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 黄昊
一、上海论坛简介
上海论坛是目前在上海举办的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品牌论坛之一。论坛创始于2005年，迄今已成功举办了十二届。论坛以“关注亚洲、聚焦热点、荟萃精英、推进互动、增强合作、谋求共识”为宗旨，在创始之初将“经济全球化与亚洲选择”作为论坛主题，以呼应新形势下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正成为当务之急，论坛组委会决定自2018年开始将主题变更为“全球治理与亚洲”，作为未来十年论坛的聚焦方向。论坛每年5月在上海举办年会，每届有近千位来自世界各国政府机构、知名企业、一流高校、著名智库和主流媒体精英参会。论坛最大的特点是“每年至少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至少一位国际政要参会”。上海论坛是中国高校乃至非官方论坛中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论坛之一。随着国际化程度的加剧，其视角和观点也更加多元。
二、上海论坛特色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上海论坛在组织机制上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并逐渐探索出一条切实有效的发展路径。论坛与智库结合，是上海论坛的重大创新与实践。
上海论坛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从封闭到开放，从传统论坛形式到新型智库论坛的发展过程，它创立之初较为传统，主要依托复旦的学术资源和力量。从2012年开始，论坛逐步创新发展理念和运营机制，积极引入国内外优秀资源，通过立足亚洲、联通世界，增强了论坛的活力。2015年以来，研究院开放了所有分论坛和圆桌会议的申报，紧密结合智库的建设发展，为国内外智库构建了一个共同发声和沟通的平台，通过加强公众影响促进国际交流，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生态圈，也为论坛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开放办论坛，服务智库国际化
在开放办论坛的过程中，复旦发展研究院已经与37个国家的70家智库建立了合作，这些智库每年都来参加上海论坛。除了每年5月最后一个礼拜的年会以外，上海论坛还在世界各地举行学术研讨会、专家咨询会、访问学者沙龙等活动。2015年到2017年连续三年在美国举行海外圆桌，就中国及其区域合作等主题展开智库讨论，获得了海内外的热烈反响。论坛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国际顾问团，邀请了政商学界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代表加入顾问团，包括各国总统和政府首脑等，一方面他们为论坛的主题策划、议题设置出谋划策，另一方面论坛也会就亚洲与世界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向顾问咨询，积极维护中国利益。另外，上海论坛在提升自身品牌的同时，还吸引了一大批青年访问学者，尤其是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青年访问学者，来自31个国家的47位访问学者每年都会相聚在上海，为论坛贡献智慧和资源。
一流转化平台，服务决策咨询研究
上海论坛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智慧成果，也成为了智库成果展示和发布的平台。从2015年到2017年，论坛发布的各类成果涉及金融科技、生态治理、网络理政等多个领域。
国际合作平台，服务人文外交
上海论坛主动承担二轨外交的功能，每年平均发布观念集粹210条，政策建议书30余篇，成功邀请到了大多数的国家政要，成为了中国智库成果转化发声、让世界理解中国的重要载体，从而实现双向互动。
三、愿景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通过上海论坛推动中国智库联盟，形成智库合力，讲好中国故事；从世界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论坛汇集中国智慧，引领全球治理。
（徐滢璐整理）
山东社会科学院：以创新工程为抓手加速传统社科院迈向一流新型智库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袁红英
自中办、国办《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印发以来，各地社科院积极探索、不断创新，在改革体制机制、增强资政能力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取得了可喜的进展。2015年7月，继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之后，山东社会科学院启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并以此为抓手建设中国一流新型智库，切实发挥好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五个方面的功能。
一、创新工程的目标定位和思路举措
山东社科院创新工程的目标定位和思路举措可概括为“一二三四五六”：
“一”是实现一个总体目标——打造国内一流新型智库。围绕这一目标，努力建设马克思主义研究宣传的“思想理论高地”、省委省政府的重要思想库和智囊团、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的高端学术殿堂、山东省情综合数据库和研究评价中心、服务经济文化强省建设的创新型团队。
“二”是实施双轮驱动战略——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双轮驱动发展战略。在重大思想理论、学术前沿和现实问题研究方面完成一批高质量精品成果，理论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围绕山东经济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研究，服务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的能力和水平显著提高。
“三”是深化三项重点改革——科研管理、人事管理、经费管理改革。首先要整合优化科研资源，推进院所机构改革。一方面打破原有的学术团队，建立新的研究创新团队；另一方面围绕重大的研究项目组成创新团队，以创新团队的形式进入创新工程，打破原有的科研管理体制。其次要建立创新岗位人员“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竞争择优、灵活高效”的新型人事管理制度，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和“退出”制度。例如山东社科院的创新团队始终保持在一定的比例，80%的人进入创新工程，20%的人在团队之外，从而打破了原有的体制机制。还要改革科研经费配置办法，优化资源配置，采取开前门堵后门的方法，建立智力报偿制度。探索建立科研经费按预算总额控制、专项任务单列预算、优秀成果后期资助的经费配置机制，强化经费使用管理和监督。
“四”是强化四大支撑——体制机制支撑、人才队伍支撑、数字信息化支撑、精品成果支撑。建立有利于优秀成果产出的科研组织管理体制机制，有利于创新人才选用的新型人事管理，有利于提升科研效率和水平的现代化信息支持系统，有利于持续创新的精品成果产出机制。
“五”是发挥好五大功能——切实发挥好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新型智库功能作用。
“六”是推进六个方面制度创新——探索建立准入制度、退出制度、报偿制度、配置制度、评价制度和资助制度等六大创新制度，推出以科研组织运行方式、科研成果评价考核体系、科研辅助手段和方法、人事管理制度、人才培养方式、经费配置和使用管理改革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六个方面的改革举措。
二、创新工程精品成果盘点
2015年7月山东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启动，2016、2017年全面实施。通过三年创新工程的实施，山东社科院在成果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在理论、应用政策等方面的精品成果数量达到了549项，这些成果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理论成果层次高、影响大。山东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形成了包括17个具体文件的《创新工程管理制度汇编》，进一步激发科研创造活力和工作动力，一批重量级理论研究文章在中央媒体和核心理论期刊发表，发表数量逐年增长，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分别发表了10篇、20篇、31篇理论成果，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76%以上，做到了每月在三报一刊上都有山东社会科学院的声音。
（二）对策研究针对性强、采用率高。应用对策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获得省领导，乃至省长和省委书记的肯定性批示，越来越多地进入决策。2015年获省领导批示25项，2016年获批示29项，2017年获批示39项。
（三）论文全文转载率、论点摘编率高。三年来山东社科院共发表核心期刊212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红旗文摘》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或部分转载的成果数量逐年稳步提高，转摘率达到了50%。
（四）高层次的科研项目连年递增，连创历史新高。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立项数量逐年提升，省社科基金课题数量大幅攀升。2015年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5项，获省社科基金项目15项，2016年分别是7项和28项，2017年分别是10项和35项，立项工作取得佳绩，立项数量均居全国地方社科院前列。
山东社会科学院在创新工程方面取得这些成绩，与省委省政府以及业界同仁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财政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山东社会科学院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评估，指标体系涵盖资金、人才、成果、社会效益等，每年的评估分都在90分以上，评价的结果都是优秀。例如在社会影响力方面，山东省建立了山东智库联盟，山东省内60多家智库研究单位加入了该联盟，山东社科院以这个平台为依托，设立了山东省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协同创新的专项课题，为整个山东省的智库搭建了一个平台。又如，山东社科院与日本、韩国研究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并引进了一批博士等，这些举措都是山东社科院在评估中取得良好结果的重要原因。在2016年CTTI评选中，山东社科院位列地方社科院第一名。在2017年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年中国智库报告》中，山东社科院也入选了2016年中国最具影响力智库阵营。
三、未来展望
2015年至2017年的三年试点期已经结束，从2018年开始，山东社会科学院的创新工程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总体来说，三年的试点成果非常不错，在全国的社科院系统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有20多家地方社科院积极与山东社科院进行交流探讨，相继有多家社科院准备实施创新工程。此外，山东省科学院、农科院和山东行政学院等都预备了专项资金进行创新工程。省委、省政府也对山东社会科学院给予了高度评价，大力支持创新工程，财政部门专门下发文件追加经费，将智力报偿由40%提升到50%。山东社科院本身也出台了改进体制机制的文件，继续完善创新工程，不断提升创新工程的学术影响力、政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努力建设成为全国一流的新型智库。
（王琪整理）
智库研究要抓重大现实问题，突出前瞻性
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副院长 李舒
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成立于2012年，是一所致力于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校属研究机构。该所现有教授6名，副教授9名，讲师和助理研究员10名。所长为石建勋教授。研究所共承担国家级项目6项，省部级项目10项，出版专著18部，发表各类文章共200余篇，国家层面的决策咨询专报40份，其中11份获批；省部级层面的决策咨询专报10份，受到4次通报表扬。
研究所在智库研究中形成的主要经验和思考如下：
一是智库研究应当立足于对现实的深刻观察和思考。政策是历史的、具体的，应随着历史条件、社会主要问题的变化而转变。例如，在整个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的历史背景下，社会主要矛盾也应该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社会主要问题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体现出历史起承转合的时代感、阶段性。
二是坚持以专业性为基础的独立性。智库研究从报告、理论转化为政策不是一蹴而就的，前瞻性的政策建言往往需要顶着一定的压力，这体现了专家学者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建立在专业性的基础上的。智库研究成果是智库专家对社会现实、国家形势、公共政策的专业判断，建立在对于决策机构的了解和对社会现实矛盾的把握之上。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智库研究者应该具备的能力或素质。
三是紧跟中央智库建设战略部署，切实服务治国理政。
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发挥思想库作用，同济大学即成立校属实体财经研究所；2016年建立同济大学国家创新发展研究院，并以此为平台把学校所有的智库整合到一起。同济大学是一个传统的工科院校，希望通过工科思维，把同济大学的一些传统优势转化成智库咨询成果。目前学校已经设立重要智库基地，包括国家社科决策咨询点，国家预算研究基地，国家知识产权研究基地、德国研究中心、中国国际战略研究院、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等等。同济大学将紧跟中央智库建设战略部署，扎实推进服务治国理政的研究与实践，将同济的传统优势转化成智库咨询成果。
（郭婷婷整理）
社会矛盾指数研究的创新与实践
北京市信访矛盾分析研究中心主任 郑广淼
一、研究目的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社会矛盾需要得到密切关注。一方面，如果社会矛盾不能得到很好的处置，就会影响到国家战略的推进。另一方面国家的社会矛盾中有很多是人们观察不到的，大量隐性的社会矛盾往往会对社会的良好稳定运行造成很大的冲击。因此做社会矛盾指数研究其中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发现这些隐性的社会矛盾。
二、研究设计
社会矛盾指数研究的整体构思包括5个方面，一是从普通公众的视角进行社会矛盾的评估和测量，二是从负面信息的视角进行社会矛盾的评估和测量，三是委托独立第三方主体进行社会矛盾的评估和测量，四是从基本面的角度进行社会矛盾的评估和测量，五是挖掘和监测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社会矛盾指数研究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是把社会矛盾分为物质性的矛盾和价值性的矛盾，物质性的矛盾是指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问题，价值性的矛盾是指个人关于信仰、观念和价值上的冲突，包括经济改革、民主建设、治理绩效、依法治国等内容。基于这两个矛盾，社会矛盾指标体系共分为2项一级指标、11项二级指标、29项三级指标和109个具体问题。每年研究者通过公众社会调查，并根据社会矛盾指数的基本逻辑框架，计算出最终的社会矛盾指数。除上述指标之外，社会矛盾指数研究的另一方面还涉及到矛盾缓解机制，即在进行社会矛盾指数研究的过程中，出台了哪些政策能够缓解社会矛盾的发生和爆发，研究者主要关注教育和住房方面的问题，有时也关注医疗和交通的问题。
社会矛盾指数最终会呈现出一个结果，这8年的研究成果共有100余万字。从矛盾的具体维度上来看，在矛盾深度上，研究表明在物质性矛盾里，公共安全矛盾最为突出；在矛盾广度上，市政环境利益受损程度高位浮动；在矛盾烈度上，当人们受到矛盾侵害之后，无倾向行为依然是主流；根据对不同类型的矛盾倾向性对比可以看出，物质性矛盾比价值性矛盾更易引发居民的自助行为和冲突行为。
整个社会矛盾指数的研究是立体的，即在总的社会矛盾指数发布之后，研究者会划分出一些专题系列以便人们在不同领域观测到社会矛盾的具体状况。例如价值性矛盾分篇中包括经济改革、依法治国等方面的内容。此外关于社会热点研究者也建立了一个专题，对此专门做了调研报告，会送到相关部门供领导和相关政府决策参考。
由于社会矛盾指数研究是北京市信访矛盾分析研究中心独立操作的，研究者不确定该研究的现状如何，于是又根据北京市信访办的内部信息开发了一个指数，最终发现二者在趋势和结果上存在较好的关联性。
三、研究发现
从该项研究中可以得出以下2方面结论：
第一，社会矛盾指数和国家社会发展之间并没有直接相关性，在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其社会矛盾指数可能非常激烈，相反在一个经济不发达的经济体或经济区域里，其社会矛盾指数可能很低，因此我们在经济建设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对社会矛盾进行预测和监测。另外，在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里，普通民众在受到刺激之后，其行为选择模式是迥然不同的，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对矛盾的敏感度相对不高，在经济发达地区居民对社会矛盾的敏感度相对较高。
第二，在社会阶层方面，中高层以上的人对社会矛盾或社会冲突的敏感性更高，而经济地位相对不够强势的阶层对于社会矛盾的敏感度较低。具有优势地位和资源的群体在遇到问题时更倾向于立即采取行动，而且采取的会是一种相对客观或理性的诉求，其敏感度非常低。而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相对不够优越的阶层在遇到社会矛盾时会采取两个极端行为，一是什么也不做，二是采取激烈的行为。
整会矛盾指数研究已经做了八年，这项研究仍会继续做下去，其最终目标是通过该研究观测在中国剧烈变革的过程中，社会矛盾的发展变化与国家整体进程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我国社会或其他国家的社会，为处于这个阶段的社会提供一些趋势性的意见和建议。
（徐滢璐整理）
以一流的调查基本功建设一流的高校智库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书记 徐剑
2017年7月，在国家双一流建设名单中，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被评为国家一流学科，中国农村研究院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的主体单位，其智库建设也是围绕着学科建设进行的应用研究。中国农村研究院以“调查”作为立院之本，其学科建设和智库建设坚持执行学院体制，长期跟踪和围绕中国农村问题展开研究和调查。
中国农村发展智库、中国农村研究院是二位一体的结构，中国农村发展智库（以下简称“中农智库”）依托于中国农村研究院进行建设，是农村与农民问题研究的实体机构，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的智库签约单位，是国办、教育部等信息呈报单位，也是湖北省委、省政府办公厅指定的信息报送单位。2016年12月，中农智库入选中国智库索引首批来源智库；2017年初，成为教育部签约智库。2015年1月，中农智库根据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和意见，结合其长期决策咨询服务的实际情况，决定着重建设三个方面，形成其特色与定位。第一方面是以农村与农民问题研究作为长期关注的决策咨询领域；第二方面是构建一个功能完备的中国农村数据库信息采集和分析系统；第三方面是形成多层次的调研基地以及成果转化体系。
上世纪80年代，中农智库开始了“调查驻村”乡村治理基本研究范式。通过长达三十多年的坚持，该院已经形成了长时段跟踪调查、大样本定点调查、深层次挖掘调查、个案法调查、综合性比较调查等方法。2006年，研究院开始尝试在中国农村选取一百个村进行十年的长期观察，主要是记录中国农业、中国农村在国家政策指导下产生的变化，并记录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农村和农民。研究院还承接部委的专题性调查，这些项目都是建立在大样本调查基础上，不断延伸出来的专题调查。
至2009年，中农智库已与中央各个部委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在基层进行的村庄选取与农户长期观察工作也十分稳定，于是他们开始思考中间阶层。面对这一问题，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地方政府。从2009年开始，研究院主动与广东省、福建省、四川省、湖北省、山东省等相关地方政府展开合作，主动参与到各省的农村改革试验工作中，帮助他们分析总结实践经验，指导他们进行改革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智库提供的不仅仅是战术性的咨询服务，更具有战略的、宏观的和超前的意识。在探讨一些具体问题或进行具体专题性调研时，研究院意识到很多问题必须回溯中国历史的发展，回归到中国国情去思考，因此，在研究院2015年启动的深度调查项目中，涵盖了很多小的项目，致力于为中国道路、中国特色提供理论方案。
2010年是中农智库出现重要变化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研究院对数据进行了规划和分类，希望通过建设数据库将海量数据智慧管理，让其成为一种智能的决策咨询。目前，中农智库已经可以通过其所建设的三大数据库，使海量数据自动生成一些具有共性的、抽象的，或是深度的可供业界参考的结论。三大数据库是“中国农村数据库”“中国农村村情系统”“中国农村智能决策系统”。
目前，中农智库已经形成五位一体的建设机制，即以服务国家农村决策为导向，以大型调查和大型数据为支撑，以海外农村调查和翻译为借鉴，以机制体制创新为平台，以一流的学术研究为目标，建设一流智库。
中农智库希望实现三个目标。第一是进一步拓展学科融合性，在研究中国农村农民问题时，不仅考虑政治学、经济学，还要考虑历史学、人民学、社会学等等其他学科知识，并组建一支跨学科的、多层次、开放性的人才队伍；第二是能够提升学术原创性，通过调查实证研究建设中国政治科学，凸显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科学性；第三是能够增强学界的对话性，通过海外农村调查和农村资料翻译工程，开展中外基础与地方治理比较研究，在全球化的视野下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与此同时，仍保持其一流的调查基本功，将其自身建设成为具有基础性、前瞻性、自助行、长期性、专门性的一流高校智库。
（甘琳整理）
立足中非合作实践需要 建设对非事务特色智库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刘鸿武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主要从事国际问题研究，近几年在从事国家战略研究过程中，发现中国当前的对非研究，最大的问题是在国际上缺乏话语权。中国独特的汉字语言文化体系和国际上存在一定隔阂，导致在沟通上缺乏有效手段。这是非洲研究院作为一家地方性智库，近些年开始涉足影视领域的原因。
《我从非洲来》六集大型纪录片从几年前开始拍摄，2017年制作完成，在英国、法国以及非洲的几个国家进行播放都取得了良好反响。最近非洲研究院拍摄了一部新的纪录片《重走坦赞铁路》，将在今年7月推出。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是国内较早自建影视传媒机构、自组专业团队、筹措拍摄经费，自编自制作品的一家智库。《我从非洲来》是首部由中国和非洲导演联合制作、讲述非洲人在中国生活和打拼的故事的系列纪录片，完成后在西方国家进行了放映。而《重走坦赞铁路》又更近一步，由中、非、欧合拍，使纪录片更加具有客观性、中立性和可信度。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经过十多年探索，总结出了一条“三位一体”的发展道路：一是学科建设为本体；二是智库服务为功用；三是媒体传播为手段。追求三者融合发展，逐渐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机构与思想智库，成为推进中非思想知识双向平衡互动的国际传播机构。
一是学科建设为本体。目标是搭建基础性学科平台，积累原创性知识体系，作出民族性思想贡献，补齐结构性学科短板，形成均衡性学科发展态势。具体来说，就是建立中国特色的非洲学，从中国的非洲观、非洲战略、中非发展合作实践中，提炼出可以解释和促进中非共同发展的人体命运共同体的知识形态、理论体系、话语概念，奠定知识与思想服务国家的学术基础。
二是智库建设为功用。目标是突破学术停留在小圈子内自说自话的困境，形成对国家社会的实际影响力和服务功能，弥补中国高校传统缺陷。要让智库的“想法”变成领导的“说法”、智库的“文章”变成上级的“文件”、智库的“谋划”变成组织的“规划”、智库的“言论”变成社会的“舆论”，最后让智库的“对策”变为党和政府的“决策”。
三是媒体传播为手段。目标是推进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大力提升中国学术国际传播力，在核心对象国形成直接影响力，改变中国海外国家形象，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到美起来。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高校智库建设经验可以总结为以下五点：一是围绕国家战略做好总体布局与发展规划；二是发挥好学校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特殊作用；三是按国家和地区期待建好智库；四是组建好服务地方发展的学科创新群智库；五是将中国的本土经验话语转化为国际话语。
（马雪雯整理）
打造国内一流的专业型、行业型智库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王建华
江南大学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院是在众多智库中体量较小的智库，共10名员工，且队伍非常年轻。其中超过40岁的只有1人，40岁以下9人；教授3人、副教授及讲师7人。为打造小而专、小而精、小而强、国际化视野的高校专业智库，江南大学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院在5个方面展开探索。
一、依托学科优势与主管机构支持
首先，研究院主要嫁接于一流学科和强势专业。江南大学食品科学在我国同类学科中创建最早、基础最好、覆盖面最广，具有唯一的国家一级重点学科（食品科学与工程）、唯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工程实验室。在2009年、2012年、2017年三次教育部的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名列全国第一；2017年还入选了“双一流”学科。并且，早在2003年12月，江南大学在我国高校中最早设立了食品安全管理二级博士点，截至目前已培养了50个博士、200多个硕士，体现出了一些以管理学为特色，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支撑，融合食品科学与工程、计算科学、医学、分子生物学于一体的多学科交叉的新兴学科。
同时，江南大学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院作为江苏省首批重点培育智库，得到了国家和省级层面各级主管单位的支持。
二、明确智库定位与发展方向
江南大学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院立足于国情和现实重大需求，紧紧围绕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这一个方向，深刻把握分散化、小规模的食品生产经营方式与风险治理内在要求，深刻把握风险的复杂性、多元性，以及新的风险不断产生与食品科学技术保障能力之间的一系列矛盾，深刻把握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食品安全需求与食品安全风险日益显现，深刻把握有限的监管资源与相对无限的监管对象不平衡，同时也深刻把握中国转型的基本需求，从以上这几个方面展开研究工作。研究院的研究主线是立足于基本国情，牢牢把握住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风险共治这条基本线，形成主线明确、量化目标凸显的状态。在此基础上设立了两个主要模块，一个是研究视角的中国特色，另一个是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实践特色。在实践过程中，智库在每年寒暑假都组织省内各兄弟院校展开大规模调查，深入实际进行探索。
三、树立品牌成果，服务政府决策
近年来，江南大学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整体上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研究品牌，其中包括《中国食品安全发展报告》和《中国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发展报告》两份咨询报告，这两份报告是教育部批准的全国性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到现在已经连续出版6个年度。与此同时，智库积极推动研究成果转化服务政府决策，其中许多建议得到了国家及其相关部门领导的批示。江苏省、广西省、江西省、山东省等省份政府领导也对智库研究成果做出了积极反馈。
四、重视提升国内外影响力
智库着力提升学术影响力，参与国际学术活动，加强国际层面的交流与合作项目。智库首席专家在国内外媒体上频频发声，得到了不同层面的媒体报道，曾经受到了中央电视台和NHK电视台的报告或人物专访；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北京日报等一系列的媒体也对智库的成果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展示。
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在新时代背景下，江南大学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院积极和中国社科院进行合作，构建江南大学第一个行为经济学实验室。同时，智库和相关的计算机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食品安全事件大数据挖掘与监测平台，实现了对食品安全事件进行动态抓取、分类、统计、生成报表和实时监测的功能，为中国食品安全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数据基础。
（邹婧雅整理）
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实践之路
长江教育研究院 赵欢
长江教育研究院是由湖北省教育厅和华中师范大学及长江出版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在2006年12月16日成立的一所民间智库。其院长是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以全球视野、中国立场、专业能力、实践导向作为其追求。从2009年开始，已经连续十年在每年两会前举办“北京长江教育论坛”，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教育部有关司局领导共同探讨教育改革发展话题，并发布“年度教育政策建议书”“中国教育指数”“年度十大教育关键词”。从2017年起，还发布了“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指数”。目前，长江教育研究院正按照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与教育行政部门、科研机构与高校的战略合作，更好服务于教育改革和发展，力争将其打造成国内外一流智库。
2016年12月16日，由该院举办的“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高峰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论坛主题是“与时代同行，为改革奉献”，目的是发挥教育智库作用，提升教育治理水平，凝聚专家智慧，以及提升实践效率。此次论坛有三大亮点，第一个亮点是为顾明远先生颁发了长江教育研究院“教育建言卓越贡献奖”；亮点二是长江教育研究院结合院内外专家之力，耗时两年，精心编撰了一套《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丛书》，在活动上首发；亮点三，专家们为教育治理建言献策，就中国教育智库如何更好参与和实施教育治理发表见解。从2017年起，研究院还于每年年底在北京举办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50人圆桌论坛。
为了实现教育资源渠道、研究成果共享，长江教育研究院在2017年年底以湖北为中心，向南方、北方、西南进行扩散，和知名高校成立了合作智库共建，成立了长江教育研究院北方教育智库、南方教育智库、华东教育智库、西南教育智库。
长江教育研究院虽是社会智库，但是近年来表现抢眼。比如，在2016年和2017年中国智库索引发展报告排名中取得不俗的成绩，2017年又入选中国核心智库。在未来，长江教育研究院将一直秉持合作、分享、开放的态度开展研究与合作，推动中国教育事业发展。
（甘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