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现代智库的发源地，智库数量名列全球第一，智库发展水平也占据绝对领先地位。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5》，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拥有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有1835家，超过全球智库总数的1/4，其中6家智库入选全球十大智库。美国智库发展的成功，得益于其组织多样性的不断提升，更强的专业化，更高的透明度，以及在资金、研究上的影响力和显著的独立性。然而，不能忽视的是，人才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决定智库影响力的最关键因素是人才。美国智库发展离不开其独特的人才开发和利用模式。
一、美国智库人才的要求与特点
智库（think tank），也称“思想库”，是由专家组成、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美国作为世界智库发展的领先国家，对于智库人才的要求也十分严格。
对于智库人才的个人素质，由于智库研究不同于专业学术，智库发展需要有丰富阅历的人、有政府经验的人，更需要有对历史、人文、哲学、经济涉猎广泛的人，因此，智库人才不但要求有较高的专业知识，还要求有其他领域的研究视野。智库中都拥有很高比例的硕士、博士学位人才及相关专业方面的专家，甚至还有大型公司和具有政界管理经验的高层人士。
从智库的人才结构来看，智库发展既需要领导人才、研究人才，更需要综合性人才。总结起来，智库所需的精英人才主要有三类：高端智囊人才、独立研究型人才和新型综合性人才。具体来说，高端智囊人才，拥有自己参政议政的渠道，能通过著书立说将自己的思想观点传达出去，影响决策。这类人才主要是前政府高官和对政府有影响力的知名学者，要吸纳这种人才，除了智库本身要有足够吸引力，还有赖于“旋转门”机制的健全和完善。独立研究型人才，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能独立主导和参与大型课题和项目的研究。目前中国智库各种名头响亮的 “权威”和“专家”不少，但真正的独立研究型人才严重紧缺。这有赖于独立知识精英阶层的进一步培育和智库本身独立性的加强以及对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新型综合性人才，既能参与研究活动，又可以进行策划、组织、宣传、推广、筹款等工作，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智库研究人员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实践工作者为队伍的主体。美国的一些咨询型智库大量聘请长期从事国务与行政活动且具有实践经验的政治家、政府与国会官员，如在职或卸任的议员、部长、将军、大使、知名企业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等。第二类是以专业学者为主体的研究机构。职业化的学者成为掌握信息最为完备、最具发言权和影响力的权威。第三类则由混合型的研究队伍构成，即同时拥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员与职业学者。
从智库的人才使用结构来看，除了常驻的研究员之外往往还需要更多的访问和短期研究人员。如美国智库结构向着扁平化发展，大量小而精的智库产生，此类智库都强调要减少专职研究人员人数，大量吸纳兼职研究员，加强研究人员的流动性，大量招收访问学者，以提高研究实效，增进交流协作。
二、美国智库人才储备的渠道
美国智库的人才储备来自多个渠道，包括高校毕业生直接录取、政府官员转移到智库、大学专家或企业界精英进入智库工作、其他智库专家的进入等。
一是高校毕业生，往往是名牌大学刚毕业的硕士和博士。比如，美国的兰德公司每年都会选择一些优秀的博士到该公司撰写毕业论文，这些人往往会成为兰德公司未来的研究人员。
二是政府卸任的官员。比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中曾任国务卿的有十多位，曾任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和副部长的也有数十位。
三是大学的专家和企业界的精英。大学是人才聚集的地方，很多学者本身就是某方面的专家。而企业界中的精英往往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而美国的智库也和大学、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从大学和企业聘请专家。
四是其他智库的专家。在美国，智库人员的聘任多采用合同制和聘用制，因而智库人员的流动性比较高。而且在智库工作过的人员也往往因熟悉智库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而被其他智库认可并聘用。
三、美国智库人才对外交流的形式
智库人才对外交流，即智库与非智库系统的人才交换，常见的如政府、商界等。在欧美国家，这种人才交换通道形象地被称为“旋转门”，意指政府官员、思想库和大学的学者以及商界名流之间的职位转换。“旋转门”效应使得政府和智库之间的人员实现双向流动，这种流动也被认为是美国政治的活力所在。美国智库独特的“旋转门”机制，使政府官员有机会到智库工作，而智库的研究者也有机会到政府担任要职。概括起来，这种旋转门下的交流形式大体可分为双向流动和三界流动两种形式。
1. 政府与智库（官学）人才双向流动
官学双向流动包括从智库到政府和从政府到智库两种方式。
由智库研究人员成功转型为政府官员的有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斯特普·塔尔博特和劳伦斯·林赛等。基辛格在哈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班和对外关系协会效力多年后出任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从国际战略研究所进入卡特政府内阁，而布鲁金斯学会的斯特普·塔尔博和劳伦斯·林赛则分别出任了克林顿政府的常务副国务卿、总统特别助理，小布什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小布什政府中也有很多来自智库的高官，如前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前任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来自胡佛研究所，前美国贸易代表及前国务卿、现任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来自国际战略研究所，前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来自布鲁金斯学会。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团队中，就有多名智库研究专家：其中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主席詹姆斯·琼斯就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一职、国家亚洲研究局国安部门主任丹尼斯·布莱尔出任国家情报总监（DNI）、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苏珊·莱斯则接任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等。而在亚洲事务方面，从白宫的东亚顾问李侃如到现在的李成都均是出自智库的研究人员。
在政府人员更替时，智库是卸任官员去处的不二选择。在智库中，前政府官员可以继续进行政策研究和理念传播。克林顿第一任期内的副国务卿斯特普·塔尔伯特，就任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第二任期内的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曾任职于国家政策中心，现任新美国安全中心董事。由政府官员成功转型为智库研究成员的例子也有很多，最典型的例子当属美国前国务卿赖斯。赖斯在结束自己政府工作生涯后，回到原先所在的斯坦福大学，担任了斯坦福大学的教务长，并进入该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2. 政商学三界人才流动
众所周知，最为风光的政坛大佬基辛格曾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进入政界前就是哈佛大学的学者，离开政界后又成立了基辛格国际咨询公司并任董事长。
美国智库人才的“旋转门”流动，一方面智库成员进入决策内层为总统提供专业的建议和新思维，以弥补总统事务繁忙无法熟谙各种领域政策的缺陷；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卸任后进入智库工作，因为熟悉政府工作流程，具有丰富的政治阅历，了解政策研究和政治现实，更容易产生有实际价值的研究成果。
美国智库人才流动得益于其政治体制特征。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系，形成了权力的分散和决策机制的公开与开放。每次换届选举后伴随着政府大换班四年一次的大选牵涉官员的变动达4000多人。这些政府部长等高级阁员不是由议会党团产生，也极少来自公务员，而是来自精英荟萃的智库，这一点与欧洲国家和中国都很不相同。也因此，每隔四年就有很多学者从思想库进入政府，成为政策的直接制定者。同时，美国智库多实行聘用制，人才流动受体制机制限制较少。
四、对我国智库人才队伍建设的启示
尽管中美两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存在诸多不同，但我国依然可以从美国智库人才建设方面的经验中获得可供学习的启示：
人才培养方面应注重专业性与综合性并重。对我国智库人才的知识结构应提出更高的要求，智库人才的培养应以知识多元，能力全面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这需要在智库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注意智库人才应既有专业的学术积累，又有丰富的阅历和敏锐的目光，善于发现问题，总结归纳，提炼和提升观点，有独到的见解和令人耳目一新的思路、对策和建议。我国智库人才培养要注意从理论研究为主转向对策研究。正如我国智库研究专家王耀辉所指出的那样，如何发现和培养真正知晓现代智库运作模式的人才是中国智库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
人才使用方面应注意智库人才的配置。智库是一个综合的决策咨询机构，所从事的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人员配置方面不应该只有研究人员，对于研究辅助人员、营销人员、宣传人员等都需要全盘考虑。既为智库研究做好服务，也为智库提高影响力，吸引更多优秀的专家学者参与智库工作做好基础性工作。
人才流动方面应建立良好的人才流动机制和通道。智库人才流动是智库人才素质提高和智库活力增加的有效手段。我国官方智库采用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人才流动受到体制机制的限制，亟待进行人事制度的改革，为人才松绑。同时，政府与智库间的人才流动机制需要进一步开拓，借鉴美国智库人才流动成功经验，应尽快建立智库学者到政府任职、卸任官员到智库从事政策研究的机制。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选派专家学者到各级党政部门挂职锻炼，是比较可行的途径。
总之，我国正在迎来智库发展的春天。作为智库发展的重中之重，人才队伍的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学习先进的经验，总结有中国特色的智库人才队伍建设思路，是不可回避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