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第十六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在北京开幕。瑞士共产党总书记、提契诺州议会议员马西米利亚诺·阿伊（Massimiliano Ay）出席并发表演讲。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阿伊从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的各种挑战切入，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对执政党建设的启示，并解读了中国共产党何以把自我革命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为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来自西欧共产党人的观察视角。
回答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共同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内涵？在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过程中，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哪些挑战？
阿伊：不同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的挑战差异很大。这不仅取决于一个地区阶级矛盾的发展程度，也取决于党的组织规模以及党在本国政治结构中的位置。但有一个根本问题把马克思主义政党联结在一起：能否始终坚守建党精神。
执政党可能退化为脱离群众的官僚机构，忘记建党之初确立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目标；一个参与政府但不掌握政权的党，可能为了留在政府之中而对非共产主义力量让步过多，滑向机会主义，为迎合盟友而作意识形态修正，或者沦为只满足于管理现状的改良主义；而一个处于反对地位的党，则可能陷入宗派主义和脱离现实的“民俗化”姿态，无法对现实产生真正影响，最终走向自我孤立。
积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这些风险之间保持平衡、增强政治判断力，并及时校正方向。中国共产党已经证明，它有能力迈出大胆步伐，探索新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道路，勇于承认和纠正错误、开展自我批评，同时始终坚守自身性质宗旨、建党时的原初精神，以及建设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愿景。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表明，这一方法行之有效，也为全世界革命政党增强了信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了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的重大课题：如何在快速社会变化中保持生机活力、巩固执政根基、提升治理有效性。您如何看待？
阿伊：我同意这一判断。同时我认为，其中关于如何在快速社会变化中保持生机活力、巩固执政根基、提升治理有效性的思考，是所有政党都需要面对的。执政党固然要承担更大也可能更具风险的挑战，但非执政党同样不能安于现状。一旦陷入常规化运作而失去活力，即便小党也可能丧失赖以立足的最低限度的社会支持。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对其他政党也具有借鉴意义。不同马克思主义政党可以结合自身实际和资源条件，对这些经验加以调适和运用，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广泛汲取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一些国家社会矛盾加剧，政党应如何强化社会基础、重建公众信任？中国共产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对此具有怎样的启示意义？
阿伊：群众路线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根本原则，要求在劳动人民中开展深入的实地调查，准确把握其具体现实关切，再在党的领导机关中科学综合这些认识，形成有效的行动方针，再回到群众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
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这一现象有其现实根源。当前，全球化进程在相当程度上由新自由主义逻辑主导，收益分配并不均衡，一些国家工人的权益受到侵蚀，国家主权和发展空间受到挤压。在这样一种社会情绪和对脱离群众的政治精英普遍不信任的背景下，政党不能依靠抽象话语，必须回应具体的物质优先事项，如购买力、公共服务和经济安全。
政党重建公众信任还需要两个条件：党内政治生活的健康开展和干部的模范行为。我们的中国同志常说，“打铁必须自身硬”。一个政党的政治路线，只有在其成员的操守、纪律和投入与之相匹配时，才具有可信度。只有拒绝脱离群众的精英主义倾向，反对官僚主义，推动使政策与民众需要相契合，一个政党才能恢复公众信心。这会形成良性循环：强化社会根基，增强成员积极性，巩固长期政治认同。
政党长期执政能力的构建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强调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任用标准。您如何评价这些具体机制？
阿伊：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具备选拔优秀骨干并确保其工作方向的制度条件。同时，制定长期战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鲜明特征。这使党能够保持全局性视野，明确实现自身历史使命需要经过哪些关键阶段。这种能力在西方政党中几乎普遍缺失。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层面的：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助长了“一切都要马上兑现”的心态，这是资本主义逐利逻辑的典型表现，即追逐眼前利润、不计后果。二是制度层面的：西方制度将选举主义和议会中心主义的实践强加给政党，使政党被迫在一次次竞选之间求生存，追逐由人为制造出来的极化，而难以在群众中、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和巩固自身组织。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纲领性部署。对此您如何理解？
阿伊：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五中全会和《决定》所作部署的重要意义在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自我革命——来回应人类组织在长期发展中面临的治乱兴衰问题。历史上，毛泽东同志把“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作为跳出这一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自我革命”确立为第二个答案。
这一概念并非停留于理念宣示，而是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加以制度化。通过健全党内法规体系、严明纪律、一体推进反腐败，党把持续自我净化嵌入日常运作。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有助于防止官僚主义倾向和脱离群众，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维护党同人民的深厚联系。因此，持续关注党内动态、干部和青年培养，并不断以新的创造性方式应对深刻变化的世界，对于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都至关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历来受到海外专家学者关注。每届中央委员会在任期内按惯例召开全会、研究部署党的建设，已经成为一项制度性安排。您如何看待这种制度性安排的意义？
阿伊：从制度运行看，中央委员会每届任期内通常召开七次全体会议，其中第三次全会往往聚焦经济体制改革等重大议题，具有战略意义。这次五中全会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因为它把治理和自我革命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核心位置。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承担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使命。
理论热点的海外回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全球繁荣的意义？
阿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展现了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的担当，这一点从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中可以得到印证。其中，我想着重探讨两个方面：一是多极化，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都在推动与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强化多边主义；二是经济与社会合作，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拓展自主发展空间，摆脱西方跨国公司的新殖民枷锁。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瑞士学术界和公众中引发了怎样的讨论和认识？
阿伊：中国共产党正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种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同时，推动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作用于现代化的能力，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成功实践，对中国人民是一件好事。中国的经验也说明，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但各国道路不能照搬。欧洲正处在困难时期，社会矛盾上升，瑞士共产党的任务正是立足瑞士现实，思考我们能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做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应成为结合本国实际的具体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刘雨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