道》2016年第10期，2016年9月9日出版。
9、《我曾撰文为黄兴鸣不平》（2016年春夏赴武汉红色景点考察学习随笔之二），刊登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湖南社会科学报道》2016年第12期，2016年11月11日出版。
四、退休后从事粤语教学活动
1994年退休后的前段时间，在长沙各地进行广东方言“粤语”教学工作，时间长达10年之久，任教学校10余所，所教学生数千人。
任教学主要有：文圆学院、公关学院、竞男女校、博雅学院、国开外语学院、英华学院、国华旅游学校、湖南商贸学院、梅地奥学院、国贸中心、长沙师范学校等。并曾进行过粤语家教的尝试。
当时所用教材主要有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粤语基础教程》、《公关粤语速成》、《粤语教程》、《最新粤语教程》以及这些教材的录音带附本。
为了配合教学，我另选当时流行的10余首粤语歌曲作为辅助教材，主要有：《万水千山总是情》、《万里长城永不倒》、《上海滩》、《偏偏喜欢你》、《相思风雨中》、《千千阙歌》、《念亲恩》、《飘雪》、《还是觉得你最好》、《四季歌》等。效果不错，受到学校和学生的欢迎。
我非常感谢和珍惜这10年的粤语教学活动。我是因为年老体衰疾病缠身而提前两年退休的。但没想到，退休后竟还能经常早出晚归，几乎跑遍长沙的东南西北中，与青年学生一起，学习我几十年久违了的家乡话粤语方言，唱唱粤语歌曲，这既是“老有所为”，实在也是“老有所乐”。“一为一乐”，增加了收入，锻炼了身体，陶治了心情，恢复了健康，今年已满80岁！
附记
这篇“小结”早已写好，正准备打印后向有关组织汇报，离退办领导同志告诉我们：院里准备月底召开历史所建所60周年座谈会，老同志要写些回忆之类的文字参加，于是我除遵嘱另写点回忆之外，也把这篇“小结”加上个副标题，作为建所60周年纪念，一并送组织审查指正、酌处。
省社科院历史所退休干部
陈珠培
2016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