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日《中国旅游报》刊登梁旺兵、王雷仔的文章《旅游智库建设可借鉴美英德经验》，文中写道：“美英德三国的智库在性质上都是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在机构运作上都具有很高的独立性，然而也有自身的特点。美国智库通常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其研究过程与研究结论都是独立的。此外，美国智库的运行有健全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英国智库一般通过两种途径参与决策，一种是通过与本国决策者建立密切的关系，从而直接实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另一种是通过与学界、杂志主编和大众建立紧密的联系，再来间接影响政府决策者。而德国智库运作以市场化为导向，根据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需要，为政府、企业等提供各种咨询服务，在一定情况下当局会出资购置智库的研究报告。”
在我看来，独立性是智库的生命所在。
思想独立是智库存在的前提，没有思想独立智库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虽生犹死。
言论自由智库存在的环境，犹如氧气之于人类，没有言论自由智库不能“呼吸”，难以生存。
财务独立是智库存在的基础，否则就不能生存。政府、企业可以“收购”智库的成果，但不能“收购”智库人员的人格。在市场经济下，智库的产品（成果）可以成为商品、一种精神商品，但智库不能成为权力与资本的附庸。一旦被权力与资本“收购”，智库也就不成其为智库。
归根到底，人格独立是是智库的灵魂。没有灵魂躯体有什么意义？
3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旅游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 我国旅游研究的队伍也从零起步、逐步壮大。时下，旅游研究大致由三方面人员构成：
高校、科研与咨询机构的研究人员：源自经济与社会人文学科，后来又有了毕业于旅游专业的“科班生”。他们人文学科的基础扎实，受过教学科研的系统训练，“笔头”能力较强，善于编纂教材和论著，但缺乏“实战”经历，对业态的实感较弱，擅长坐以论道、构建“体系”，读书写作的时间充裕，专业报刊上的文章大多出于他们之手，现有旅游硕士、博士悉由此类人士培养而成。
主管部门的公务人员：来自不同学科，近一、二十年来硕士、博士不断加入。其中不乏在公务之余潜心钻研、勤于思考者，对“上头”的“精神”十分看重，对“下头”的实情相当熟悉，撰文写稿多从实战需要着眼，但思想“禁区”较多，更有冀望能为升迁助力的潜意识，落笔时有意无意地会向“既定方针”靠拢。
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企业高管既有高学历的专业基础，又有高风险的实战经历，熟谙瞬息万变的市场动向，深感市场的乱象与管理的积弊，对行业中形形色色的潜规则既有切肤之感，却又无可奈何。他们的研究有的放矢，在执笔之时既想触及时弊，又恐得罪同行、触怒“衙门”。
旅游研究的这三方面军各有千秋，也各具不足。目前已看到三者交流、互补、合作的苗头，如教研机构聘请政、企界著名人士讲课、带研究生，主管部门问政于教学研究者，企业聘学者当企业顾问、培训员工，不少论坛、会议与庆典由三方人士同台切磋等，也时有合作编书撰文者。但是政、企、学界人士的深度合作仍属起步阶段。
业界人士同感旅游趋势大好但现状堪忧，迫切需要真正算得上科学的研究态度与成果。笔者以为，无论哪方人士真想把旅游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的话，都需要把近代大学问家陈寅恪先生的—句格言座右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无论是对旅游政策或企业、市场的实证研究，还是对旅游发展规律或趋势的理论探索，最需要、也最重要的是要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环视当前，既是前所未有的旅游大发展、大提升之机，也是浮躁之心骚动、浮夸之风盛行之时；既是成就、成果不断创造之日，也是假数字、虚报道泛滥之时；既是新业态、新理念不断涌现之际，也是官话、套话、空话流行之时。举一个随处可见的例子，“人均GDP多少多少，国民旅游会如何如何”，这个没有确实出处、没有实证依据的说法，不仅出现在学人的论文中，也频见于政府文件、首长讲话中，几乎已成“规律”，居然无人质疑。
在科学研究中，要敢于对某些既定的“原则”、流行的“规律”，不管是上了哪级文件、报告，还是哪位权威人士、著名专家所说，都要用脑想一想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决不可人云亦云、跟风逐潮。在学术论坛、科学园地中，应倡导独立思考、自由探讨之风，而不应有“领导”、“董事长”、“学术权威”等等之分，人人都是平等的一员。
笔者愿以此与业界同仁共勉、共为。
(来源：中国经济网 ，2016年5月6日；作者王兴斌为中国经济网文化产业频道特约专家、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津贴获得人、国家旅游局规划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