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球局势和国家社会发展的变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涉外工作难度增多增大。我们要深入剖析中央和地方对外工作大局需要，加强政府部门引领和指导，活化官方和民间智库，提高涉外智库研究和实践质量，发挥特色优势。通过智库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协调和整合各类涉外资源，促进涉外工作走深走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奋斗。
涉外工作急需高质量涉外智库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提出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这需要系统性、全方位的涉外工作给予支撑。然而，目前我国涉外工作面临国际环境变动大、中外关系较为复杂且微妙、涉外务实基础研究弱、参与全球治理能力有待提升等多重挑战，总体对外开放发挥的作用不够。在传统涉外智库或研究基地的基础上，国家和许多地方政府部门纷纷成立了各类涉外智库，国家民委相继成立了一批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各省市政府机构、高校、研究机构也建立了不少涉外研究中心。不过，多数中心没有实现实体化，聘请的多为兼职人员，没有专门队伍，也缺乏资金、场地与资源整合的能力，高质量原创性咨政产出成果不够，无法支撑起高水平涉外工作。
对此，急需涉外政府部门加快推进涉外智库建设机制工作，增强力量，以一种全球的格局、全新的思维整合协调从国家到地方再到民间机构的各类涉外智库，助力涉外工作高质量发展。
存在一定机制限制
涉外智库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完善的机制建设，需要破解涉外智库发展过程中的政策、人员、话语、信息、学科、资源等约束。
一是涉外智库的政策指导体系尚不完善，智库参与决策咨询缺乏制度安排。这既有政府政策资源投放不足的问题，也有研究机构主动性缺乏的弊病。我国部分省份政府部门虽然制定了涉外智库工作规范或方案，但是政策体系、工作目标与智库协调机制之间还需要进一步匹配。
二是各个涉外智库之间缺乏连接，各自单打独斗，未能形成合力。各个智库的资源利用未能达到最优化，凝聚力不强，急需加以协调和整合多方力量。同时，涉外智库对外交流合作过程中缺乏多主体话语支撑和话语转化机制，其人员的涉外风险和外交安全意识薄弱，且涉外智库不同主体机构的话语体系仍缺乏一套完整的话语转化机制。
三是涉外智库的信息渠道不畅通，数据入口有限，出口成果的质量不高。涉外智库难以站在国家和地方对外战略的务实需求上，全方位深入把握涉外问题的命脉。加之涉外智库研究的一手资料或数据跟踪调查不足，致使原创性的高质量成果不足，急需建立良性的信息资源获取机制和信息报送机制。
四是涉外智库研究人员因国内国外平台、资源、信息等联通不足，加上智库项目和成果认可度不高，评价机制不完善，致使人员内生动力不够，其咨政服务力、基础研究力和形势预判力等都有待增强。此外，因缺乏成熟的人才供给渠道，涉外智库研究人员容易给人以“业余”或“边缘”的印象，亟待建立一支专职的专业研究队伍。
五是涉外智库研究缺乏独立学科建制，交叉学科机制尚未建立。以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学科归属问题为例，该学科过去常和国际关系、世界经济、外语、地理、历史等学科紧密相连，但新时代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特征，需要国别和区域研究跳出传统的学科领域，支持和发展新兴交叉学科。因此，智库研究也要作为一项新兴交叉学科得到支持与发展。
完善涉外智库机制建设
第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加快推进民间外交工作，协调政府部门、相关协会、企业等机构，搭建涉外智库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和交流机制，推动智库国际化发展，通过多源途径集聚全球资金、人才及各类平台和资源，完善智库成果的传播机制，塑造涉外智库品牌形象，与全球其他国家智库形成互动。
第二，明晰涉外智库的发展定位和功能。立足国家和地方对外战略需要，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目标和任务出发，从条件和资源出发，凸显地方优势特色，将涉外智库特色和优势转化为服务中央和地方对外工作大局的能力。从分工和合作两个方面对涉外智库结构进行设计，协调和推动智库发挥应有职能和作用。
第三，建立地方涉外智库协调机制。从目标、对象、原则、内容、流程、标准、方法及管理等方面出发，整合资源，分工合作，形成合力，推动不同涉外智库的有效沟通，为服务中央和地方对外工作大局贡献力量。
第四，加强涉外智库对内对外传播能力和话语建设机制。倡导多边主义理念，营造良好的国内涉外舆论生态氛围，进一步协调整合多方资源和话语渠道，促进官方、学术、新闻、行业组织等不同话语体系在海外的转化，并在实践中增强涉外风险防范意识和安全能力。同时，加快构建国际中文传播体系，依托高质量的中文服务机制，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增进海外人士对中国的正确认知和理解，为涉外工作和智库的可持续发展集聚国际话语力量。
第五，完善智库决策服务水平能效机制。引导智库人员紧抓痛点、难点问题，加大政府部门和智库机构的协同调研和研究力度，增强决策的持续性，活化理论、实践和政策的转化，构建智库原创知识的生产机制，建立智库人员评价体系。加强智库研究人员的培养培训机制和激励机制，定期召开智库人员培训会和学术交流会，培养一批战斗力强的交叉学科研究队伍，尤其是青年研究者，持续保持人员的内动力、内生力和内定力。同时，鼓励和支撑智库人员与国内国外相关智库人员的交流合作，形成高质量的跨国智库成果，提升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第六，建立数智时代智库数据的协同创新与共享机制。鼓励不同涉外智库扩大对外交流活动范畴，联动政府、智库、社会等多主体力量，畅通不同主体机构的信息报送机制，形成信息入口—出口一条龙服务体系。同时，政府要为智库提供多样项目研究并对其高质量成果给予认定，构建更多成果表达和转化载体。智库要针对不同政府部门设置专业研报，编印涉外智库专报、新讯等。
（本文系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2019年度重大课题“‘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服务的现状、评价及对策研究”（ZDA135-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