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是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党和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广义的社会智库也包括各类学术研究会。智库作为重要的智囊团或思想库，是国家思想创新的源泉，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标志。智库的这个历史使命必然要求将各学科的专家学者聚集起来，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才能，为决策者献计献策，判断运筹，诊断现实，寻找症结，科学预测未来，提出多种设计方案供决策者选用，并取得高质量发展实效。基于此，智库价值创造力即资政成果效力的提升，应遵循智库咨询工作规律性和激发智库专家创造性，以提高智库成果影响力为根本目标。
影响力是通过影响他人的头脑来改进其行为的能力，因而智库影响力的本质就是指对人脑进行编程的能力，主要通过知识影响和战略影响来推动决策者达成其所期望的目标。纵观世界史，几乎每个大国崛起的背后，都有来自智库的力量支撑。美国学者保罗•迪克逊在其著作《思想库》一书中，称智库是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按照实践检验的逻辑，这个“第四种权力”的核心就是智库成果影响力。根据多年实践体会，我们认为决定智库咨询服务能力及成果功效力的因素主要是思想影响力、决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思想影响力构成智库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智库首先是思想库，一个智库如果没有自己独到的思想与理论，或者其提出的思想观点缺乏创造性，不能在决策层和社会中产生广泛影响，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一流的智库，也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思想与观点是形成智库思想影响力的第一要素，是决定智库研究成果能否有效或者能否高效的关键因素。例如全球智囊组织“罗马俱乐部”1972年推出第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智库报告，预言由能源推动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引发了整个社会对低碳经济、生态足迹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在全球掀起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关于零增长理论的大辩论。从这个经典案例可以看出，智库要形成强大的思想影响力必须保持其研究的独创性和科学性。我们在多年的实践中也深深感到，智库咨询成果既不能满足于发现问题，也不能止步于批判现实，而是要在发现问题、批判现实的基础上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具有建设性的高质量智库成果。于是，这就要求智库必须是具有多样性知识、多种理论、多种思想的存储器，要求智库专家必须拥有丰厚的知识储备、理论储备和思想储备。只有建立起这种完备的知识体系，才能确保智库决策咨询成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智库机构和智库专家要把理论研究的功夫做足做实做新，必须联系中国实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把握本专业领域的学术前沿，掌握原创性的学理思维和研究方法，深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场调查研究，揭示新的本质、新的规律、新的范式，提出有思想深度、有战略高度、有改革新意的且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对策建议。例如在二元经济结构程度很高、且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农业、手工业、服务业的发展中地区，如何打破相对贫困累积性效应形成的“落后增长”，进而实现现代产业特别是工业化的突进？对此，我们组织省经济学学会专家深入研究发展经济学的非均衡增长理论和后发优势理论，一致认为地区间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后发地区尽管总体落后但也存在某些具有特定优势的资源，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把它打造成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并建立集聚化和集群化的经济中心，带动整体经济快速发展，加快缩小同发达地区的差距。基于这种共识，我进一步研究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结合的战略模式，从培育后发竞争优势产业在相关领域反超发达地区的新视角，创造性地提出工业化反梯度推移发展的理论体系和战略对策。1995年8月我作为省委讲师团和省经济学学会专家在省委常委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会上的辅导授课中，明确提出湖南作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地区，要确立“区域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高度化”的工业化反梯度推移赶超观念，全面改造传统经济结构，推行科教兴农、工业兴农、制度兴农战略，实现由传统农业大省向现代工业强省转变。这个战略思想当时得到常委中心组学习会议的高度肯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湖南经济发展观念更新的思想编程作用。经过几年的酝酿，本世纪初湖南正式提出新型工业化带动战略，目前湖南已成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省，工业增加值进入全国十强。
决策影响力是衡量智库资政能力的硬标准
从本质上看，智库就是为影响政策而生的。在全球范围，各国智库基本上都是围绕国家权力机构采取直接或间接、长期或短期的方式影响国家决策的。而在这里，决定智库成果决策影响力大小的重要因素是特定的政治文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治文化是一个社会关于政治体系和政治问题的态度、信念、情绪和价值取向的总和，是政治体系的基本倾向，影响着政治体系中每个政治角色的功能。政治文化具有相对的能动性，对于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行为具有巨大的心理和精神支配作用，对既有政治体系起着维护、延续和改进的作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属于社会成员参与型政治文化。它与现代民主政治相适应，社会决策层具有民主决策和改进政治体系的意愿，构建开放的民主政治体制，而公民有参与决策的热情，并对合法的权威亦有充分的尊重，这就为智库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政治条件和活动空间。在这里，智库专家直接参加高层决策座谈会提出的对策建议和咨询报告获得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可对智库成果产生重要的决策影响力。例如本世初，湖南面临如何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难题。对此，我组织湖南师范大学产业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深入进行理论和现实研究，提出超级产业战略理论，并建立超级产业选择模型，对湖南28个工业行业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工程机械产业具有技术和规模优势，仅省会长沙就聚集有三一重工、中联重工和山河智能三家年产值超百亿级的企业。据此，我在2008年7月由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主持召开的推进新型工业化专题调研座谈会上，系统提出了以长沙为中心重点打造千亿级工程机械超级产业的对策和措施，得到省委主要负责同志首肯，在随后的工作会议上正式确定工程机械为推进湖南新型工业化的支柱产业，而且还引申出了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千亿产业、千亿集群、千亿企业、千亿园区工程的决定。目前湖南工程机械已成为世界级产业集群，其年营业收入已占全国工程机械营业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强。特别是带动了湖南整个先进制造业跨越发展，建设现代工业强省起了重要作用。另外，有效推进长株潭一体化也是决策层高度关注的战略选向。几年来，我们立足于都市圈模式持续研究这个问题，2017年主持湖南省长株潭“两型”试验区管委会《长株潭行政体制研究》课题，提出了以强省会为目标建设长株潭都市圈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议，先后获得国家领导人和省委、省政府领导的肯定性批示，为《长株潭一体化规划》提供了战略参考，对长株潭获批国家都市圈作出了一定贡献。由此可见，智库成果只有以多种形式进入高层决策程序才能提高其决策影响力，这应该构成新时代智库发展的首位目标取向。
社会影响力是智库资政效力最大化的必经之路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的所有决策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最终要体现在增加人民的福祉上。对于成功的智库而言，一方面，智库成果要了解民众的诉求，从根本上体现社会民众利益的愿望，只有符合人民众根本利益的成果才能获得社会的支持；另一方面，将智库研究成果有效传达给受众，通过建立沟通交流机制、研究输出机制、舆论引导机制来打造自身的社会传播力，有助于决策层对智库成果的重视和采用，真正扭转“纸上谈兵”的现象，以产生更多的实际效果。当然，智库成果本身并不构成舆论，但智库成果充分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回答现实提出的紧迫问题时，智库成果传播就成为一种舆论形态，进而产生上述重要的社会影响力作用。此外，为了更好发挥智库成果的资政作用，智库自身要主动提高智库成果的传播能力。根据传播学理论，智库产品的社会影响力大小，不仅取决于产品的“品质”，而且还与产品的传播方式与能力密切相关。智库需要积极利用现代传播工具，在立足产品质量的基础上，注重对产品进行有效的包装，通过多种传播工具进行推广。例如洞庭湖是湖南的“母亲湖”，是长江的“调蓄湖”，也是长株潭都市圈的“绿色经济腹地”，因此，洞庭湖区是湖南生态经济发展的心脏，构成湖南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板块。为研究洞庭湖区的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问题，2009年省社科联刘宏同志组织我们进行调查研究并在省委相关领导的支持下创建洞庭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会，先后在岳阳、益阳、常德等地多次召开高规格的“洞庭湖发展高峰论坛”，编辑出版“洞庭湖研究丛书”15部，其中洞庭湖发展研究专著10部、洞庭湖论坛文集5部，共700多万字，文集中共发表了400多位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多角度研究洞庭湖经济、生态、社会发展的成果，为洞庭湖国家级生态经济区的申报和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为保护洞庭湖“一湖碧水”形成了舆论引导。当然，智库成果转化为舆论先导不只是一个传播方式问题，我还深刻体会到智库专家研究的敏锐性和前瞻性十分重要。如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来湘视察，对湖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要发挥湖南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即“一带一部”）的重要指示，我们当即意识到这是党中央对湖南在我国长江经济带建设中战略区位的新定位，构成了新时期国家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省社科基金的支持下我组织团队抓紧对此重大战略进行专题研究，其阶段性研究成果适时在同年12月湖南省委经济工作务虚会议上印发，并在大会发言，2019年初我又编撰出版并向全国发行了《“一带一部”策论》一书。通过这些方式使“一带一部”的研究成果持续转化为社会舆论导向，为宣传和落实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尽到了一个智库专家的责任。
（作者系湖南省经济学学会名誉理事长、湖南省洞庭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经济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