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大变局之下，国家之间的交流、民心之间的相通变得越来越弥足珍贵和不可或缺。中共二十大报告中着重指出，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在现代社会分工中，智库是人类生产知识和思想的重要“工厂”，是推动各国、各民族、各文明之间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本文讨论的智库主要指非官方智库，包括高等院校和科学院系统建立的智库和社会民间智库。智库天然就是思想生产基地和学术与政策的交流平台，“动态”是智库的基本形态。那么这里为什么还要强调构建行动型智库？什么是行动型智库？笔者认为，行动型智库是指，在新时代新发展的大背景下，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知识和思想生产上更有创新，在服务国家和社会上更有建树，在对外交流上更有影响，在人才培养上更有作为的新型智库。纵观当前全球局势，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封闭主义、零和思维仍大行其道，这就迫切地需要包括中国智库在内的各国智库比以往更多地全方位发挥自身能动性，更有效地行动起来，推动各地区、各国家、各领域的思想交流、战略沟通和民心相通。比如，从事“一带一路”研究，就必须走出国门，聆听沿线国家各界的声音，关注合作伙伴国的想法，了解其关切、需求和围绕项目存在的方方面面问题和挑战，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发挥好智库的思想政策源、舆论源、信息源功能。
第一，行动型智库要抱持家国情怀、人类关怀，站稳爱国立场，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支持者、研究者、承载者。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无条件无保留地热爱祖国、维护国家利益，是智库和智库学者开展任何工作和行动的先决条件，这一条适用于任何国家的任何智库，反之，智库就失去了立身之本。与此同时，面对世界变局和沉渣泛起甚至大行其道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与行径，智库要基于人类命运与共的根本关怀，努力保持清醒并着力产出优秀思想和智慧，研究如何塑造人人受益的国际新秩序，为发展人类进步文明、捍卫共同利益服务。2022年11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以“中国新发展与世界新机遇”为主题，举办第一届“看中国听世界”论坛。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在论坛上指出，当前人类发展面临挑战，也充满希望，中共二十大擘画中国发展蓝图，明确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中国共产党将坚持把中国发展同世界发展结合起来，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等保持对话交流，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积极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八年来，中联部发起成立的“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及其秘书处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一直与260多家中外知名智库一道，共同参与研究和推广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共同促进中外人文与思想交流和民心相通，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各国发展和人类进步贡献智慧。
第二，行动型智库要跨越学术与政策研究舒适区，成为知识、思想和话语创新的源头。罗马俱乐部在半个多世纪前推出“增长的极限”理论，影响了后来的工业革命进程，深刻改变了人类对发展的认知，“可持续发展”理念随之发扬光大。美国知名战略智库兰德公司在美苏进行白热化的核军备竞赛期间，不仅研究美国“确保相互摧毁”的核大战理论，还率先对核大战情况下的民防工程进行了系统的工学、建筑学、地理学、医学甚至包括心理学跨学科综合性研究。这些研究催生了新学科，发展了传统学科，推动了政策制定，并且主要推动了政策与时俱进地调整，避免美国自身走向败局。当今世界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地区冲突，事实上反映了对垒双方的智库群体未能很好地因应时代要求，生产出适用的关于国家间关系和战略安全的创新知识体系和思想产品。可见，作为人类社会大脑的智库，如果在创新知识和思想方面“不作为”或“弱作为”，后果会很严重。2021年底，区域国别学科被增设为交叉学科下的一级学科，国内掀起区域国别学研究和智库机构设置的浪潮，数百家区域国别研究基地应运而生。其中一个重要特点是，很多外语类院校发挥外国语言与文化教学和研究优势，加入这一波智库建设热潮，如何从以外国语言文学教学研究为主逐步拓宽发展路径，开辟区域国别研究新阵地，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等不少外语类高校立足自身特点，侧重各自优势语种进行区域国别研究布局，呈现出多样化探索态势，取得了初步成效。
第三，行动型智库要超越政策复读机功能，成为服务国家战略、社会发展的高级参谋。在创新生产知识和思想的基础上，智库的主要职能就是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国家战略和政策出台后，对其进行正确、全面、深入、系统的解读和阐释是完全必要甚至是必须的。但智库的责任，形象地说更像是航船上的瞭望哨、观察哨，观察世界要看得远、看得准，并为船长提出可行的航行方案。所谓智库的战略功能之要义即在于此。在这方面，一些智库正在付出大量努力，如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太和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等对中美关系、俄乌局势的综合研究，广西大学、云南大学、云南财经大学对东南亚、南亚及周边外交的长期研究，中国社科院全球战略研究院、察哈尔学会、吉林大学、上海全球安全治理研究院、辽东学院、国观智库对朝鲜半岛及东亚局势的跟踪研究，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黑龙江大学、西北大学、同济大学对亚欧大陆战略格局变化的系统研究，中山大学、聊城大学、河南大学对太平洋岛国、大洋洲的探索研究等，都取得了很多创新成果。然而，由于体制机制一些方面的原因，更主要的是由于与政策制定部门之间的沟通不够畅通，不少智库还停留在复述、解读政策的阶段，对所知不多或者未知领域的探索仍有较大空间。
第四，行动型智库要积极投身民间外交、公共外交，成为先进思想理念的第一传播人和智库外交的身体力行者。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中国不输出发展模式，但如果外国愿意借鉴，我们也乐于毫无保留地介绍。这种介绍会让世界更加了解、理解中国道路、中国制度。问题的关键在于，要用国际上听得懂的话语和方式来讲，才能起到切实效果。在这方面，智库的优势就是用国外思想界听得懂的学术语言来阐释中国道路、制度和方案。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2021年初创立了《当代中国与世界》学刊，聚集国内权威智库的知名专家学者就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对外进行学术化的国际传播，收到了良好效果。云南社会科学院创新制作“学者谈中国式现代化”三分钟短视频节目，用平实接地气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通俗易懂，在网络上得到了广泛传播，效果不凡。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官方和大部分智库学者对中国所持的客观、公正立场表示理解，但也有一些学者对中国没有“偏向”俄罗斯而感到不解，2022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通过对俄罗斯为期两个月的深入实地调研和研讨交流，从智库角度向俄方学者、民众阐述了中国一贯和平的对外政策立场，介绍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取得的成果，较好地发挥了智库的外交作用。
第五，行动型智库要不拘一格降人才，成为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经世致用人才的主要培养者。有关智库人才培养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这里要强调的是：智库也要担负起培养人才的重要职责—培养国家、社会所需要的具有深厚学术研究素养、战略和政策眼光，以及行业实际工作能力与经验的一流复合型人才，形象地讲，就是坐下来能写，站起来能讲，既能解决专业类问题，也能胜任综合性任务。这一类人才在各国都不是高等教育体系规模化、系统性人才培养的目标，因此数量非常少。但在当前世界大变局之下，对能够处理跨领域、巨系统、高复杂度问题的高级人才需求非常大，智库的多功能复合型机构特质，可以使其成为此类人才最佳的培养平台。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自2018年成立以来，以究世界之变为己任，研以致用，用以强学，系统训练学生进行“学术文、政策文、社会文”职业化写作，会聚培养了海内外多所高校机构上百名写作者，撰写涉及“一带一路”等多个领域不同类型文章数百篇，获评政务传播专业奖项，为智库培养复合型人才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路径探索。
历史地看，智库建设要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中国智库在发挥优势的同时，也要对自身短板漏项了然于胸，未雨绸缪。
第一，战略研究与研判能力还有待完善。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建设起步不算早，无论是研究基础、方法，还是人才储备都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在战略研究领域，能够提供高质量研究成果的智库还比较少，兼具重大议题设置能力的智库就更少。如前所述，很多西方智库通过长期实践检验，业已形成了成熟的战略研究方法和专长领域，而总体上，我国智库在战略前瞻、创新研究方面仍处于跟跑阶段，还有较大的成长空间。新时代新征程要求中国智库要以前所未有的奋发有为姿态，紧密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加强与相关决策部门的沟通和联系，发挥各自优势，通过揭示人类发展规律，把握整个经济社会、世界环境、全球治理发展变化的方向，为国家内政外交提供前瞻性与操作性更强的思想产品与咨询报告。
第二，从国际角度研究问题的智库，需要进一步提高参与国家总体外交的能力。在外交外事活动经历一些波折和问题时，智库可以通过主动作为发挥独特作用。例如，2017年，相关国家操弄所谓“南海仲裁案”，中国智库从各自不同角度，对国际智库界、学术界讲清、讲透中方对中国南海相关事务的原则立场，尤其是从国际法、海洋法的角度讲非常有说服力，取得了良好效果。当前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剧烈演变，要求中国智库进一步增强国际行动力，更多更有效地参与全球民间外交、公共外交，与国际智库界、思想界同行在国际智库外交舞台上交往、交流、交锋，寻求更多思想与政策共识和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
第三，智库传播方式和机制有待丰富完善，传播渠道还须拓宽。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智库的数量和体量都很大，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中国智库的国际传播工作也开展得有声有色，然而多数中国智库更多关注的还是在国内的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注重撰写学术文章和咨询报告，整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引领力尚不尽如人意，通过媒体、出版等更丰富的渠道面向全球传播自身观点、建议的意识和策略尚需提高，总体上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国际传播机制和体系。国际上耳熟能详、影响广泛，能够引领国际社会、尤其学术界话语的智库多数还是西方智库，如美国的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等。
针对上述情况，中国智库需要着眼服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聚焦智库外交能力建设，全力打造自身行动力，切实向行动型智库建设方向迈进。可以考虑加强以下四个方面机制建设：
一是跨国研究机制。要着眼产出更高质量的创新型智库成果，以开放的胸襟推动与全球智库的密切研究合作。“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自2015年起运转至今，已经形成了国内140多家、国外120多家智库的全球联盟体系，这是中国智库界打造跨国研究平台的诸多努力和尝试之一。总体上，跨国开展联合研究的初步框架已经搭建起来，未来要考虑丰富并细化、深化分地域、分领域中外智库间双多边研究的实现模式，联合探索改进和创新研究方法，把传统经验判断与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结合起来开展研究，为世界级重大问题、重大发展倡议如“一带一路”建设等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撑。
二是国际品牌机制。品牌建设包括会议平台品牌、研究专长品牌等。智库一般都有其特色优长领域，例如有些智库聚焦国际政治问题、有些聚焦世界经济问题、有些聚焦全球安全问题。任何一家智库都很难成为“全能冠军”，中国智库要立足自身实际情况，选取熟悉领域进行重点突破，打造核心竞争力，努力在特色领域成为“单打冠军”，逐渐锻造出其他智库难以超越的“国际品牌”。
三是国际交往机制。与西方国家智库相比，中国智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的工作做得还比较少，一些智库设立了海外办事处，但总体上名大于实，类似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新加坡办事处连续多年举办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成功案例几乎没有。美国卡耐基中心在清华大学设立了分支机构，同中国研究机构密切开展交流合作，为双方交流互通看法发挥了一定作用。当前，随着国家间交往沟通的需求不断加大，中国智库可考虑加大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的力度，推动与驻在国智库开展更多实时现地和凸显实效的交流互动，推动更多联合研究及交流交往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四是国际传播机制。在完善国际交往机制建设的同时，中国智库要考虑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国际传播机制，一方面要着眼国际传播界、舆论场现实形态和格局，推动与西方国家主流媒体、社交媒体开展合作，《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纸媒曾经发表、转载过不少中国智库学者的文章，CNN、BBC也多次采访过中国学者，相关智库未来可推动在国外媒体开辟专栏、合办频道，形成机制化合作。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加强与全球发展中国家、中国周边国家媒体的传播合作，既可以建设“智库—媒体”全方位合作平台和机制，也可开展“菜单式”合作，以期持久广泛地扩大中国智库的国际声量。
打造上述四方面国际机制并非能够一蹴而就，如果缺乏所需的基础与先决条件，即便形式上建成了，也未必能真正发挥作用。这一基础与先决条件就是：练好内功，切实筑牢赖以立身的相关领域研究基础，力避好高骛远、急功近利、虚有其表，务求精准聚焦、长期耕耘、严细深实。
（作者分别系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国际政治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人文交流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客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