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如果我们将新文科建设视为一种广义的学科更新运动，就必须将其置于专业主义与后专业主义交互作用的特殊背景下来加以考察。在大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学科专业的深度发展，固然可以形成专业化、理论化的学术体系，使得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获得空前的拓展，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因循于现有的学科领域、理论范式、思维框架而缺少及时的更新，形成“学科壁垒”和专业严重固化的现象，对大学学科专业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滞阻效应。在此意义上，后专业主义的观点试图在肯定专业体系存在价值的前提下，努力打破学科专业的局限、区隔及固化状态，对固有的学科桎梏着力实施“学问结构改革”，寻找新的学科提升契机，建构起超越学科体制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创新机制。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作为专业主义矫正者而登场的后专业主义，在学科更新和发展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对新文科建设的展开提供了诸多重要启示。
【关键词】 专业主义；后专业主义；学科更新；新文科建设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大学“双一流”建设的启动和持续深入推进，中国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在努力实施大学发展和规划的过程中，提出了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等学科人才培养及科学研究的新模式。此次由人才培养领域引发的关于学科建设的新讨论，迅速进入到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几乎所有大学学科发展领域，引起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强烈回应，从不同的角度对新文科建设展开初步的阐释和探讨。笔者认为，作为具有学科发展前瞻性和总体性的规划倡议，新文科建设具有多重复杂涵义。其中，一项重要任务便是打破学科壁垒，努力推进学科更新。当然，作为一场学科更新运动而被提出的新文科建设，其更新内涵也极为丰富，既包括学科发展积淀过程中自然而然地生发出的阶段性意义的更新，也包括人类社会自21世纪以来面对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而做出的回应性更新。而要想使这一学科更新计划得以成功实施，需要我们打破框框，更新观念，排除掉诸多障碍因素。因为从历史上看，在学科更新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障碍性因素中，虽然存在着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最具实质挑战意义的问题实际上主要来自学科自身。自工业革命以来发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渐次形成的现代学科体系历经复杂的多阶段变迁后，业已在总体上形成了庞大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的客观存在既是我们当下学科更新得以实现的真实凭借和依托，同时也是学科更新发展所面临的桎梏、限制和挑战。因此，如何在继承学科专业既往成果的基础上，打破专业主义的束缚，从后专业主义的视域出发，积极推进学科更新发展，便成为包括新文科建设在内的所有学科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关键。
一、“专业主义”背景下的学科发展与更新阻滞
欲深入理解后专业主义背景下的学科更新与新文科建设，必须首先将其置于专业主义与后专业主义发生的特殊背景及其间复杂的关系中来加以考察，其中，对专业主义的概念界定与分析，便成为本研究的基本前提。因为现代大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学科专业体制的起源和成长相伴而生的，没有“专业主义”的高扬和确立，便不会有现代大学的持续而快速的发展。作为人类把握知识的一种最为基本的表达范式，专业主义功不可没。但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作为生命体的学科发展走向成熟甚至呈现出严重固化的情况下，没有“后专业主义”的彰显，也就不会有大学的转型发展和再度辉煌。因此，理解当下的大学学科发展，必须对专业主义概念展开分析并做出比较清晰的研判。
(一)“专业主义”的产生与大学学科的发展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自其诞生之时起，便逐步形成了较为正规化的学科专业体系，大学组织内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以专业、学科为基本单元加以展开的。值得提出的是，在现代大学出现之前，无论是欧洲的早期教会大学还是亚洲封建时代各种类型的书院，都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专业，当时的知识研讨和传授或是依赖于宗教教会，或是以官学和民间私塾聚徒讲学的方式进行，虽然也触及知识分类问题，但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学科专业分野。当人类步入现代工业社会后，为了满足现代工业社会对专业人才的分类化和规模化需求，在大学内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领域几乎同时开启了分科化和专业化的过程。同时，以现代科学体系诞生为背景，运用科学的理念和实证精神，对科学知识和思想进行了重新分类和界定，出现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学科专业体系。这种知识类型的划分，在大学发展中逐步被体系化、组织化、制度化，由此便形成了大学的学科和专业制度。“但是一组知识体系能否获得学科的地位，则取决于该知识体系是否具有丰富的、系统的事实资料，逻辑化、结构化的问题，严密的、解释力强的理论体系，以及发现事实、解决问题、形成理论的有效方法。”概言之，学科的核心含义：“一是指知识的分支和教学的科目；二是指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学术组织；三是指知识和知识者遵循的制度性机制。”大学学科制度基本上是以此为载体展开建设的。“学科制度化进程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对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行界定，尤其是要说明它与那些在社会现实研究方面内容最相近的学科之间究竟有何分别。”而所谓专业，主要“是为学科承担人才培养的职能而设置的；从社会的角度看，专业是为满足从事某类或某种社会职业必须接受的训练需要而设置的，专业处在学科体系与社会职业需求的交叉点上。”学科从功能看，主要指“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专业分支，另一方面是指教学上的教学科目或学习科目。学科一方面起着目录性的指导作用，规定着我们探索的范围，另一方面起着范式的作用。”学科和专业都包含了“知识的分类”，所以在日常工作实践以及学者的研究中经常通用。在理清了学科和专业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本文所使用的“专业主义”，主要是指大学在其学科发展过程中所秉持的一种以学科体制、制度及规范为中心的大学发展观念。在现代大学发展史上，专业主义对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主要表现在：
1.通过分类的、专业化的、学科化的人才培养和学术活动，使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机制得以深化。从过程看，知识积累和积淀的过程为现代学科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基本条件。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已经进入一个先前所不知道的专业化阶段，并且这种情形将永远保持下去。”而人文社会科学也在学科规范化的目标下，告别了长久以来彼此嵌合的传统，形成了标准化的学科制度体系。学科组织及制度化的优点在于能够建立完整而融会贯通的理论传统和严格的方法论训练。以社会科学为例，在1850至1945年期间，人们对一系列的学科进行了界定，这些学科共同构成了一个以“社会科学”名之的知识领域。实现这一点的步骤是，首先在主要大学里设立一些首席讲座职位，然后再建立一些系来开设有关的课程，学生在完成课业后可以取得该学科的学位，训练的制度化伴随着研究的制度化。正是依靠这一学科分工体制，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才得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深化和拓展。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与学科制度同步展开的。
2.从组织层面看，通过学科制度及其组织化进程，大学实现了对其学术共同体的凝聚和组织分类管理。在这里我们之所以使用共同体的概念来界定大学组织的存在，主要因为：其一，从事同一学科和专业领域的研究者和教学者具有共同性，所从事的人才培养及学术研究活动具有特定的范围相同性和一致性；其二，从空间上看，这种基于学科专业而形成的学术共同体不局限于某一大学空间范围内，而是在国家内部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广泛的具有密切关联的学术共同体。因此，无论这种现代学科体制和制度存在怎样的局限，我们都必须首先肯定其体系所蕴涵的重要价值。正是凭借这样一套体制及其对知识和学术领域的划分，人类才能够在限定的范围内展开学术探讨和思想碰撞，建立起现代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也正是基于此，我们方将其称之为大学发展进程中的“专业时代”。
3.如果我们引入代际传递概念对学科发展展开分析，可以看到，就其本质属性而言，大学学科实际上是一生命体的意义存在，其组织的生命延续往往是通过具体的师承关系和学术传承建立起来的。在这一意义上，学术共同体亦可被视为代际传递的“生命共同体”。在这里我们之所以使用“生命体”概念来类比大学学科的存在，主要想强调，作为生命体的学科是以追求其自身的繁衍传承和继承性为目标的。主要包括：其一，学科知识理论谱系属于代际传递。从学术思想理论发展的角度看，任何一个成熟的学科都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并作为学科支撑力的前提和价值存在，学科理论传承是通过代际传递积淀而成的，因此，一般意义上的学科传承，都必须具备人才培养及学术传承机制的建立。其二，作为学科内部互动关系和组织体制的一种现实存在，学科内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较为频繁活跃，通过这种密切互动建立起来的共同体关系也比较稳定。通过上述稳定的、持续性的代际互动关系，在学科内部形成了超越校园、覆盖到全国乃至世界的学术互动体，构成了实体性和现实性的学术存在。
(二)“专业主义”与学科更新的阻滞
任何事物均有两面性，大学学科专业体制及其组织制度的影响也不例外。学科专业的深度发展，一方面固然可以强化对知识和学术认识的深度理解，形成专业化、理论化的学术知识体系，使得科学探索获得空前的拓展；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学术研究范式走向固化的可能，由于因循于现有的理论范式、分析框架，对知识体系缺少及时的更新和研究，故而形成“学科壁垒”和严重的固化现象，从而对大学学科专业的发展产生明显的滞阻效应。因此，当我们享受了由学科专业分类深入探讨所取得的学术成果的同时，也必须承受这种由学科分类而造成的学科间的区隔和学术研究单一化等诸多负面效应。“专业主义”对学科更新的阻滞，主要通过“学科壁垒”、学科规训、研究范式限制、桎梏人的认识能力等方面表现出来。
1.由学科壁垒而衍生出知识区隔。自现代大学诞生以来，大学基本循着学科专业化的路径向前推进，这种学科化的发展演进趋向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大学的知识分化和深化程度，但同时也导致大学学术组织的封闭和区隔，形成学科壁垒和资源固化。专业壁垒“使学术体制成为偏见的生产地，以服务自己的利益(self-serving)为尚，建立虚假的权威之虞”。表现在大学基层组织领域，“由于系科制对不同学科领域的强化，使得它易于形成更加牢固的新壁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的整体性，把大学割裂成为有着各自利益和活动的、互不联系的单位，使大学成为一个分裂的组织”。由此，随着学科体制的日益完备及发展的繁盛，人类越发意识到由学科区隔而引发的一系列学术束缚和封闭化弊端，而在学科壁垒之中，又以文理学科分立最为突出。早在民国年间，蔡元培先生即明确指出：文科生将“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学生则“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在现代大学的学科、专业体制下，该区隔被极大地放大、强化，由学科闭塞而导致的学科更新的滞缓效应几乎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2.学科规训及奖惩体系对学科更新产生影响。学科规训是知识分类的规则和学科分立的制度，是鉴定知识的地位、等级、有效性以及合法性制度，它既包括知识门类、边界、有效性、合法性、地位等级等划分依据或确定标准，也包括知识生产和知识传递的方法、手段、媒介等等。社会学家伊曼纽尔·华勒斯坦认为“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又培养知识创造者的永久性制度结构”。任何一个学科都存在着体制性、制度性的资源汲取和分配问题，在多数情况下，学科学术资源的分配是以学科为单位加以展开的。就其功能而言，学科规训在学科资源分配中具有极强的、排他的自我保护机制，因为在现实的学科体系中，只有建立起明晰的边界排他性机制，才能够使自己所属的学科获得持续性的资源汲取和供给，由此在学科资源分配过程中存在清晰的以知识分类为标准的学科界限，鸿沟边界的阻隔、固化导致学科发展受困，难于更新知识、创新知识。“此等以人文精神为主导的理想，面对现代世界各种越来越复杂而庞大的学术体制，似乎有点无能为力，原因是现今的学术知识生产，已深深地和各种社会权力、利益体制相互交缠。这不单只是说大规模的知识生产只是为功利的社会国家目标甚或个别社会阶层的利益而服务，而是说学术体制的内部组织，关于知识发展和开拓的规划，都受制于关乎学科门类的偏见，及这些偏见所体现出来的权力和利益关系。”“现在需要做的一件事情不是去改变学科的边界，而是将现有的学科界限置于不顾，去扩大学术活动的组织。”社会科学研究如此，自然科学研究与应用技术开发更是需要不同机构、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科学家的共同参与，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
3.专业主义挑战了大学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以专业主义为主导的知识建构方式在大学发展和人类社会变迁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传统的专业主义不仅将自身困守于某一学科领域等知识范畴，还将自己囿于象牙塔，出现知识与应用熔断、专业与社会隔离等大学危机。唐纳德·肯尼迪认为：在新知识被视为产品开发和经济增长重要驱动力量的创新时代，高等学校对支持和帮助它们的社会承担责任，公众和社会往往期望大学作为知识的生产者积极从事知识创新，服务社会。现代学术活动已非传统学术活动所呈现的独自面壁苦思冥想的孤立行动，而是需要与国家、社会和市场建立起频繁的互动与合作关系，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研究，都必须首先与国家、社会需求直接联系起来。进入20世纪晚期以来，世界很多国家纷纷采取措施，或对传统大学提出“黄牌”警告，或政府协调大学就其管理机制及其专业主义进行改革，以此撬动大学走出“象牙塔”，消解传统的知识主义，增强大学内部、大学间、大学与企业、研究机构之间的横向连接与密切合作，通过改革激活大学的创新能力，保证和巩固大学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4.影响学者的创新能力。由于学科壁垒、学科专业区隔的影响，导致学科更新和学者的创新能力被严重弱化。“在这样一个从其根基就泾渭分明的架构体系中,个人要成为博学的学者是很难的。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是不会遵从学科的边界的。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需要不断涌现出日益增长的创造力。创造力兴盛于前沿和边缘地带,并因多样化的驱动喷薄而出。如果我们划设的边界难以逾越，与时俱进的潜力就会受到遏制。”对于以创新为目标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来说，此种模式固化堪称是创新能力的巨大杀手，因为在闭锁区隔的学科范式之下，学术目标和理论框架均具有很强的确定性和规定性，学者习惯于在确定的背景、确定的分析框架、确定的逻辑关系中展开研究，缺少对未来不确定事物的关注和探究，故而缺少面对复杂问题的回应能力、经验和勇气。在这一意义上，如何将变动的世界纳入传统的知识框架中去加以分析和理解，便成为问题的关键。
二、后专业主义视域下的学科更新及新文科建设进路
如前所述，在现代大学的发展演进中，专业主义为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在搭建专业化平台及专业制度化、规范化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正是由于专业主义的产生和强化衍生出的学科固化、学术壁垒等问题，直接影响到大学的学科更新和应有活力的丢失。在上述背景下，后专业主义作为专业主义的批判者和矫正者登场，在学科更新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新文科建设的展开提供了诸多启示。
(一)“后专业主义”及其实践特质
在当代大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鉴于专业主义长期以来对学科更新和发展所产生的越来越明显的滞阻效应，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著名社会科学家华勒斯坦联合6位社会科学、2位人文学科、2位自然科学等颇具社会影响的著名学者，提出了所谓“开放社会科学”的倡议，他们尖锐地提出：“如何打破现有的学科结构，这是否应该被看成是社会科学在目前的演化阶段上所遇到的一个主要困境呢?”很显然，华勒斯坦敏锐地发现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在繁荣背后所蕴藏着的封闭化危机，希望通过“开放社会科学”的倡议，建立起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结构。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东京大学山脇直司教授在颇具影响的关于“公共哲学”研究活动中，也针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体系中专业主义的区隔所引发的种种弊端，明确提出“后专业主义”概念，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肇始于日本的“公共哲学”思潮在讨论问题时，摒弃了传统的单一学科视角，选择了综合性、多学科的角度，超越了欧美中心主义和政治哲学中心主义等局限，克服了学术界缺乏横向联系、学科严重自我封闭的现象，实现了“学问的结构改革”。山脇直司的“学问的结构改革”以“公共性”这一基本概念为基础，以建立起“各学问间”协同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为“后专业主义”目标。基于上述围绕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结构”的改革倡议及相关活动，我们可以就后专业主义作出如下界定和概括。所谓后专业主义，主要是在对专业主义展开反思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旨在追求学科专业发展活力的思潮，其核心观点在于：一是后专业主义肯定专业主义在大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的规范性和积极作用；二是反思批判专业主义在学科专业发展中的固化效应，试图通过淡化学科边界、开展跨学科研究等手段，克服学科固化问题，激发学科专业重新获得活力；三是通过搭建“公共”平台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总体性问题，承担学术的社会责任。
以华勒斯坦的“开放社会科学”倡议及山脇直司的“后专业主义”为代表的学术观点，辅之以一些国家的大学改革实践，对于当下正在展开的新文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后专业主义的学科观念虽然对长期存在的学科壁垒提出了激烈批评，但却没有对具有较强历史积淀的学科体系给予简单否定，而是在肯定学科体系存在价值的前提下寻求新的提升和突破，着力强调打破固有学科桎梏的“学问结构改革”的重要意义，在后专业主义概念框架下努力实现学科的更新和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后专业主义在提倡“学问结构的改革”的倡议时，将学科结构改革置于国家社会需求的背景下，即“学问结构的改革”要具有回应性，努力解决国家社会发展问题。“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因而要提出21世纪公共哲学的构想，必须先正确认识束缚于‘国家’这一基础上的19世纪、20世纪的公共哲学，然后超越这个基础。”“面对大量的全球性问题，公共哲学应如何将哲学和实学统一起来，成为具有社会有效性的跨领域学科。”20世纪末期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一些国家的教育主管部门和世界知名大学纷纷出台各种实质性大学建设“计划”，制定学科改革计划，以后专业主义观念为特征的学科改革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展开。这些代表性的学者和学科改革实践认为，在大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作为一种既定的条件积累，我们固然应该遵循学科体制、学科规范所预设的范围和模式，但也需要打破学科专业自身的区隔、学科理论与实践间的断裂，超越学科体制，实现后专业主义背景下具有增值效应的人才培养和社会回应性的科学研究。
(二)后专业转向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更新
20世纪晚期以来发轫的以打破学科界限为主旨的后专业主义运动，在学术研究领域的认识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关键命题。近年来，一些世界著名大学围绕学科间关系所展开的一系列改革和调整实践，都将改革目标指向了学科专业领域中存在的封闭性和垄断性，进而提出建立具有开放性和交互性的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新体制。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20世纪晚期以来出现了一些作为学科交叉点的较为活跃的研究领域，如文化研究、女性研究、区域研究、发展研究、网络社会研究等。由于这些研究领域超越了单一学科的范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学科交叉融合，进而将成为新文科建设的热点。
1.后专业主义视域下的“领域”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学科专业领域观，超越了一般意义的跨学科平面认知，通过学科间交叉、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学科理论与实践同频等方式，赋予“领域”以极强的空间立体感。
2.作为一个真实的研究领域，在其发端之初，往往产生于“学科之间”，并不专属于某一学科，是一种“学科间”的存在。各学科均可从本学科自身出发进入“学科间”研究领域，如发展研究、治理研究、全球化研究、公共性研究、人权研究等。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积淀和社会发展变化，这些“学科间”新领域的学术研究可能热度减弱或暂告一段落，也可能形成新的学科领域或学科分支，成为学科体系中的新成员。杨灿明教授认为：“了解分析任何事物、解决任何问题，都不可能依赖单一的学科知识，否则就如同‘盲人摸象’，而多学科交叉互跨更有利于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更有利于接近真理。”
3.领域研究往往是一种真实的问题域的存在，围绕此问题所展开的研究，或许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有可能创生出新知识点的研究。当然，这种新学科领域的出现，首先应该具有其学理性的知识性基础，是学科知识、理论更新过程中的一种必然选择；同时又有极其广泛的社会需求，体现极强的社会回应性。虽然新文科建设率先发生在人才培养领域，但其之所以能够迅速延伸到学科和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学术研究领域也恰好处于转型变革期，从学术研究领域开辟出来的新研究领域，亦可成为新的学科生长点。“一种知识分类造就了一种切分和悬拟世界的视野。”因此，在新文科建设的语境之下，学科间的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的一般意义上的学科交叉，需要根据国家和社会的现实需求，探索创制出新的研究领域及学科门类。“高等教育必须成为经济硬实力、文化软实力、影响巧实力、战略锐实力的关键推动力、主要贡献者和重要发源地。”
(三)以后专业主义推进学术组织模式革新
在大学发展史上，大学的组织模式始终是与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演化和变迁直接联系在一起。“大学中学科、专业的分化和院系科层组织的演化,高度依存于现代大学制度。”虽然大学学科专业的高度组织化承载了学科发展和学术创新，但是，当大学组织越来越陷入专业固化的模式框架时，便失去了其基本的自我调节能力。后专业主义视域下的新文科建设仅仅凭借观念更新和新领域的开辟是难以完成其使命的，必须在组织领域实施改革创新，以实现对专业桎梏的突破。
无论何种体制和类型的大学，其基层组织的结构对于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都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长期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基层组织基本采用的是校-院(系、所、中心)二级管理的学院制模式。“除了正规的院、系、研究所外，还设有大量的研究中心、实验室甚至称为计划、协作组的学科组织。”从表面看，这种在系、院之外建立起来的研究中心理应承担起超越学科之外的学术活动的使命，但事实上情况往往相反，因为依据专业主义理念建立起来的各种研究中心依然持学科中心主义取向，难以承担起活化学科专业的任务。因此，在现实中，这种在基层学术组织之外建立的新的学术研究中心的办法，其局限性也非常突出。当某个学科带头人掌握了中心的话语权后，便会很快将其演变为本学科独有的领地。因此，“尽管高等教育已认识到问题所在，并试图通过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坚持以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知识生产逻辑和学科建设方向，但现有协同创新中心没有在根本上超越传统的‘科学共同体’局限。”迄今为止，学界比较公认的基层学术组织的成功改革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1968年，在法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改革立法者“想在促成新的机构中推动各学科之间的功能性联系，结果成功了，以往那些需要联系，但是在旧的学院内无法结合的各类学科的学生、教师和研究人员，如今在制度上能保证他们有机地结合起来”。但限于各种条件的制约，其实践经验仍无法复制推广。如何通过组织、制度、体制的改革调整，构建超越传统学科界限的组织体制，给大学的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游走于不同学科间机会，赋予学科以更强的创新活力，便成为新文科建设的关键。
(四)建构富有研究性和开放性的人才培养体系
伴随着大学的发展演化，大学的科研功能不断增强，学科内部分工日趋复杂细致，于是导致大学尤其是被称为“研究型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宗旨逐渐偏向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被置于科学研究的从属位置，异化了大学的初衷。鉴于上述情况，后专业主义视域下的新文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努力促进大学使命的回归，建立后专业主义的教育观，在教学领域的“讲坛”与研究领域的“论坛”之间重新建立起实质性的关联，努力将“论坛”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转换到教学领域的“讲坛”之中，实现深度贯通。同时，警惕过早的专业化培养所导致的学生学术视野窄化等问题。实践证明，过早的专业确定不利于人才成长，如能在本科时期划定出特定的通识教育阶段，那么本科学生可以在该阶段更好地理解、体悟知识，从而为其进一步的学习选择准备条件。在课程设置上，以后专业主义的大学科专业观，以通识教育为平台，建立起多学科多专业共享的学分互认系统和跨学科学位模式，充分了解社会需求，打通学科专业课程，借助新技术手段和各种仿真、模拟、实习、实训、实践等手段，建立创新型人才培养新模式。
(五)建立问题导向的多学科合作联盟以突破学科知识界域
步入现代社会，人类知识生产的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集中表现为现代大学学科制度的产生和学科分立，将人类的科学探索活动推向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学科成为大学最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组织载体和知识创新单元，也构成了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值得注意的是，学科观念在大学体系中的绝对中心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知识区隔和学科封闭，以学科为依托的单向度的科学研究深度地主导和影响了人类的知识探索活动，如何在既维系大学组织的存在，又能拥有科学研究探索的活力，成为大学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20世纪晚期以来，在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勃兴的背景下，世界各国政府为增强国力、推进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将大学作为重要的科学研究力量纳入国家科研体制之中，组建大军团、大综合的科学研究机构，变革科研组织体制，推出校企、校政、校所、校校以及校企政所等综合协作模式，在研究中努力实现理论、技术、技能的互补，协同解决来自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难点和关键性问题。
韩国、德国的一流大建设计划努力打破了社会各界关于大学发展的惯常性思维，以韩国的“产学研合作集群”和德国的“卓越集群”替代了一般意义上的“学科建设”。“德国的‘集群建设’打破了传统的学科界限，集群内学科的跨度超越了我国高等教育话语体系中常用的‘一级学科’甚至‘学科门类’。一个‘卓越集群’的建立，不是某个院系、某个学科的内部事情，而需要若干院系的合作。”“一个卓越集群就是高校学术的一个亮点与特色，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术高峰’，而非某一‘学科高峰’。”法国年鉴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曾宣称：所谓综合性创新研究主要是指在研究中逐渐模糊各学科专业间的边界，在传统的学科专业边界之间寻找可供研究的问题，由此开辟出一些被人们忽视的新的研究领域，以解决新世纪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复杂问题。自然科学研究与应用技术开发如此，社会科学研究亦如此，都需要不同机构、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学者的共同参与，深度触及大学传统，建立起校、校、所、院、企业等多元机构之间的实质性的横向关联，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赋予学科专业以创新活力，持续增强大学及学科专业的合法性基础。
三、“后专业转向”及新文科建设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虽然20世纪晚期以来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业已意识到打破学科专业隔膜、推进学科更新的重要性，但在具体的实践操作层面仍然会遇到一系列障碍性因素的挑战。因此，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我们应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注意在以新文科建设为主题的改革推进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复杂的挑战，并努力加以克服。
(一)观念的理想性与行动的滞缓性
20世纪晚期，华勒斯坦在对大学学术研究共同体那种沉闷的学术氛围提出批评时，曾尝试提出“寻找一种建基于新知识的新共识，以及一个新的组织结构，这样2l世纪的学者将不用再咀嚼19世纪社会科学那种过时的共识，这过时的共识到了今天已丧失了它的可信性，同时也没有几个人可以从中获益。”应该说，这是一种颇具想象力的倡议，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但长期以来，学科更新和变革还只是局限于一般的背景性倡议，尚未形成带有组织性的行动力量。
在由专业主义向后专业主义转型的过程中，学科生态观念的营造对于中国的大学发展和学科建设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本文之所以将“学科生态”观念置于重要地位，并用以形容学科发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其目的在于强调学科的内部关联和外部环境改善的重要性。学科生态最大的功能在于其滋养性，将大学本科阶段的学子置于狭窄的学科壁垒之中，过度地强调学科性和专业性，难以使其接受多元学科的教育和熏陶；反之，多元化课程和宽松的学习氛围等对于学子的学术视野、学术兴趣及学术探究活动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世界高教史上的很多案例表明，过早地接受单一的专业教育不利于人才的可持续成长。
学科生态的滋养功能还表现在科学研究领域。虽然在一般的情况下，科学研究以专业化为前提，因为只有专业化才能保证科学研究能够达到其特有的领域深度。但真正意义上的有深度的科学研究，也需要学科生态的滋养，这种滋养会打破学科专断论和绝对论，就学术事实作出多学科、多元化的解释和判断。学科生态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创造出集宽松探讨、多元理解、互动启迪等为一体的研讨氛围，打破狭隘的专断论和绝对主义判断，切实地吸收学科之外的知识养料。
从大学迄今的学科发展和知识生产的历史过程看，那些带有转型意义的重大社会变革，无一不引发深刻的知识更新和思想变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动和社会变迁必然对知识变革提出新的要求。在信息技术革命、能源革命等一个由系列科学革命而引发的时代剧烈变迁中，人文社会科学的回应带有明显的迟缓性。如何更新学科观念，处理好新知识与原有理论之间的关系，将带有创新性的知识迅速地纳入学科体系当中，成为本次学科变动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传统学科的超稳定路径依赖
长期以来，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改革更新困境所蕴涵的深层次悖论在于，虽然我们在学科发展和更新问题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但其更新效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如跨学科研究是一个早在20世纪中期发端并被国际学术界所广为倡导的一种新的学科发展路径，但在大学教学科研的具体实践中，却始终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就其原因十分复杂，这种复杂性的突出表现是由专业之间的封闭固化而衍生出的“学科超稳定结构”，经常将各种学科交融的努力化为乌有。“这种学科的‘自我封闭’的逻辑一经形成，便会获得一种超强的生命力和‘自我复制’的机制，使得任何跨越学科、专业改革的建议均可能招致学科共同体的强烈反对。”因此，我们虽然承认学科间的区隔本是学科发展最基本的组织依托，但当这种理论——知识体系过度稳定，以至于演化为超级稳定结构的情况下，它所具有的负面效应便不可避免地被膨胀放大，这种确定的知识体系和走向僵化的理论框架，不仅不能够帮助研究者就存在的问题进行灵活的多维度思考和判断，相反却使研究者的认知走向偏执，这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科体系僵化和思想体系的固化。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应对学科发展有一清楚的判断，如何在定型化、成熟化甚至逐渐走向固化的学科专业背景下，以后专业主义观念破解学科超稳定结构的迷局，成为问题解决的关键。
(三)学术评价的目标定位
在以往现代大学的各种类型的改革中，之所以难以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学术评价体系的导引和制约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为在学术导向性评价的前提下，无论我们采取何种激进的改革措施，学术评价的杠杆都会将其拉回原位。故当下的新文科建设必须紧紧抓住学术评价改革的牛鼻子，以“破五唯”等学术评价制度改革为契机，以后专业主义的原则创新学术评价体系。
其一，我们应以后专业主义的原则和视角，拓展对学科专业的理解宽度。1990年，美国学者博耶曾提出，面对高等教育使命的日益扩大，而大学的奖励系统反而变窄的情况，我们需要扩展学术的概念，并予以同等奖励，他提出了四种学术类型，即“发现的学术，综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教学的学术”。上述学术类型的划分，拓宽了我们对学术的理解，对于学术评价体系之重建具有重要的启示。“顺应新文科学科交叉的取向，要建立多维度的学术评价体系。在新文科建设的推动下，交叉、综合的学术成果将会越来越多，既往单一评价模式已不适用，新评价体系的建立却非一夕之功。”
其二，注意科研评价的目的和定位。科研评价作为一种激励手段，其目的为创造新知、教研互动、营造学术氛围。创造新知包括创造完全的原创性新知、部分的原创新知或新知要素，创造新知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填充学科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则在实践上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教研互动是指学者的研究成果虽没有产生新知或新知成分较少，但能够概括总结前人或学界的研究成果并能在教学中得以应用，在人才培养中发挥作用。营造学术氛围的主要价值在于通过科研活动，养成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的研究习惯，形成观察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独特视角，逐渐形成研究能力，并在学者和学生中形成良好的正向示范效应。
上述多元科研目的表明，科研激励是需要组织定位、分层分类的，要依据不同的国家社会需求、组织定位、科研目标以及被激励个体差异等情况选择不同的激励方式，真正发挥科研评价的激励作用，不必全校划一，更无须全国统一，造成资源的无序竞争。因此，在大学改革的实践中，我们应努力在不破坏旧有学科体制和组织格局的前提下，努力更新观念，以建立起一种开放的学科专业的柔性连接机制和评价体系。
总之，在当下正在展开的新文科建设的规划中，我们要以开阔的历史视野，将其置于大学人才培养的总体背景之下，深化对学科变革的理解和认识，在承认传统学科的固有贡献和积极作用的基础上，通过交叉、融合、跨界等方式淡化学科边界，加强“论坛”与“讲坛”的融通与转化，提高创新型人才培养质量。同时，在传统的学科专业边界之间寻找可供研究的真实的领域性问题，并将新文科建设置于国家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回应国家社会的重大需求，持续增强大学及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赋予学科专业以新的发展活力。
（作者系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