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是社会公器，更是思想利器、国之重器。作为改革开放领头羊、创新发展先行者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镇，长三角地区（沪苏浙徽“一市三省”）各类智库在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尤其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推进实施中，长三角地区智库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当前，如何根据改革开放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精益求精、注重科学、讲求质量，切实提高服务决策的能力水平，这是长三角智库面临的一项重要历史任务。
一、长三角地区智库发展的总量与结构情况
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研究力量雄厚、智库机构云集。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底，长三角地区智库机构有200多家，占全国智库总量25%左右。
从行政区划看，上海市智库数量最多（116家），江苏省（39家）、浙江省（32家）次之，安徽省（18家）最少。
从类型来看，高校智库109家，占53.2%；社会智库32家，占15.6%；科研院所智库31家，占15.1%；党政部门智库26家，占12.7%；企业智库7家，占3.4%。长三角地区高校数量众多，科教资源丰富，人才优势突出，国际交流频繁，高校智库占据总量的半壁江山;党政智库、科研院所占总量近三成，大多属于参公和事业单位管理，是服务党委政府决策咨询的主力和核心;社会智库、企业智库发展异军突起，占总量近二成,独立于传统体系外，运作机制灵活，是推动我国新型智库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从能级来看，长三角地区智库中国家高端智库和省级重点智库的数量相对较少。据统计，全国有37家国家高端智库，有26家集中在北京，其中上海市2家，江苏省1家，浙江省1家，占总量的10.8%。同时，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复旦发展研究院等多家智库机构服务对象、能级水平也达到国家级。据统计，全国共有省级重点智库近300家，长三角地区省级重点智库占全国省级重点占比30%左右。高能级高水平智库还是较少，这与长三角地区经济规模、科教资源、人口发展、国际化水平等在全国的地位是不相匹配的。
从研究领域来看，分布在经济管理、国际关系、国际贸易、金融、法律、教育、情报信息、城市规划等诸多方面。其中，上海以经济社会研究领域的智库数量最多，高达42家；次之以国际关系研究为主的智库，数量为12家；以研究金融为主的智库，数量为7家，这与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发展密切相关。江苏省智库以经济社会研究领域为主的智库数量最多，紧随其后的是以社科综合为研究对象的智库。浙江省智库研究领域最突出的是以社会综合为主的智库数量较多。
二、长三角智库面临的问题
当前长三角地区智库发展中还存在产品质量不高、成果转化率低、影响力不强等问题，思想引领不足、决策先导不强、政策策源不够。现以“长三角研究中心”命名的各类智库机构，以长三角名义开展的各项课题研究和报送材料，前所未有的多，这既是智库专家参与国家重大战略研究积极性的体现，但客观上也是各智库为争夺研究资源、抢占话语权、盲目跟风研究的反映。由于智库组织管理体制上的问题，各智库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和资源共享机制，造成智库资源分散化、研究成果碎片化、决策咨询市场无序化等问题。
1.长三角智库资源趋分散化
由于各类智库分属于不同系统、不同部门，客观上存在“条条”与“块块”之间的分割和壁垒，研究资源分散于不同部门、不同区域。各智库为争夺研究资源、抢占话语权，也由于缺乏智库间相互信息沟通和交流合作的机制，各自为政关门研究，出现大量同质化、低水平重复的资政内参、研究报告、学术会议，造成研究资源浪费和低效率使用。
2.长三角智库成果呈碎片化
由于各类智库机构均面临着上级考核、市场竞争的生存压力，以及服务本区域、本部门的相关利益驱使，三省一市各类智库大多会推出基于本区域、本部门视角出发的短平快决策咨询报告，以期获得各区域省市领导肯定性批示。纵观这些研究报告，虽然不乏从科学客观角度所做出的高质量资政建言，但由于很多资政建言和研究报告背后隐藏着各自区域和部门利益的影子，“碎片化”、利益导向明显的资政建言较多，而基于全球化、系统性和国家整体发展视角的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的资政研究成果较为少见，纯粹出于第三方视角的客观、公正、独立的决策咨询建议较少，系统性、专业性的意见较少。
3.长三角智库市场仍无序化
当前长三角决策咨询市场发展还很不成熟，供给与需求二者的协同市场效应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一方面智库产品市场供需对接不通畅，尽管各类智库通过各种渠道和联络机制加强与政府“上下通气”，但出于保密、政治利益等因素考虑，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对话和信任基础仍较薄弱，内参报送渠道管制严控，政府的决策咨询信息还无法准确地传递给智库，而大多数智库成果仍缺乏报送渠道。另一方面智库产品市场的价格机制失灵，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的机制没有建立完善起来，决策咨询成果缺乏统一评价标准，成果价值在长三角不同区域的市场认同度差异较大，这既不利于激发智库创造高质量研究成果的积极性，也影响需求方市场信任基础。
三、长三角智库一体化发展的路径探索
当前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改革发展任务更为艰巨繁重，科学决策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迫切需要长三角地区各类智库机构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为此，急需长三角各路智库大军加强自身“单兵作战”能力，更要突出长三角智库集群化作战能力，各大智库机构要在发挥自身专业化优势基础上，加强彼此间信息沟通和交流合作，凝聚更多智慧服务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构建“长三角智库联盟”无疑是构建长三角智库协同作战的发展格局的路径探索，可通过智力资源共享、探索研究组织模式创新，以实现区域内各类智库机构、智库专家、智库资源的有效使用，提升智库服务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能力水平，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探索有效路径。
1.探索社会化、市场化组织模式
长三角智库联盟的成立，就是要探索一种社会化、市场化的组织模式，通过智库的合作和交流，凝聚社会共识、加强政策沟通，破解体制和政策障碍，构建起长三角社会各界，特别是政产学研沟通交流的桥梁纽带。因此，长三角智库联盟，就是基于共同的发展目标、以重大议题项目为载体搭建研究平台，以激发智库在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的作用。
2.建立长三角智库协同的运作机制
优化配置长三角区域研究力量与资源，关键在于突破条块分割，解决各智库间的分工合作、各要素资源的优化组合、各平台的优势叠加等问题，有效发挥智库的集中度、协作性，形成“1+1＞2”效应。通过智库联盟平台公开发布、招标和筛选研究选题，针对重大战略课题，组建跨单位跨学科研究团队联合攻关，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升长三角智库决策咨询研究能力；通过智库联盟平台组织举办各类重大论坛活动，加强成员单位间的联系和交流，并就联盟重大工作事项进行沟通协调、督促落实，研究制定智库共同发展的规制和标准；基于联盟单位之间的长期交流、持续滚动的合作关系，建立联盟研究资源大数据平台，共同开展政策解读、决策评估等，依托媒体联合发布重要研究成果。
3.形成长三角智库自我管理的约束机制
一方面设置一定的进入门槛，对长三角区域内各类智库进行筛选甄别分类，保证有资质优秀智库加盟；另一方面通过成果评估和惩戒机制对各类会员智库进行自我约束和淘汰净化，以期在逐步培育和营造良好的智库发展生态环境过程中，协同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研究员 杨亚琴
（转载自《长三角观察》2020年第7-8月号（总第1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