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人才和产品是智库成功的必要因素，但影响一家智库的成功因素还有很多，那么全球顶尖智库的核心秘诀都有哪些呢？
核 心 领 袖
对于一家智库，其创始者或者说董事会主席和总裁是最核心的领导者，他们个人的视野和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家智库的发展方向和影响力范围。全美亚洲研究所的创始起于美国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审时度势的关注与思考。观其一生，杰克逊总共在议会中与九任总统（从小罗斯福到里根）共事，这一时间跨度超越了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以来五分之一的时长。作为团结美国坚持到底以取得冷战胜利的关键人物，杰克逊将被永远铭记。正是他对加强亚洲研究以实现更加有效的外交政策这一信念的坚定，才有了后来全美亚洲研究所的成立。
野村综合研究所前身是野村证券公司的调查部，成立时资产约为5亿日元，雇员130人，号称为日本第一个现代“智库”。野村证券公司的创始人野村德七是一位非常有远见的企业家，他提出的口号是“调查是繁荣企业、向海外进军的保证”，野村综合研究所最初成立时，野村德七就定下三个信条：与委托者共同发展；向海外发展；重视与前两条有关的调查研究。这三条成为野村综合研究所发展的社训。野村综合研究所提出总的口号是“未来创发”，即野村综合研究所集团要不断产生崭新的商业模式，对于看不清楚、不可预知的未来，要大胆地去做。
阿斯彭从建立、发展到走上国际化的道路，与其历任会长所作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佩普基作为第一任会长，不仅在资金、人员以及基础设施等硬件方面投入了很大精力，而且确立了学会的宗旨和发展目标以及人文研究的大方向，为学会的成长铺平了道路。学会成立后，佩普基极力招揽各界人才，这使得学会初步具有全球精英俱乐部的特征。斯莱托是阿斯彭学会的又一举足轻重的人物，无论是在研究领域的拓展还是在国际分支的建立上，斯莱托都相当具有远见卓识，在他的带领下学会正式迈向国际化道路。同时，斯莱托丰富的人生经历所帮他积攒下的人脉也极大地促进了学会的发展。在他执掌阿斯彭时期，学会人员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得到了质的飞跃。
密 切 联 系 政 府
一家成功的智库要立足现实议题，依托理论基础，发掘政策缺陷，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进而通过种种传播渠道，影响精英决策或者社会舆论，从而建构社会影响力。要实现以上的目标，独立性的研究和通畅的政治沟通渠道，保持和政府的良好关系都是必要的条件。
老牌布鲁金斯学会的持久不衰和其一直恪守无党派的中立立场密切相关，这就免于使学会沦为某个党派的代言人，造就了学会的研究成果公正性和客观性。纽约市市长洪·迈克尔·布鲁伯格（Hon. Michael Bloomberg）曾在2007年说道：“正是因为布鲁金斯学会能够超越政党局限，它才在华府赢得特殊级别的尊重，而在华盛顿这个建立在政党博弈的舞台上，要保持这种无党派性并非易事。”所以说，虽然布鲁金斯学会与民主党有着更加亲密的关系，但从总体来说它仍是一个恪守中立、无党派、包容并蓄的智库，它相对中立的态度得到了两党的尊重和信任，吸纳了不同政党、不同信仰的人才，也使学会的研究成果更加客观和公正。这种难能可贵的特质对于学会的发展，对于学会良好信誉的确立至关重要。
但同时，得益于“旋转门”机制，布鲁金斯学会对历届政府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布鲁金斯学会这个与政府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的传统老牌智库一直以来都不缺少在历届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学者。现任学会主席斯特罗布·塔尔伯特（Strobe Talbott）曾担任过克林顿时期的常务副国务卿；学会2001—2005年的副主席詹姆士·斯坦博格曾先后担任过老布什时期的国务院特别顾问，克林顿时期的副国务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
挪威人权研究中心成为人权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际研究机构除了与其将机构设在奥斯陆大学，以大学为依托，具备深厚的研究实力和研究功底相关外，同它的国家机构身份也是密不可分的。作为挪威的人权国家机构，挪威人权研究中心依照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代表挪威参加一系列国际活动，与很多的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国家代表有着良好的沟通、互动和合作，成为国际间国家机构网络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作为一个国家人权机构，挪威人权研究中心还负责监测和提高挪威的国家人权状况，使其具有了官方色彩，具备了某种权威性，而挪威出色的人权状况也为挪威人权研究中心的研究和工作加分。当然，作为国家机构，挪威人权研究中心每年还能从挪威政府拨款中获得大量的研究经费和研究课题。因此，挪威人权研究中心研究机构和官方机构的两重身份使其具备了成为一个国际领先人权研究机构的得天独厚的优势。
高 效 全 方 位 传 播
影响力的大小和传播的成效直接相关，没有高效与全方位的传播方式，就没有智库舆论影响力的最大化。
阿斯彭学会是一个精英型的智库，学会在积极开展国内活动的同时，极力提高国际知名度，利用自己的期刊、丛书、媒体、网络推广自己。同时，还善于借助知名的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包括为其提供会议准备、政策建议来宣传自己，这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阿斯彭独特的国际地位。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成果享誉世界也和其宣传途径密不可分。研究所将其出版物分送各国政府、联合国代表团、非政府组织、决策者、专家以及新闻机构，并与多国图书馆签有交流协议，将研究所的出版物免费送给世界各国的图书馆。其《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军备、裁军与国际安全年鉴》也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
近些年来，网络媒介以其信息传播的快捷、互动、全球化成为布鲁金斯学会全球传播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学会投入巨资用于网络的设计、维护和更新。在网络上，受众既可以阅读学会的政策报告、购买书籍，也可以收听、收看学会举办的会议以及学者在各大电子媒体上接受访问的录音或者录像。受众只要注册为会员，就可以定时收到学会发送给他们的免费最新政策信息和会议举办的邀请信息。这些网站同时允许访问者免费下载所有的研究资料。除此之外，学会网站上公布管理层的成员名单和所有学者的名单及其联系方式，受众可以非常方便地与这些学者进行直接沟通。2009年布鲁金斯学会中文网正式推出，其主要目的是提升布鲁金斯学会在中国地区的品牌知名度和政策影响力。布鲁金斯学会的网站上不但有邮件信息订阅服务，还有多媒体和博客等，可以说是一站式服务的媒体超市。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对网络以及社交媒体的高效运用，使得其智库品牌得以迅速传播推广，其播客与博客的订阅者数量数以万计，而在推特等国外十分流行的社交网络上，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获得数以万计的全球网友关注。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通过对现代网络的充分、高效、多样化的运用，使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被广泛关注，从而确立了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研究欧洲对外政策领略的地位和影响力。
经 费 充 足
作为一个非盈利机构，经费的充足与否密切关系着机构自身能否良好运转，甚至经费的来源会直接与研究人员的能力大小、研究产品产出的质量高低与研究进程中的独立与否密切相关。
“更安全世界”除了受到英国本国资助外，还拥有更为广泛的资金链，包括：加拿大、丹麦、欧盟、德国、荷兰、挪威、瑞典等政府的拨款，欧洲委员会、信托以及个人的资助，欧洲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的捐款等。这些资金的投入则为机构的建设、资金的流转、和平建设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活跃了“更安全世界”与当地活动国家的进一步合作关系。
全美亚洲研究所的科研以及项目的成功实施有赖于外界对其长期而稳定的资金支持。全美亚洲研究所的研究基金来源非常广泛，其中包括基金会（如布兰德利基金会、亨利·杰克逊基金会、亨利鲁斯基金会等）、公司（如通用电气、微软公司和康菲石油国际公司等）、政府机构（如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其他机构（如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和个人群体等等。广泛的资金来源一直帮助全美亚洲研究所针对美国在亚太区域的政策和利益等问题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助其汇集全世界政界、商界和学界的重要人士。据统计，在全美亚洲研究所2012年的总支出中，慈善捐款占11%，运作费用占15%，而75%的花销用在了项目研究上。这一必要的物质保障为全美亚洲研究所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力奠定了基础。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资金来源稳定，趋向多元化，不同机构的捐款流向不同的项目与课题。这些主要捐款来源有基金会类、政府机构和个人。以2013年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资金收支情况为例，2013年，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共计收到各类捐款总额为540万英镑，其中，基金会的捐款占捐款总数的51%，政府机构等捐款占总数的21%，公司捐款占总数的7%，个人捐款占总数的4%，实物捐助占总数的17%。基金会捐款是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要资金来源。
多 元 合 作
合作与协同创新是这个时代的热词，作为需要广泛传播思想理念、扩大影响力的智库在实现这一目标时，拥有多元化的合作伙伴成为重要的方式和渠道。
印度—中国研究所依托于美国新学院大学，是一个学术型的研究机构，非常重视与印中美三国大学的合作。与印中美三国的很多大学都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每次活动邀请的专家学者除了研究所研究人员外，很多是这三个国家知名大学的学者教授，因此使得印度—中国研究所的研究具有了很强的学术性和前瞻性。从成立开始，印度—中国研究所不断拓展合作伙伴的类型，合作伙伴逐渐多元化。除了与众多的大学以及最初的零点咨询集团合作外，还与环保方面的NGO展开了关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合作。与其他的一些机构，例如鲁宾艺术馆和摩天大楼博物馆以及独立的出版机构Anthem Press等进行合作。邀请做演讲、参与项目和活动的人员也不再局限于学者和学生，还有很多是来自这三个国家公司主席。
全美亚洲研究所也拥有浓厚的合作取向。具体来说，全美亚洲研究所的合作单位有基金会、大学、智库等。首先，全美亚洲研究所开展的项目合作十分广泛。从其研究所承担的项目来看，大部分为合作型项目，以此确保其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例如，全美亚洲研究所还与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联合组织了“全美亚洲研究”项目，以重振和提高与当代亚洲政策相关的研究。在这一项目的框架下，全美亚洲研究所与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以研究水平为标准共同挑选两年一期的专家团队，联合举办年度亚洲政策集会、若干地区会议，并出版联合署名的研究成果。此外，全美亚洲研究所还经常与其他国家的研究机构合作开办研讨会。在此过程中，全美亚洲研究所与其他的研究机构、研究和教育协会进行了战略对话，建立了牢固的关系，并增强了它的国际影响力。
野村综合研究所在充分知己知彼的情况下，巧妙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发现其所在地区潜在的发展趋势，以自己的优势为对方未来发展创造一个可操作的合作平台，并且把双方有关的企业、研究机构、甚至政府都联合起来。这样一方面有利于野村综合研究所开展业务，避开当地一些政策上的障碍，另一方面通过自己的优势，把开展项目所需要资源最大程度地调用出来。在中国，野村综合研究所把当地著名的高校（北京邮电大学、清华大学）、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都纳入到自己的业务活动中，成为自己的合作伙伴，而当地政府甚至整个社会都成为自己服务的对象，这样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在当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本文节选自《智库是怎样炼成的？——国外智库国际化案例研究》，柯银斌 吕晓莉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