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幸出席某重要刊物的编委会，一位社会学者在会上说，学术与社会密切关联，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就有什么样的学术（大意）。这话对我启发很大。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真正多元纷呈的社会，人们的喜怒哀乐颇不相同。学术界亦然，同一个系里不同老师的学术标准，可以有天渊之别。学术本以多元为妙，但现在崇尚以多为胜的“学术民主”，标准不同甚或对立，就可能造成非常不妙的结果。
现在似乎人人都对大学教育不满意，找不到原因，于是发现了“大学行政化”这一人人得而诛之的罪魁祸首。最让我感动的是，居于教育行政化顶端的教育部，也时常抨击大学“行政化”，主张“去行政化”，让我们对大学的起色充满希望。其实大学教育的不如人意，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行政化”仅其中之一，还未必是最主要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或是越来越多的老师以“路人甲”的眼光看待自己从事的教育事业。但这责任似乎不在老师本身，今日校园里各类“学术民主”的程序，本就提倡大家推卸自己的责任。所谓久假不归，多次放弃责任，慢慢也就忘掉了自己的主体性。
其中一个典型现象，就是现在突然极端尊崇匿名审查制。大学和研究院所把用人的鉴定权让给刊物和出版社，而刊物和出版社又把用稿的决定权让给审查人。大家都把责任推给别人，自己只“坐收”他人审查鉴定的结论。本来稿子的优劣几乎可以决定刊物和出版社的生命，在其他领域里，很少有人愿意这样把生死攸关的大事委托他人；而大学聘到什么样的老师，同样是决定成败的基本要素，却也同样把如此关键的要事委诸他人。
教授本应是最知学问的专家，本系的教授更应是最知其实际需要的懂行之人，现在却先委托刊物和出版社代为把关，然后根据它们得出的结论进行范围尽可能大的匿名投票。而投票者主要看出版社和刊物的层级，基本不必看论著本身。在这样基础上选出的老师，学问可能好也可能不好，要以后才知道（但那时已没什么办法了）。
我诧异的是，在整个选择进程中，很少看到选择者自己的身影——要么委诸他人，要么匿名隐身。其结果，大学成了一个提倡不负责任、大家竞相推诿的社区。不论是否“行政化”，谁又能使一群“路人甲”办好教育呢？
就是制定这些政策的人，也并不承担责任，而是把这推给外国，说是外国名校都这样选择人才。那些强调刊物匿名审稿的人，也多说是学外国。外国名校的情形是否如此且不讨论，外国刊物本无我们这样的职业编辑队伍，他们的主编在学力所及的范围里，却也时常自己承担责任，并不都依赖外在的审查。而且我们的学术社会自有中国特色，与外国还真有些不一样。如上所述，今日学界的学术标准多歧，不同的人可能大相径庭。
举个最明显的例子，现在教育部特别关心博士论文的品质，但并不强调博士生导师自己的责任，而是试行全面的抽查，让别的学校其他老师代为把关。这一举措不过试行两三年，仅在一个系里我已看见好几例评鉴截然相反的现象——返回的三份评审意见中，两为“优秀”，一为“不合格”（前者与后者相差近40分）。这些外审者理论上都是本行专家，竟然出现差距如此大的评鉴，应不是论文本身的问题，最能说明今日学界评鉴标准的歧异。
造成如此结果的另一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这些外审都是所谓“盲审”，貌似公平，审查者却也可以不负责任！但被审论文的作者，却必须承担这“盲”的后果。让我们的博士论文撰写者情何以堪！好在各大学的研究生院虽然也受到“去行政化”的压力，毕竟还多是懂行的人，因此只要所在院系的学位委员会开会写报告，便允许博士生答辩。现在都说年轻人抗压能力差，我倒很佩服他们遇到这样微妙的“盲审”仍能处变不惊（当然惊也无用）。不过我担心的是，他们以后会怎样看所谓的“学界”呢？
一般学术刊物里并无类似的委员会，遇到审查意见对立时，就更为头痛了。同在这次编委会上，一位编委介绍说，国外有的刊物收到两份都赞同使用的审查意见，并不怎样兴奋；反倒是收到两份对立的审查意见时，常会在斟酌后优先使用，因为这说明来稿触及到了敏感的前沿问题。通常能引起学界争议的稿子，就意味着具有突破性。
尽管目前中外“学情”不同，我觉得这是一个建设性的做法，可以为我们的刊物所参考。不仅是用与不用的意见对立，就是两皆退稿的审查意见，如果退稿的原因对立，编辑部也不妨引起注意。有刊物的主编就告诉我，某文两审查意见皆主张退稿，但一说其过于标新立异，一说其全是陈词滥调，明显对立。这恐怕就是具有突破性的稿子，最好予以进一步的斟酌。
我自己以前曾提倡实行匿名审稿，现在仍觉有此必要。但我们也不必迷信匿名审稿，不论大学还是刊物，首先要注重自己的主体性，让匿名审稿为我所用，而不是被其绑架，以尽可能为具有突破性的文稿和学人提供发表和发展的空间。
（来源：南方周末，2015年8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