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顺应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中国乡村建设理论研究，总结乡村建设实践经验，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意义重大。
村庄共同体属性变迁与乡村建设思想
村庄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地理空间，也是农村社会整合与秩序构建的基本社会单元。有学者认为，村庄既是道义共同体，也是利益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也有学者谈到，在自然经济状态下，村庄是一个内聚的共同体，但随着农业经济发展，共同体中的“权利文化网络”被打破，内聚型共同体就会演变为松散的开放型共同体。社会学家斯科特（W.R．Scott）认为，村庄内部有产农民与无产农民之间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是基于风险共担和互惠互利原则形成的“依附—庇护”关系，内聚的村庄共同体帮助无产农民渡过风险和难关。美国学者施坚雅（G.W. Skinner）谈到，交易半径决定市场结构，多个相邻的村庄共同形成基层市场，进而成为具有较高自给自足性的共同体，因此内聚的村庄共同体就是紧凑的市场共同体。汉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关于村庄共同体的理解与上述观点不同，在他看来，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中国传统农村是一个内聚型共同体，村庄精英和士绅阶层出于共同利益的考虑，在行使治理权力和村庄发展之间，扮演保护型经纪人的角色；而伴随国家政权的下沉和财政汲取强度增加，村庄原有的“权利文化网络”消失，保护型经纪人演变为营利型经纪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日趋衰落，以晏阳初、梁漱溟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乡村建设理论，并致力于解决乡村的平民教育和社会重构问题。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谋自力更生必须在农民身上想办法，而自力更生的途径是乡村建设，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是解决中国农民“愚、穷、弱、私”四大问题，开展“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梁漱溟提出拯救乡村文化、重建乡村秩序的思想，认为中国乡村衰落最严重的问题是文化失调，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进行乡村建设，以实现“民族再造”。但是，他们的理论都过分强调文化和思想对乡村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却没有提出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具体途径。乡村建设具有内在规律，研究者需要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前人的经验进行梳理与总结，在借鉴中形成中国的乡村建设理论，从而引领推进乡村建设。
乡村建设理论研究须充分考虑村庄的现实情境，不能脱离村庄共同体属性。有学者认为，我国村庄正逐渐消失，传统村庄共同体正在瓦解。伴随着中国农村改革和城市化进程加速，村庄共同体的属性存在一定弱化趋势，但村庄共同体的作用并没有完全消失，这赋予了乡村建设文化价值意蕴。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不断增强，乡村建设和村庄治理的难度也有所加大。农村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乡村建设实践应以村庄为载体，激发村庄共同体的内生动力，加强乡村建设。一是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投入的同时，更要注重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弘扬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融入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二是应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引导村民全程参与乡村建设，保障其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传承中华民族“守望相助、扶危济困”的文化传统，形成互惠互利、共谋发展的社会风尚，同时运用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推行网格化管理，矫正村庄共同体生产生活中的陈规陋习和不良现象。三是既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也要塑造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新型干部队伍。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汇聚社会一切力量抓乡村建设，推动农村善治和再组织化，从而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使广大农民群众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
城乡空间融合与乡村建设实践
乡村与都市问题事关乡村建设模式的选择。晏阳初、梁漱溟主张通过发展农村以救济都市，以农业与农村为中国社会改造的基础，并开展了乡村建设的实践活动。卢作孚认为救国救民的根本办法是建设现代化国家，而乡村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主张对乡村进行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塑造。翟克揭示了以农立国的主张，“中国国民经济是农业经济，中国之立国是以农业为主，工业为从”。吴景超、张培刚主张通过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认为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并立足中国是农业国家的现实，在认识到农业发展“五大贡献”基础上，指出工业化的实现必然以牺牲一些农业利益为代价。孙倬章从社会进化的角度谈到，只有工业化才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路径，提倡“宁牺牲农业，以贡献于工业”。
城市与乡村是两种不同的区域空间形态。乡村发展长期落后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对乡村发展的制约，使其长期处于“失血”“贫血”状态。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解释了城乡关系的实质及其规律，分析了城乡对立及其根源，形成了系统的城乡关系思想，是我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污染才能排除。有学者提出，城市与乡村空间关系演变的历史逻辑是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的统一，城市与乡村的差异化分布只具有纯粹的自然空间意义，但随着社会分工出现和产业革命的发生，城市空间的功能和面貌得到改变，城市成为人口、需求、享乐和各种资源的聚集体，而乡村则成为隔绝、分散、愚昧和各种资源的外流地，城市和乡村逐渐割裂。也有学者认为，城乡空间的矛盾是从经济维度逐渐扩展到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面，使乡村沦为城市的附庸，城乡发展严重失衡。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承受着巨大的人口、资源、环境和交通等压力，“大城市病”日益严重，而乡村资源要素分散、配置不足。因此，促进乡村资源要素与全国市场对接，以乡村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路径。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城乡理论指导下，我国坚持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同时，高度重视乡村治理工作，在推动农村改革、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最大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融合发展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在“四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补齐农业现代化短板，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促的协调发展，引导社会资本下乡，赋能乡村空间生产。二是转变基层政府治理机制，保障城乡空间权利的平等赋予，坚持以人为本的空间生产原则，促进城乡空间人本价值回归。三是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不断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农民行为逻辑延伸与农业农村现代化
农民是乡村生产生活的主体，是乡村建设最根本的力量。长期以来，学界围绕农民行为逻辑进行了不同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对小农经济的存在与发展进行过深入论述，但着重分析了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列宁继承经典作家的小农理论，并结合苏联实践对小农经济的发展进行了长期探索。有学者提出农民的“生存逻辑”观点，认为农民生产的动机是满足家庭基本生存需要，并遵循“避免风险、安全第一”原则，即当家庭在劳动辛苦程度和消费水平之间达成均衡时，农业生产和消费都会保持稳定。斯科特谈到，“农民长久地处于一种‘水深齐颈’的状况中，即使是细波微澜也会导致灭顶之灾”，形象地表述了农民处于生存边缘的困境，指明了农民不愿冒险的根本原因。也有学者坚持农民的“理性逻辑”，强调农民与资本主义企业家都具有经济理性，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会适时抓住机遇并进行投资。舒尔茨（T.W.Schultz）认为，以小农生产为特点的传统农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农民根据利益调节生产，从而优化要素配置，使得生产富有效率。波普金（S.L.Popkin）认为，农民是理性的个人或家庭福利的最大化者，会考虑收益和评估风险，并做出维护自身利益的选择。还有学者提出，农民的“生存逻辑”与“理性逻辑”观点其实并不矛盾，反映出农民在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的行为决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行为逻辑的理性化趋势逐渐明显。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在乡村建设实践中，需把握农民行为逻辑的作用机制，从农民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使其积极投身于乡村建设。其一，激活农民主体意识，引导农民从整体视野看待乡村建设与发展。唤醒农民角色意识，使农民从“旁观者”成为“亲历者”，塑造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增强对乡村建设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把乡村打造成幸福生活的美丽家园。其二，坚持农民互助合作，鼓励农业收益共享。充分发挥农民的经济理性，努力克服“善分不善合”的合作难题，发展农村产业，壮大集体经济，使广大农村实现共同富裕。其三，激活农民创造意识，传承优秀乡土文化。尊重农民主动性和创造性，制定村规民约，弘扬优良家风，实现乡村善治，改善农民的精神风貌。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欧洲开辟了现代化的西方道路，创造了西方现代性文明，但西方现代化带来许多问题与挑战。中国的崛起不是对西方现代性文明的复制粘贴，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在世界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文化基因和发展历程，植根于中华大地，同世界其他文明相互交流，与时代共进步，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法国重农学派认为，土地的产品是国民财富真正和唯一的基础，中国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魁奈（F．Quesnay）的《中国的专制制度》是法国重农学派吸取中国文化的代表作，论述了当时中华文明对欧洲的影响以及欧洲人赞赏的中国经济与政体论。中华文明的根在乡村，农耕文明守护着中华文明的根脉，可以说，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孕育的结果。传统村庄中蕴藏着丰富的人文历史信息和文化遗存，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宝贵遗产。传承保护传统村庄和优秀乡土文化，突出地域特色和乡村特点，保留具有本土特色和乡土气息的乡村风貌，是新时代乡村文明建设应坚持的原则。
现代化是一种文明进步，是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范式转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了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人类社会现代化建设普遍规律的新道路，开拓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新形态，为破解现代化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路径，乡村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乡村的具体实践。因此，乡村建设实践应在坚持乡村文化本体的基础上，发掘乡村文化的现代性价值，将乡村建设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中，对乡村文化形态中的积极因素进行发掘与再创造，以赋予乡村建设行动以新的现代性文明，从而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中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乡村建设是应对大变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中国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应蕴含于走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建设之路，以农民需求为导向，以农民力量为依靠，以农民满意为标准，充分处理好农民与资本、农民与国家、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蕴含于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乡村建设之路，以融合发展为目标，统筹城乡发展空间，既不能把城市凌驾于乡村之上，也不能让乡村成为城市的复制品，更不能把乡村看作孤立存在的空间；蕴含于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建设之路，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让人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蕴含于走系统综合且因地制宜的乡村建设之路，推进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同时注重地域特色、尊重文化差异，做到精准施策；蕴含于走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推进农村创业创新，提高农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本文系四川省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乡村建设行动：生成逻辑、实施路径和价值意蕴研究”（SC21ZDTX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