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院十五年来，结合主题党日和年中工作会，我们讨论了诸多形势与战略问题，如思想建设、学科建设、学术成果、数据生产、合作网络、国际和港澳台交流、学术推广、团队建设等方面，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旅游研究院特色的专业智库建设纲要。今年是科研质量提升年，重点研究如何推进旅游理论和数据高质量发展的策略、战术与方法。为了便于理解和记忆，可以将这些实践经验和失误教训概括为若干个“三三制”。
01 建院十五年来所取得的科研成就与经验
完善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当代旅游发展理论、假日旅游统计和旅游经济监测预警范式、“1+8+X”标志性成果体系。任何一家机构都有其初心与使命，在体现编制和组织部门下达的“三定”中，研究院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是在文化和旅游部党组的坚强领导下，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旅游发展理论、服务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数据体系，为保障人民的旅游权利而尽忠竭智。这是最高纲领，也是行动指南。在中字头、国字号的平台上做学问，就必须听从党和国家的召唤，服务于人民的需要，而不是圈子、小集体的利益，更不可能是个人的功名利禄。为国为民，学之大者，要明言之，笃行之。在这一点上，不要怕别人说我劲儿劲儿的。2009年，全院第一次党建活动和干部职工大会，我们去了河北乐亭李大钊故居，念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首次提出了要建设“1+8+X”成果体系，并坚持至今。
创办了中国旅游科学年会、中国旅游集团化发展论坛和城市旅游、避暑旅游、冰雪旅游、夜间经济、研学研行、老年康养等品牌学术活动。2008年，研究院刚成立，原国家旅游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我去讲《大众旅游的价值取向与政策选择》，第一次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大众旅游发展理论。由于理论准备和工作经验不足，当时并没有成为旅游领导机关的共识，直到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迎接一个大众旅游的新时代”，才算划下句号。自那时起，我们便下决心搭建学界和业界两个对话平台，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成果的发布平台。回过头看，如果没有这些机制和平台，我们说话就没有人听，听了也形成不了共识。
培养了理论研究、数据生产和行政支援三支队伍。没有学理基础和数据支撑，政策研究走不远，政产学各界也不会认你是国家队。建院伊始，进人没有什么挑选的余地，第一批招了6名同志，包括第二和第三批，基本上都来自于高校。优点是都接受到系统的学术训练，而且用老先生的话说，“都是有枝有蔓的”，也善于学理解释和问题分析，不足之处则是解决问题的实践经验不足，也没有名气和声誉，容易被政产学研各界所轻视，哪怕做个地方旅游发展规划和政策咨询项目，不拉个老同志都不敢出现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院下决心建设自己的数据体系和行政团队，有了数据和后援，说话也就慢慢硬气起来。数据中心不是2015年12月3日才有的，那是原国家旅游局接到中编办批复后在一号楼多功能厅正式挂牌的日子，我们是从建院之初就在做这件事，也是现在每年投入的预算最大和资源最多的项目，将来还要继续加大投入，直到彻底解决“数据不足恐惧症”为止。
形成了建组开题、中期检查和结项复盘的全过程质量控制系统。无论是纵向课题还是横向项目，都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吸取院校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经验教训，坚定不移地走挂牌督办、组长牵头、集体攻关的新型科研模式。重大项目开题时集中有经验的科研和行政团队，听取项目负责人和实施团队的技术路线和进度安排，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与建议，让课题和项目一开始就有坚实的学理支撑和组织保障。一般项目也要建立集思广益的制度，贯穿从开题到结项的全过程。在此过程中，每个人都不是单纯提建议，告诉执行团队这不行，那不好，而是要提出观点、贡献数据、解决问题，总之每个人要有具体贡献。
创建了博士后工作站、旅游经济实验室、文献情报中心三个平台。建院到现在，虽然职能不断增加，也一直在争取增编，但是一直就这么35个编制。我们对纳编的每个人都是宝贝得不能再宝贝，每天都是战战兢兢，唯恐种瞎了一棵苗子。部党组上半年听取院工作汇报，也将增编列入了会议纪要，但是要在短期内实现这个目标还面临着诸多困难。总等也不是办法，就起了招收博士后的念想。在原国家旅游局的支持下，2013年把这件事办成了，相当于给了我们一个不受名额限制的编制空间啊！有了人，得有平台，还得有做事的条件，就继续拱，在国家发改委的支持下，依托数据中心建设项目成立了旅游系统第一家重点实验室，组建了文献情报中心和中国旅游评论编辑部，还定期编发中国旅游大数据内刊。现在看来，起了大作用呢！没有这些平台，这么少的人员，就更加“小青蛙穿棉裤，踢腾不开”了。
构建了旅游内参、大数据和中国旅游评论三个阵地。至今还记得第一期内参的主题是关于汶川灾后重建，还在一号楼711筹建呢，哪有什么研究团队和数据支持，就是觉得国家有需要，义不容辞，时不我待。我以责编的名义写了首期编者按，“书生报国无他物，惟有手中笔如刀”，也是年轻时最朴素的理想吧。客观地讲，以当时的条件，坚持半个月一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领导也善意提醒“是不是不定期出版，也好留有余地”，反复权衡后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加上内刊《中国旅游大数据》和辑刊《中国旅游评论》，总算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理论宣发阵地。加上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服务号，已经形成研究院特有的宣发矩阵。没有这个矩阵，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宣传自己的思想，就会处处受制于人。就像长抓不懈的数据体系和理论成果建设，宣发平台也要有自己的。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饭碗还是端在自己手里好，而且饭碗里一定得装自己的粮食。
02 旅游科学研究的形势与任务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相对于建院之初，旅游业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标志就是大众旅游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人民的旅游权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旅游者广泛进入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和休闲空间，文化、科技、教育和资本构成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动能，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也迫切需要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发展理念、新数据体系和新市场主体，更需要全新的科研方式和组织创新。对于新时代的旅游研究和理论工作者来说，一定要明白是时代和人民，而不是哪一个具体的机构和个人在给我们出题目，答题者也不能只是给出解释和建议就可以了。新时代的中国旅游业要往哪里去、怎么走、做什么？政府和业界在等着我们的答案，学界也在等着我们的探索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已经进入了无人之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也面临一切有历史意识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梦寐以求的历史机遇。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当代共产党人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实践智慧，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伟大飞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研究院应当也可以坚持问题导向，自我加压，提升本领，科学回答旅游发展的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以实践的思想推动思想的实践。只要团队沿着方向前行，就一定会不负时代不负旅。
我们还要直面可持续发展的长期风险和现实挑战，特别是思想懈怠、能力不足、数据不够、财务保障机制不稳定，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下力气解决之。不管是机构还是个人，小有所成以后，还能不能坚守初心和使命，还能不能保持奔跑的状态，都是最大的风险，也是折磨创业创始团队睡不着觉的课题。对于研究院而言，思想懈怠、信念流失、不敢斗争、不愿创新的“躺平”风险始终都是存在的。有了理想就能与时俱进吗？不一定。与党和国家的要求相比，与业学两界的期待相比，能力不足的风险始终是存在的，高级研究人员开创新领域、培育新团队的能力能不能苟日新、日日新？理论、数据和行政骨干离开研究院这块牌子能否独立作战并获得国际国内和社会各界的认可？说实话，我现在给不出肯定的答案。院长、所长有级别，正高、副高有待遇，但是决不能以官视之，更不能觉得自己扛了个局级、处级、正高、副高、博士、硕士的牌子就觉得了不起。没有相应的资历、成就和影响力，文化和旅游系统、旅游行业、各级政府、国际国内学术界会发自内心地认你吗？加上时代发展和产业进步每天都在对旅游统计理论和数据体系提出新要求，既有总体的，也有结构的；既有频度的，也有颗粒度的；既有行政工作的，也有市场创新的。还有财务保障机制，与生存和发展的支出预算相比，财政拨付只占了很小的比例。小到什么程度呢？形象地讲，就是“给了个领带，自己买套西服配”。我也知道“大学在于大师，而不在于大楼”的道理，可是没有大楼，大师能来吗？就是来了，能留下吗？所以难啊！没有一天能睡个好觉的。十五年来，想方设法解决财务保障问题占据我们太多的精力，就是想有个一劳永逸的法子，现在看来可能永远都找不到最满意的答案。
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和高质量的理论建设需要更多的同行者，需要以共同的理想建设不同类型的共同体，持续扩大朋友圈。建院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构建旅游学术、旅游集团两个共同体，还有旅游数据、全球旅游智库两个合作网络。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前三者基本上有了雏形，还很不稳定，国际合作网络这一块，还不成规模。分院、研究基地和科学年会支撑的旅游学术共同体启动的早一些，受原国家旅游局党组委托，开展了部级科研立项和评奖工作，极大调动了高校参与的积极性。可我一直在担忧啊，这是借来的权力，行政机关随时可能会收回，一旦没有了立项和评奖，我们还能继续团结和带领数万名“青椒（青年教师）”“青稞（青年科研人员）”前行吗？2018年秋季开始，这个挑战越来越突出，好在有声誉和影响力在，绝大多数还是愿意同行的。旅游集团、投资机构和各类市场主体，如果没有旅游集团化年会，没有20强发布，没有旅游思想者，或者机关司局也来搭类似的平台，我们能不能以人民为中心的旅游发展思想、文化和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继续保持今天的地位？文化和旅游数据合作网络能不能持续保持计算技术、数据 来源和人员培训方面的优势，并对共同体赋能？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回答上述问题，那么可以想象的就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徒留些史料供后人凭吊罢了。
03 稳步推进科研质量提升策略
指导思想，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立场、观点、方法。立场就是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产业、报效国家，在文化和旅游部党组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和带领旅游学术共同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这是研究院（数据中心）的初心和使命。没有这个政治站位，就不会有旅游理论研究的国家队的精气神，就不会有“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战略定力。观点呢，就是研究院基于自主数据和集体研讨所形成的原创观点，而不是什么新闻摘要或者江湖写手的文案摘编。这样的观点应当是有温度、有力度、有逻辑的——从需求到供给，从市场到政府，从微观到宏观的逻辑。这样的观点不是要“说了算”，而是要“说得对”。方法就是历史进程和逻辑进程相统一的方法、旅游统计和大数据的方法、实践归纳和理论抽象的方法、概念展开的逻辑建构的方法。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方法不是用来给政府官员和业界朋友炫耀的，“你们看，我是受过系统训练的专家学者哦”，也不是反复训练的智力健美操，而是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的逻辑展开过程。
写文章、产数据、做演讲，都要注意义理、考据、辞章，都要体现理论之力和逻辑之美，以理服人，以美动人。义理就是观点，不论是导入新理念、指出新问题，还是提出新方略，都需要有鲜明的观点，并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将之表现出来。不要温吞水、片儿汤，不要听上去甲乙丙丁、面面俱到，做起来却无从下手。过去这些年，我们先后提出了“主客共享、近悦远来”“大众旅游的人民性、智慧旅游的现代化、绿色旅游的未来感、文明旅游的世界观” “新时代旅游工作要转移到城市中来”“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政府的每一份努力，游客都能感受到”等一系列原创观点，已经成为业者用之而不觉的理念。考据要求说话有依据，数据有出处。有理有据、守正创新的观点终将为读者所接受，不能为了流量张口就来，为了博眼球而语不惊人死不休。辞章要求文字生动飞扬，密不透风，疏可跑马，不能死鱼眼，更不能动不动就掉书袋。怎么做到呢？还是要抽空多读读《诗经》《战国策》《论语》《古文观止》《史记》，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多去去博物馆、美术馆、现代艺术馆，多听听音乐、戏曲和专题讲座，从古今中外的传统文化艺术中汲取营养。曾国藩“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学问做了半生，方明白不过历史与哲学而已。读书不能读死了，要在建功立业中体悟和升华，没有“一年三百六十日，总是横戈马上行”的经历，岳飞写不千古名篇《满江红》。
组织建设，持续推进班子抓战略、研究所抓建设、项目组带团队的科研创新模式。在日常工作和重大项目攻关方面，坚决贯彻组织意图和完成战略部署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位骨干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此，我们要继续抓好模范研究所的建设，继续给所长提要求、压担子。说实话，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大家学历、年龄、履历和研究能力都差不多，甚至面对课题申报、“帽子”申请和成长进步的机会时还存在竞争关系。怎么办？就是要比别人多付出、多奉献、少索取。很多时候啊，名利去，人才来；名利聚，团队散。勘不破个人名利关，还想带好队伍，带出创业创新的队伍，不可能的事情。我曾多次在大群里要求所长和高级研究人员做到“两个尽可能、一个务必”，就是参加非政府机构的论坛、讲学、评审等活动时，要尽可能利用周末和休假时间，尽可能带上青年学者、访问学者和博士后，务必要写好讲稿、准备好课件。遂行旅游内参、重大项目和数据报告时，一定带着团队特别是青年学者集体研讨，对交上来的初稿一定要亲自动手修改，千万不要“复制—粘贴”，而要坚持手写，至少要在打印稿上用笔修订。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呢，是基于人性的了解。每个人都有偷懒的心理，电脑上修订看不出痕迹，而且很容易一目十行地滑过去。要成长，一定要自己和自己较劲。这样才能给年轻人做好榜样，让他们觉得跟着你能够成长。很多学术机构和文艺团体都有名家，也有传帮带的要求，为什么总体战力上不来？我看很大程度上与名家忙着在外走穴有关，如果名家还占着行政资源，又不为团队服务，那么队伍就不可能建起来，建起来也很快就会散了。
对于青年学者，包括博士后、访问学者和院聘人员来说，组织培养代替不了个人努力，千万不能有等靠要的思想。有的同志做研究，习惯等任务、靠指导，要材料和数据，组织和平台当然会给予必要的支持，可是我们想过没有，这些条件都具备了，还轮得着你吗？值此大众旅游时代，政府和业界每天都要给我们出题目，走出甲九号的院子，到处都是素材、数据和人脉，为什么不主动去拥抱呢？一年24期内参，1份旅游经济蓝皮书和8份报告，分到每位研究人员的身上，一年下来的工作量并不大，只要把心用到了，功夫下到了，没有理由出不来高质量的成果。这不是院长摊派的任务，而是每一位青年学者和理论工作者成长的机会。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岗位和任何一项任务，组织把某个领域或者某个方向给了你，就是把未来给了你。就像当年抗大毕业的学员，带着任务、地图和手枪就三五成群地走向了抗日战场，打开了局面，带出一个连，就是连长，带出一个团，就是团长，失败了，就是以身殉国了。希望新时代的理论工作者也要有这么股劲儿，没有历经千山万水、千辛万苦、千言万语，就凭着一顶博士帽子，就能把学问做大，不可能。
团队建设，重点培养理论研究、数据生产与行政支援三支高素质、高能力的专业队伍。对团队中的每个人来说，首先要提高综合素质和独立作战的能力，面对理论建设、政策研究和产业服务主战场，哪怕身边没有任何人，也能独身一人完成任务。这也是理论斗争的底限或者说极限思维，如果总是依靠别人，慢慢就会产生依赖性甚至人身依附感。有一天别人不让你依赖和依附，或者依赖和依附的代价大到你不能承受的时刻，怎么办？过去十五年，这样的危险和威胁时时都在发生，今天也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和能力储备，就可以像特战队员一样在任何复杂的环境中，在难以想像的困难下生存下去，就算是牺牲了，也会在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路标。这样组合起来的团队在其对标领域才是最优的，这样的团队在兄弟部所和平台资源的支援下联合作战，才会有“1+1›2”的协同效应。当然，现实中的每个人，不管是研究员、博士还是院长、科员，都不可能是全面的，更不可能每个方面都是最优秀的，这就要发挥团队和成员的比较优势。七个研究所有聚焦政策研究的，有侧重数据生产的，有善长宏观分析的，有善于企业和地方研究的，在形成各自的特色和优势的前提下，要加强协同作战和集群出击的能力建设。
过去十五年，我们对每个人的成长都付出了心血，也从学术成果建设的角度，利用办公会、专题调研和重大项目会商等形式对每个研究所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系统指导。这次天津大调研，首次集中了七个研究所和博士后工作站的精干力量，加上依托南开大学建立的旅游市场和目的地营销研究基地的配合，对省域和直辖市一级的旅游发展现状进行全面调研和战略咨询。这是一次大调研、大练兵，也是一次旅游研究乃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科研组织和团队建设的原创性探索。从效果上看，基本实现预期目标，但是也暴露了不少问题，比如不同程度存在的畏难情绪和等靠要思维定式、独立作战和攻坚克难能力不足、相互成就和相互补台的协同机制有待完善等。任何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任何机制都是由人推动的，欲实现三支队伍的协同，必须最大限度地压缩“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滋长空间。院里会继续出台并完善科研、推广、人事和财务方面的管理制度，努力推进三支队伍建设和协同作战能力，但是所与所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主动协同更加重要。希望同志们记住：只有雨天给别人打伞，晴天才会有人同行。
社会服务，持续完善方案、监测和评估三个环节。智库成果和发展理论来源于实践，无论是为地方政府还是为市场主体服务，都要本着“总是同行，经常服务，偶尔引领”的心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并保持持续监测和定期评估。出现场考察之前，一定要做好高质量的案头工作，包括地方的地理、人文、经济、社会、政治诸方面的信息，并以学理形成相对成型的研究报告，做到胸有成竹。出现场是为了以实感和地方同志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对之前假设和研究成果进行系统验证，这样提交的方案才是有同理的、共情的和高质量的。提交方案好比医生开出药方，只是社会服务的第一步，接下来是持续监测和定期评估，在此基础上提出更进一步的意见与建议。对市场主体的服务也应如此，即PDCA循环。总而言之，一言以蔽之，就是国家队要有国家队的样子。这次天津大调研开了个好头，服务了地方，创新了模式，也锻炼了队伍，扩大了影响力，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创新。
宣传阵地，重点抓好旅游内参（含特别报告）、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和中国旅游评论三个平台。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我们不仅要科学地解释世界，还要在党的领导下改造旅游实践的客观世界和理论工作者的主观世界。对于一家专业智库而言，改造世界最有效的工具就是办报办刊办宣传平台。在办刊这件事上，我是一直以《新青年》而不是学术期刊为榜样的。中国文坛，本无新旧之分，但到“五四”运动那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一声号炮，别树一帜，提倡文学革命，胡适之、钱玄同、刘半农等在后摇旗呐喊。我从不希望研究院的刊物和平台做成小圈子里相互捧场的学问发表平台，也不能做成相互索引的文献库。不是说这些学问不能做，文献不能引用，事实上这样的学术刊物一直都有，而且用传统的评价标准办得还不错，我们现在也在申请刊号嘛。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期刊、辑刊，还是内刊，我们的平台，无论是官方网站、官方微博，还是微信公众号、视频号，都是面向基层、面向一线，办给旅游工作者看的，他们才是国民旅游权利的保障者和旅游福祉的创造者，也是旅游学术共同体的同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