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苏培）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是大国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和经济发展的支柱。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制造业虽然已经起步，但未能改变基础薄弱、制造能力低下的状况。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重新起航，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展示出了加速增长趋势，平均增长速率超过了同期工业增速。目前，中国制造行销全球，在5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有220多种产量居世界第一。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大国。制造业发展扩张，带动了大量就业的同时，也推动了劳动力市场的变革。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这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奠定扎实基础。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这为中国制造业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这种大背景下，12月23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中心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论坛”暨《2017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发布会在京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迈向制造强国进程中的劳动力市场挑战”。来自国际劳工组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国家部委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参会。
由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中心组织撰写的《2017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是该中心发布的第七本研究劳动力市场发展的报告。《报告》认为，在迈向制造强国的进程中，中国劳动力市场既面临着新的机遇，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与问题。概括来说，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中高端制造业成为拉动就业新引擎。中高端产业的迅速发展对就业的正向影响已经凸显。从整体来看，2006—2015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的从业人员数逐年增加，从2006年的744万增加到2015年的1354万，年均环比增速达到6.8%。分产业来看，2006—2015年，三次产就业人员年末人数环比增速分别为-4.1%、2.1%和3.5%。高技术产业产业从业人员数增速显著高于各产业就业人员增长情况，可见，迈向中高端大幕的拉开对高技术产业就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新经济成为就业结构转型升级新动能。随着新经济新业态的大量涌现，我国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此同时，由新经济新业态催生的各种新就业形态也对就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劳动关系的演变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当今人工智能发展势头迅猛，未来有望在全球多个行业和场景下得到广泛运用，尤其是我们将会看到大量的人类工作被机器取代。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近期的一份报告对全球800多种职业所涵盖的2000多项工作内容进行分析后发现，全球约50% 的工作内容可以通过改进现有技术实现自动化。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这份自动化研究报告指出，在现今所有工作内容之中，过半会在2055年左右自动化。分享经济与零工经济塑造了灵活的新型就业形态。发展分享经济和零工经济是实现我国就业优先战略的重要途径。2016年滴滴出行平台为社会创造了1750万个灵活就业机会，其中238.4万人来自去产能行业，占比14%；87.5万人为退伍或转业军人，占比5%；每天直接为207.2万名司机提供人均超过160元的收入。在房屋住宿领域，小猪、途家、住百家等几大平台带动直接和间接就业人数估计超过200万人。在生活服务领域，大型外卖平台注册配送员已超过百万。
第三，新经济对现有劳动关系形成新挑战。在我国当前新经济形态下，劳动力市场中用工模式呈现出多层次、多类型并存的状态。从劳动需求而言，企业不再单一采用单一的劳动合同用工；从劳动供给而言，个体越来越采用多样的就业方式。自我雇佣、独立承包、众包等一系列新型灵活就业出现挑战了劳动关系的单一性。灵活多元的用工规模不断扩大，增加了整体劳动关系协调难度。新经济形态催生新就业形态不断涌现，新就业形态以多种新型用工形式冲击着传统劳动关系范畴的边界，因为劳动关系界定不清而引发的新型劳资纠纷也呈现上升趋势。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1月前，全国1516份劳动争议案件裁判文书中，判定存在劳动关系的案件占比约为58%，判定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案件占比约为42%。
第四，技术进步引致就业“极化”更凸显。随着新经济的发展，就业极化现象开始出现。就业“极化”体现为技术极化和空间极化。前者在中国还不显著，但这只是暂时的；后者已经在东中部地区出现，劳动力呈现向东部地区集聚的特征。中国的部分行业已经出现技术极化现象的前兆。尽管中国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技术极化”现象，但是从国内统计数据来看，该现象已经初现端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显示，2011—2015年间，虽然几个高技术制造行业的产值均有大幅增长，但是互联网及人工智能等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使得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产值占比从2011年的52%增长到2015年的60%。该产业扩张意味着未来机器对就业的挤出效应将会出现，更进一步，技术极化也将不再遥远。除了制造业之外，服务业的技术替代步伐也并不缓慢，银行业的“机器换人”现象最为突出的行业之一。2014年银行离柜业务替代率超过50%的银行仅有33家，而在2016年，离柜业务替代率超过70%的银行就有34家。
第五，制造业人工成本优势仍然存在。2005年到2013年，我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从每小时0.92美元上升至3.88美元，增幅为31%。然而，从国际对比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力成本仍处于世界较低水平，2008年之前处于所列国家最低水平，2008年之后超过菲律宾，但仍低于墨西哥，更远低于高收入经济体。2013年中国单位劳动成本为墨西哥的57%，英国的12.5%，日本的13%，更是远远低于美国、法国、德国、瑞典等发达国家。
第六，智能制造引燃人才战争。根据《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人才供给的计划目标，到2020年，我国创新型科技研发人员折合全时当量将达到380万人年，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总量供给4万人左右。对比不同受教育程度新增劳动力的相对结构变化，人才结构优化升级的特征体现得更为明显。2001年我国劳动力市场新增人才结构是以初中阶段受教育水平为主，规模为835.3万人，占比约为62%。到2015年劳动力市场上，新增人才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由以初中毕业生为主，演变为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为主。以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再次引燃人才战争，未来制造强国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竞争的是技术无法替代的人才，竞争的是具备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知识的各类人才，竞争的是有数字技能的专业人才。
第七，制造强国呼唤更多“大国工匠”。 在国务院颁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中，明确指出了大国工匠和创新型技术领军人才、技能紧缺人才是未来制造业人才需求的核心。具体任务包括：到2020年，制造业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年以上，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2%，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28%左右。优化制造业人才培养和发展的环境，完善人才的使用、流动、评价、激励机制，是吸引人才、造就人才的重要环节。这既需要政府不断加大人才培养的投资力度，加快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也需要企业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优化内部激励机制。
第八，劳动力市场治理的新内涵不断丰富。劳动力市场治理，是政府、企业雇主和雇员三方不断审视作为工作组织基础的不同制度以及规范生产活动的规则，就适用的制度和规则进行决策并付诸行动，这些治理机制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十八大以来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与制度建设，在有效保障劳动力市场配置资源的灵活性基础上，一系列制度安排也提供了充分稳定性，为迈向“中国制造2025”提供了强劲动力。
本报告的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赖德胜教授认为，“人力资本质量”将成为中国迈向制造强国进程中的关键因素。他指出，从“人口数量”的比较优势转向“人口质量”优势是指通过教育和培训等不断提高全体民众和广大劳动者的素质，同时注重培养“工匠精神”，才能主动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灵活应对全球竞争的挑战。
基于此，本报告提出适应制造强国进程中劳动力市场变革的五点政策建议：一是综合协调实体经济与非实体经济的发展，着力为实体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创造更有利的环境；二是着力打造更多的区域制造中心和区域就业中心，同时，避免一二线城市过度的就业极化；三是充分释放人力资本红利，实施人力资本友好型劳动力市场政策，着力打造一批“大国工匠”；四是抓住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产业迈向中高端的有利局面，着力促进劳动力向制造业领域配置；五是高度重视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着力以最少的就业岗位破坏来实现新技术对就业岗位最大规模的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