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了各位老师的发言，特别受启发。因为我关注农业有一定年头了，有一些个人的思考，想讲一些不成熟的观点和看法。
大概是在2012年，2013年的时候，我还在新华社旗下在北京的一份报纸工作。当时市场化媒体，基本上每年到了11月、12月，就竞争报道什么东西呢？猜测中央一号文件是什么主题。竞争非常白热化，时间不断提前，大家通过各种渠道去打听消息。媒体发布的消息有真有假，有的可能不是很靠谱。一旦有消息发出来，对整个市场特别资本市场影响非常大。2012年12月初的时候，我当时写了一篇稿子，预测第二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主题是聚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后来证明这个预测是比较准确的。在资本市场上，因为中央一号文件即将出台，每年到了12月份基本上就是“农业政策市”，这段时间很多农业类的股票都是大幅上涨。有一些重大消息放出来之后，相关股票可能当天涨停。可见，中央一号文件对整个社会和市场的重要性。
对于“三农问题”，当年李昌平老师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我的整体感觉是，现在“三农”问题中，农民和农业不存在大的问题。
比如农民，我去很多乡村包括偏远山村采访过很多农民，只要能够做点事，生活过得总还可以。实在困难，有政府兜底，实在是懒，还有“精准扶贫”。农民的问题并不是很严重。
农业的发展，这几年变化也特别大。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的一个背景是“谁来种地”的形势严峻，农村都是“386199部队”，没人种地，土地抛荒。所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现在才隔了几年时间，我们已经感觉到，“谁业种地”已不算是一个大问题了，有一些问题也会随着历史发展的过程慢慢解决掉，不会很令人担心。这主要得益于机械化、社会化服务和社会资本下乡等因素。比如机械化，今年春耕的时候，我们去做过调研，现在水稻基本可以实现全程机械化，可能除了机插秧这块稍微薄弱点。有了机械化，老人种田也是很轻松的。我们看到过，有的80多岁的老人，在自己家门口可以种几亩地，因为都是机械化操作，也不用自己操作。前段时间，我还遇到过一位60岁的农民，之前是在外打工，但到了50多岁，在城市没有就业机会了，然后回到农村，买了耕地机、插秧机等一些农业机械，两口子种二三十亩地，一年能够赚两三万块钱，这样生活也还可以。其实，说到老人种田，中国的问题并不算特别严重。几年前有个数据，讲中国种田农民的平均年龄是50岁，韩国是55岁，日本是60岁。日韩农民之所以年纪更多还能种地，主要就是靠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
社会资本下乡这几年特别火，包括以前搞矿的、搞房地产的资本都在下乡。过去讲农村的资金都是外流，金融机构像“抽水机”一样把农村的资金抽走了。而现在大量资金进入农村，一些大型农业项目在农村落地。
前段时间我到湖南中部调研过一个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由外籍华人投资，计划投资额55亿，涵盖一、二、三产业，还有游乐园、养老养生等子项目，总体上是扣的农业的帽子。所以，现在农业并不缺资本，只是很多资本找不到好的项目。或者有的资本进入农村后，结果农业“看上去很美”，哪知面临市场、政策、自然等多重风险，最后出现亏损甚至是血本无归。但整体上看，社会资本还是给农业带来了积极的作用。
农民、农业问题不大，现在最让人担忧的是农村问题，或者说是农村社会治理的问题。过去这么多年来，传统宗族力量从乡村退出，很长一段时间政府的力量退出。现在政府想再次进入，结果发现在基层已经失去了治理的能力。今年年初我调查一个案例，湖南某县存在严重的四种犯罪问题，包括技术性开锁、怀孕和怀抱婴儿偷窃、高速公路抢夺、吸毒，被公安部督办治理，全国通缉了一百多人。这些犯罪分子是农村人，户籍在农村，但犯罪行为发生在城市，而政府一级一级任务下压，要求乡里、村里解决，他们哪里有这个能力，结果这些人群成为了社会治理的“真空地带”。
另一方面，现在农村有很多新力量进入，其中一个就是前面讲到的社会资本，这个力量很大程度上在改变农村社会治理结构。前段时间，我写过一篇报道，讲的是企业把乡村“兼并”了。怎么个“兼并”法呢？有的大型企业项目是整村甚至整乡进行土地流转、征地，涉及几千亩、几万亩。当你到那里的村庄去看，可以其外部形态就是一个企业了，到处都是企业的标志。只不过，这个企业的“生产线”不在车间里，而在土地上。有的村干部还在企业兼职，甚至村支书就是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基本上“村企合一”了。现在不用去评判这种乡村形态到底是好是坏，但确实给农村治理带来了很多新课题，值得关注。
最后，我想讲一下中央一号文件以及很多政策不接地气的问题。在采访中，一些基层干部讲，过去上层农业政策的制订，会反复和基层沟通，国务院在一些地方还设立有长期的观察点，了解社情民意。而现在的政策出台后，很多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需求，甚至是逆着大家的意愿来。
在我们的调研中，感觉最明显的是土地确权政策，这方面村干部反映特别多。以前没有去“确实权、颁铁证”的时候，虽然讲“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但很多地方采取“土办法”，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进行灵活处理。现在确权之后，调整的余地就很小了。而且中央的口径也在收紧，大概是2012、2013年的时候，中央一号文件讲确权确股可以不确地，但隔了一两年之后，中央一号文件又不鼓励确股不确地这种形式了。这样的政策下，农业要搞规模化和现代化经营，怎么搞？严格按照上面的政策，把土地“确死”了，土地难以连片流转，农业项目难以操作。而且，这样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也不是太吻合，集体的力量实际上被进一步削弱了。所以，土地确权存在的问题需要在以后的中央一号文件乃至土地管理法修订中予以解决，给出方向，这个问题非常紧迫。
（新华社记者 白田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