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智库建设尤其要注重把咨政建言与服务社会公众结合起来，在决策机构和政策受众之间搭建桥梁，成为决策方案优化、举措落地、质量提升的重要推动力量。
作为智库建设最重要的一环，智库成果产出的质量决定着智库的生存和发展。如何让智库研究成果受到关注并转化为政策，是新时代高质量智库成果产出的关键。如果智库研究成果转化率低或者研究成果转化缓慢低效，则智库的公信力、影响力必然大打折扣，智库的高质量发展也将举步维艰。
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这决定了智库的成果产出应该服从于“十三五”时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目标、任务和要求，为国家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尤其要围绕“十三五”时期改革发展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在政策研读、政策评估、方案抉择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并提出可行性的解决方法、思路和方案。
新时代是坚持人民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2016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他要求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因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体现在智库成果产出与转化方面，就必须摒弃智库只是扮演政策阐释者、修补者的角色，对政策研究局限于政府的红头文件或为政策出台做注脚。新时代智库既要向党政领导机关提供决策咨询，也要把服务转向广大人民，通过设立长期性媒体栏目以及政策咨询公众平台，打通智库专家与社会公众的交流渠道，推动智库专家参与重大政策宣传阐释解读常态化。当前，智库建设尤其要注重把咨政建言与服务社会公众结合起来，在决策机构和政策受众之间搭建桥梁，成为决策方案优化、举措落地、质量提升的重要推动力量。
新时代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时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历史方位的变化和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必然对党和国家工作（当然包括智库建设）提出新要求。中国智库发展还处在不平衡、不充分阶段，尤其是智库成果的产出与转化呈现出不充分、不平衡性，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1.智库资源配置不平衡。官方、半官方智库多，且占据了大部分资源，民间智库数量少且受资金限制，难以在政策咨询中获取公平竞争机会。2.智库思想的产出不充分。智库成果产出和转化仍然处于政策实际运行的“体外循环”，对决策的引导、调节、预警等功能体现不充分。3.智库投入产出比率低。大多数党政类智库仍然沿用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体制，在符合智库业务结构与人员特点的绩效指标体系方面缺少创新，经费使用规则、人事奖励办法与智库成果产出与转化不够匹配。破解智库成果产出与转化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一是可以实施智库分类改革，按照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科学界定各类智库的功能定位，推进不同类型智库管理体制改革，激发各类型智库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二是创新智库组织形式，完善智库产品供给机制。鼓励智库采取事业单位法人、社会组织法人、企业法人等多种形式注册和开展活动；规范咨询行业标准、评估标准以及智库准入门槛；完善智库咨政辅政的方式、渠道、成果形式、标准化程序以及政府购买智库服务的政策。三是拓展智库成果转化的渠道。有些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内部刊物直接向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报送，不涉及国家机密的可以通过智库论坛、智库成果发布会、舆情分析观察室等途径，尽可能加大其研究成果的传播力度，同时利用门户网站、微博、微信以及直播平台等网络媒介提升智库的品牌知名度和政策影响力。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
新时代是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时代。智库未来的发展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首先是创新，主要是创新智库研究成果。1.提高智库成果产出的针对性。智库成果须聚焦国家急需和人民期盼，力求在一些关键领域、关键环节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2.提高智库成果产出的前瞻性。智库成果须着眼于长远，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超前研究，预测经济社会和国际外交有可能出现的关乎国家全局的发展问题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并针对问题的变化制定出应对预案措施和战略部署。3.提高智库成果的科学性。智库成果须体现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善于观察和发现问题，特别要重视倾向性、苗头性、潜在性问题的研究；同时重视决策理论和跨学科研究，推进研究方法、政策分析工具和技术手段创新，以学理性和科学方法为决策咨询提供科学支撑。4.提高智库成果产出的可操作性。可操作性往往是政府决策采纳的核心所在，智库成果具有可操作性才能形成解决实际问题的实效性，特别是精准的可操作性会形成立竿见影的决策效果。其次是协调。一是协调好成果产出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经验性。二是协调好政策性业务、公益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之间的关系。三是协调好智库的“能干度”与“能见度”之间的关系，把握好成果产出和推介传播之间的平衡。再次是绿色。智库专家可以利用自身知识和信息优势，为政府决策提供绿色智慧，也可以为企业提供战略咨询，促进企业形成绿色生产理念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还可以通过媒体或者与媒体进行合作，向社会宣传绿色理念和绿色思想。复次是开放。开放既体现为智库的国际化视野，也体现为智库聚合社会化、网络化、多元化的研究团队，跨学科地解决一些复杂性问题。最后是共享。智库与智库之间，要突破区域、单位、学科、身份本位的界限，促进智库人才、经费、课题、成果的优化配置，通过“混合所有制”的方式实现智库主体的合纵连横、智库平台的联动互通、智库要素的优化重组和智库管理的协同创新。
新时代也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为了更好地配合“走出去”战略，迫切需要一批优秀的智库，为中国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解决崛起中的问题提供合理化建议。同时，智库需要在全球舆论中“拨乱反正”，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中国方案。智库还扮演着“议题网络”和思想交流的促进者的角色，通过开展智库间的对话等方式，结交他国精英，加深国际了解。
（作者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江苏省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优秀创新团队骨干专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8年1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