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化变革，国际交往的行为主体日趋多元。智库作为典型的非国家行动主体，在提供思想观点、影响舆论生态、建构智库网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近年来，随着信息与传播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全球媒介生态日趋复杂，国际传播越来越呈现出开放性、平等性、匿名性和交互性等特性，形成了数字时代特有的国际传播语境。在此背景下，数字传播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模式，以其数字化的基本技术特性，在多个层面上彰显了数字时代对社会传播基本规则的深刻影响。数字传播包括“大众传播、网络传播、自传播、智能传播”这四种信息传播机制。本文旨在聚焦本土，探析国内智库的对外数字传播实践策略；同时放眼全球，研析国外一流智库的数字传播实践策略，以期为全面提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国际传播效能提供参考。
一、 我国智库对外数字传播现状
2015年12月，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决定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24所智库（后增选为29所）作为我国高端智库建设的试点单位。这些智库不仅成为我国高端智库建设的引领者，也代表了我国智库建设的发展水平。本文将选取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这三家高端智库作为研究对象，同时考察高度注重对外数字传播实践的社会智库——CCG全球化智库，基于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与传播形态三个维度，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对外数字传播工作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1．传播内容：完善跨文化转译工作，提升关键概念传播力。我国智库正逐步搭建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从而不断开阔对外传播的国际视野。例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依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主要针对中国政治制度及发展理念开展研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在国际上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在对外传播方面，该智库善于将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以及有关中国理念、中国方案的研究成果进行数字化呈现。根据其官网的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该智库的学者胡鞍钢教授已经出版28部英文著作、20部日文著作和5部韩文著作，且均发表在国际主流出版网站如Springer、Elsevier以及多语种线上学术平台。截至2022年6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主题出版物《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已被翻译成12种语言，在30余个国家的图书门户网站上线，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进行对外传播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通过专业的语言转译和云端平台，跨越地理和文化的障碍，缩短了不同国家对核心政治概念的理解差距，利用其自建的数字化多语言体系，面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智慧，进一步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核心理念与关键政治概念的理解。总结而言，我国智库正不断加强内容数字化输出和语言体系化建设的意识，推进研究成果以云端方式呈现，促进跨文化转译工作，从而扩大对外传播的影响范围。
2．传播渠道：重构全媒体矩阵，打造跨界传播新模式。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重要的“数字基础设施”。有大量研究证据表明，作为数字传播的一种重要形式，社交媒体能够通过新闻传播来吸引内容产消者共同关注舆论话题，并构建复杂的在线社交网络。我国智库正积极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扩大输出内容的国际认知度与认可度，探索拓展智库国际影响力的路径。通过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的29家智库进行观察对比，本研究发现，CCG全球化智库在融媒体建设方面表现突出。作为中国领先的国际化智库，CCG全球化智库高度重视建设对外传播阵地，着力打造融媒体矩阵：在X（原Twitter）、YouTube、Facebook、Linkedln等国际社交媒体拥有独立账号，并在这些平台上发布专栏文章链接，使之通过社交媒体的“关系传播”网络扩散到国际舆论场。
社交平台强调“视觉论据”，该智库选择在Twitter上全程直播其年度图书《理解21世纪的全球化、全球鸿沟和权力转移》（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Global Gaps，and Power Shifts in the 21st Century）发布会。该智库在社交媒体中高度活跃，有利于在关键议题上及时发声，从而进一步增强我国智库在国际社会中的可见性、能见度与话语声量。这不仅能够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国专业研究团体的认知，也能提升中国智库在国际舆论中的“思想议程”引领能力。
新媒体时代，我国智库对外数字传播与国内主流媒体亦有配合。智库借助主流媒体的传播力量，结合自身专业优势，提升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对外数字传播的辐射度。本研究发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等智库已与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主流媒体进行合作。其年度报告和重要文章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得到了中国日报等主流媒体账号的首发及转发。这种合作模式结合了主流媒体国际传播的专业性和智库思想观点的权威性，弥补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国际触达低、受众范围较小等不足，拓展了我国智库内容在全球范围的“数字足迹”，增强了我国在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智库对外数字传播的渠道已经有所扩展。社交媒体平台和主流媒体两种媒介渠道正逐步发挥协同效应。这种协同发展路径增强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国际舆论场中的议题活跃度、议程设置权和国际话语权。
3．传播形态：融合数字视听体验，增强国际受众黏合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断探索数字对外传播新路径，通过文字、视频等多种传播形态的组合，适应“视觉舆论”的时代新变。例如，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作为国家高端智库方阵中唯一的媒体型智库，借助自身专业优势和媒体资源，积极发挥传播优势。2021年12月，其年度智库报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与探索——民主自由人权的中国实践》在新华社的中英文官网以及新浪微博、Twitter等国内外平台同步发布。在报告发布的同时，其全程参与制作的中英文双语纪录片《共同的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身边故事》也在云端上线。这部纪录片讲述了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有关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生动故事。纪录片丰富了智库对外数字传播的感官体验，促进了国际受众对中国民主制度的深层理解，也使智库的思想观点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此外，随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不断完善和对外传播体系的日益完备，我国智库更加关注国际受众的媒介使用习惯，注重提升阅听体验，增强国际传播效能。通过主动适应国际受众偏好的信息阅听方式，提高智库思想成果的“落地率”。以CCG全球化智库为例，该智库于2022年12月推出了CCG英文新闻信矩阵。新闻信是一种基于电子邮件订阅的刊物，在国际知名智库机构中广泛使用。考虑到西方公众通常通过电子邮件和客户端订阅来接收信息，CCG开始提供三种相互独立的新闻信产品：CCG Update、The East is Read、Pekingnology。这三种新闻信产品可用于发布CCG的主题书籍、研究报告及专家文章等数字内容，也提供对中国最新政策和时事的深度独家解读。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逐渐形成多媒体传播矩阵，对外数字传播形态不断丰富；同时积极探索更适应国际受众媒介习惯的数字传播方式，从而提升用户触达率，促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精准对外传播。
二、 西方智库对外数字传播的实践经验
近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对外数字传播领域已取得明显成果，但需要重视国际受众的媒体习惯、情感和认知方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密切与国际社会互动，积极了解西方智库的工作特点、数字传播实践与发展趋势，这对于提升智库对外数字传播效能至关重要。笔者选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兰德公司（Rand）、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Carnegie Endowment）这七家西方一流智库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代表性的数字传播实践，从而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对外数字传播效能提升提供借鉴。
1．地区战略精细化，议题选择国际化。西方智库擅长利用数字传播建立精准的分众传播系统，其中地区战略是比较典型的一种传播战略。例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将世界划分为“西欧”“中东”“远东”“北美”“南美”等区域，并为每个区域设计符合当地语言和文化习惯的子网站。同时提供世界地图样式的子网站链接端口，在特定区域页面中以主体化与差异化的视觉交互，提供对于热点问题的看法与分析。这不仅为各地专家学者提供了交流平台，还隐蔽地拓宽了西方智库的国际传播范围，展现了其国际化视野。
这种区域精准化传播模式还体现在对焦点议题的选择上。七家西方智库对全球热点议题有敏锐的“嗅觉”，产制特定的“思想产品”，并擅长在官网上用标签在不同的内容版块中进行“策展”。例如，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将俄乌局势、环境与气候变化、能源储备等全球热点列为焦点话题，向受众“输出”含有特定利益诉求的信息和观点。这种精准的国际传播策略已成为西方一流智库数字传播的重要策略。
2．页面排布多元化，内容制作交互化。较高的互动性是西方一流智库数字传播实践的又一特点。首先，智库与社交媒体之间存在官方的“联结”。例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其主页的“出版”界面直接呈现其X账号的实时更新情况。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将发布在X、Facebook等平台上的帖子以“窗口转载”的方式呈现在官网上，并为这些文章创立了专门栏目“The Bruegel Blog”。其次，智库与受众之间保持沟通。例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利用其会员用户的高黏性和较强的路径依赖，对每位用户的习惯和需求进行了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款手机软件Carnegie，其中集成了消息推送、资料共享、交流讨论等功能，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调整使用方式。这既体现了该智库对用户体验和用户需求的重视，也体现了其数字传播的独创性。
互动传播对传播效能的优化还体现在UGC参与模式上。英国查塔姆研究所旗下的SNF联合实验室是采用该模式的代表。SNF联合实验室在整体运营上相对独立，其最主要的特色之一是用户可以开展较多互动式的沟通。其内容生产过程也较多体现用户参与的思维：站方提出有关热点问题的观点，用户自行提出解答，并与其他用户展开讨论。内容生产主体的“下移”能够为智库的持续发展带来更多维的声音，借助互动传播来提高传播效能。
3．内容呈现可视化，价值输出“隐形”化。智库承担着跨文化传播和国际议程设置的功能。研究成果的可视化呈现是智库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一环。例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和对时事热点的数据分析制作成动态图表进行发布。前者采用金融领域的统计图表，力求准确展示研究发现及进展；后者在其网站上单独列出“本周图表”栏目，以直方图、折线图等数据统计方式展示其关于热点话题的调查结果。另外，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建立了数字档案馆，并提供简洁、全面的可视化工具，供浏览者查看数字档案中人物、地点和主题之间的关系。他们还制作了有关越南战争、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等重要历史事件的专题。这一数据库是该智库“历史与公共政策计划”的一部分，智库通过数字技术应用积极开展社会参与，隐蔽地强化了智库议程的渗透力。总之，采用可视化手段呈现研究结果，重新设计历史事件的叙事，让新旧事件之间“往返”互动，借以隐蔽地输出西方价值观，这是西方智库数字传播实践的又一突出特征。
三、 我国智库对外数字传播的实践策略
随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智库的对外数字传播意识正逐步增强，根据前文的梳理，我国智库的对外数字传播可从传播形态、传播内容与传播渠道三个维度进行策略整合。
1．优化智库对外数字传播形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进一步布局多模态的对外数字传播策略。利用音频、视频、短视频、社交媒体文本以及新闻信推送等“多模态”组合，将智库的“思想产品”及动态实时转化为更容易接受和理解的内容形态，以增加内容的能见度。不同的内容形态不仅能够扩大智库思想的“辐射力”，还可以拓宽文本的“解码”方式，从而更好地设置智库的互联网“思想议程”，提高我国智库在关键议题上的话语竞争优势。这对于传播涉及政治术语、概念解读以及国内政策的诠释等容易产生理解偏差的内容尤为重要。
2．建构多语种内容体系。当前，我国大多数智库的数字传播仍然受限于语言，国际影响力相对有限。为拓展智库的对外数字传播范围，需要加强多语种传播体系建设，构建多语种传播队伍，从而缩小智库国际传播的语言障碍，彰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二轨外交”层面的“思想使者”责任担当。
3．拓展智库对外数字传播渠道。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拓展的对外数字传播渠道主要有传统门户网站、主流媒体、多媒体平台三种类型（如图1）。
首先，优化智库的官方门户网站。这是最基本且常用的传播渠道，更多面向智库专业人士以及国际精英阶层。智库多将内容产品上传到官网，通过分享官网链接在社交媒体进行扩散。我国智库可对门户网站界面的“视觉重心”进行优化，通过设置专题和标签等方式进行内容策展，从而提高用户体验。同时，要丰富智库观点的动态展现形式，优化网站排版与视觉呈现。比如，分设音视频版块，加强网站传播效果监测，动态优化国际受众的阅听体验。除了官网以外，还可以与国际知名数字出版网站合作。比如，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数字内容生产制作体系和网站系统，提供全媒体在线服务，获得了黏性极大的细分受众群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加强与国际知名数字出版网站的跨界合作，增强智库数字化内容输出能力，提高我国智库在国际学术界及决策界的话语权。
其次，深度融合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利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提高我国智库思想成果的国际触达率。可以在国际社交媒体账号中提供官网内容链接，促进传统平台与社交媒体发挥联动效应。此外，要充分借力我国主流媒体的外宣资源，为主流媒体提供权威、专业的第三方观点，提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国际影响力。
最后，拓展多媒体传播平台。我国智库可以将思想成果制作成纪录片、访谈、短视频等多种数字产品，借助多个媒体平台的联动传播，“活化”国际话语表达，打造更加多元化的对外数字传播矩阵，全面提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对外数字传播的全球影响力。
作者 王亚莘 刘彦成 张诗奕
单位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编辑：陈文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