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地理空间上江苏是长江流域的组成部分，在长江流域经济中江苏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格局下，江苏需要对该战略的建设思路或战略愿景具有清晰准确的判断与认知，并以之为根据而“因利制权”，从而采取最优的行动方案。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愿景有浅与深两个层次：浅层的长江经济带是使得长江流域各省市之间形成共同市场，而深层次的长江经济带则是在共同市场的基础上使得东部亚洲（包括南亚、东南亚以及东亚）形成一个新的“新月沃地”。前者以深化改革为方向而后者以扩大开放为依归，因此，江苏需要在有关于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基本思路与应对策略等重点问题上清醒认识并且积极探索，从而为江苏经济赢得更为广阔的战略纵深。
长江经济带建设能为长江中上游省市取得出海口，从而利用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为中国经济续航动力。为实现这个目的，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愿景有两个层次：浅层次的长江经济带是使得长江流域的11个省市之间形成共同市场，而深层次的长江经济带则是在共同市场的基础上使得东部亚洲（包括南亚、东南亚以及东亚）形成一个新的“新月沃地”。在共同市场与新的“新月沃地”基础上，西南沿边在经济发展上赢得与东部沿海相同的开放地位，而后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文明才会有统一的标准。
江苏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态度与作用也就决定了江苏经济的未来命运。因为长江经济带所秉承的“两头开放”和“大交通大流通”的理念或曰格局，必将使地方的“诸侯经济”模式或曰“割据经济”模式受到冲击，甚或被趋势所淘汰，因此，长江流域各省市之间必需有权衡取舍的通盘考虑，单纯的“利益独享”愿望需要让位于交易机制与互利原则。鉴于其在长江经济带中的重要地理区位，江苏需要在思路与对策等诸多重点问题上清醒认识并积极创新，从而成为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顺势者而非被动者甚或逆势者。从战略的高度认识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思路，能够决定江苏经济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出发点，并制定与采取最优的战略行动，从而顺势以“因利而制权”。一、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基本思路长江经济带的最显著特点或曰机制是统一和竞争。前者是保证共同市场的“共同性”，即尽量实现市场内生产要素与产品的流动便利；而后者则是保证共同市场的“市场性”，即生产要素与产品能实现最优组合。以这两个特点为基础，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思路便不乏创新性。
1、政府的有为与无为之间要形成明晰的界限。长江流域的产业同构现象也是明显的，例如化工企业，自上海至四川沿江遍布；这种格局是市场原则作用不强或者说市场不具共同性的典型表现，换言之，行政原则导致长江流域经济的碎片化。因此，长江经济带建设首先要厘清政府经济职能的界限。
1）政府公共服务功能形成分工优势。在长江流域诸省市行政原则的既定格局下，各地与各级政府尽量最少干预经济或曰市场，莫过于促使其向公共服务提供者转型：虽然市场本身能带来巨大福音，但也是麻烦制造者；因此，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在市场的“福音传播”上作推手，而是在市场的“麻烦制造”上提供预判、缓冲与善后。例如，假如某地或某级政府能在企业间经济纠纷上提供便捷而公正的裁判，那么久而久之该政府便会因其公正而享有盛名，从而在长江经济带中形成自己的公共服务提供优势。
2）政府的进入与退出机制。既然长江经济带建设中，政府的直接干预或者说作为的减少，需要政府转变职能而成为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者，那么长江流域诸省市各地与各级政府的存在必然显得过度拥挤，因此，从长远的趋势而言，应该考虑不能“有为”从而“无作为”政府的退出机制。相反，对于能够适应共同市场建设的政府职能则需要强化甚至补位与新设。政府的进入与退出机制，不仅可以实现税收的最优使用，而且能直接减轻企业的税负以及政府“有形之手”对市场的无效甚至负效干预。从一定程度上说，政府传统经济职能的落后是共同市场建设最为严重的障碍；而政府的可退出机制则是共同市场建设最有效的创新机制之一。
3）政府间的联席与相对独立制度。长江自川迄沪，沿江10余省市而共用一江之水，因此，在重大的设施建设上应有联席会议，从而经由各省市之间的讨价还价而形成最优的建设与补偿方案，而不是以有些省市的完全损失为代价而求得有些省市的完全利益，将补偿机制形成于事前而不是事后更符合理性决策的原则，从而能极大地降低交易成本与额外的机会成本。联席会议中的谈判机制本身便符合共同市场的统一原则，而各地与各级政府相对独立地提供优势公共服务，则是共同市场的竞争原则的体现。就是因为彼此能在公共服务上形成各自的优势，因此，沿江各省市之间在联席会议上具有更高的谈判筹码，从而能更大限度地实现各省市之间利益的均等化。沿江各省市的相对独立优势是保证其在联席谈判制度中地位平等的前提。
2、长江流域共同市场要具有全国性与世界性开放度。长江经济带建设是要提升整个中国经济的开放度，而不是将长江流域打造成一个封闭系统。扩内需不等于自给自足，而开放式的内需才能真正增扩；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最低目标是在亚洲东部形成一个新的“新月沃地”——经由长江流域的“两头开放”而使东亚与东南亚形成自由贸易区甚至共同市场，这是中国经济具有世界经济发动机作用的表征之一。
1）长江流域共同市场务必是“两头开放”的。云贵高原不应成为共同市场的自然上限或起点或终点，而应该是长江流域共同市场的要冲与中点与节点；换言之，云贵高原应相当于欧洲的阿尔卑斯山：高原西南之外的东南亚与南亚相当于欧洲中世纪利凡特贸易中的意大利与巴尔干半岛，而高原上的云南和贵州则相当于瑞士，则整个长江即相当于莱茵河，从而长江下游地区包括江浙沪相当于欧洲的荷比卢低地国家，而日本与韩国则分别相当于英国与爱尔兰。如此，长江才真正具有世界性河流的战略意义。
2）扩内需要建立在深化开放尤其是向西南开放的基础上。为上游省市取得出海口，这是长江流域共同市场建设的目标之一；但是这个“出海口”不一定开在上海，而更可能面向东南亚或南亚，这是由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愿景所决定的。因为相对于长江中下游，东南亚或南亚与云贵川之间更符合比较优势的分工条件，换言之，西南诸省市在整个新的“新月沃地”中更适合将进口自东南亚或南亚的商品顺江东下，而不是被动地迎合长江流域的逆向分工原理。长江中下游企业鉴于成本劣势而溯江内迁，然后再将产品顺流东运以舶入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符合封闭的“长江经济支撑带”内部分工原理，但是有违更大范围的“两头开放”的分工格局。打通西南诸省市与长江流域和东南亚以及南亚的国际经济关系，能将内需提高到更高的程度，因为它不仅扩张了生产的分工体系而且深化了消费的规模与范围。
3、开放西南“少数民族资产”。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沿边地区通常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改革开放以来的传统开放模式使得少数民族的本来开放优势没有得到发挥。“全面”开放不仅仅是个地理概念，更深层次上应是文化的对应；例如就长江上游的云贵川而言，其沿边各少数民族由于同东南亚各国在语言与风俗习惯方面的天然联系，本应比汉族具有更为得天独厚的国际经济交流条件，甚至可以说这种本源的语言与风俗共通性是一种“战略性资产”，从而具有不可替代的专用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长江经济带向东南亚和南亚的开放是西南少数民族的开放，因为他们同东南亚和南亚诸国有着天然的亲缘联系，这种联系是一种战略资产，相较于影响国际经济关系的任何其它因素更具持久性、稳定性与紧密性。
4、制定严格甚至苛刻的统一生态标准。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中央政府唯一但是决定性的作用在于制定统一的沿江生态标准。将来这个使命比“经济建设为中心”更能合法化中央政府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存在理由。这种苛刻的统一生态标准有利于企业的创新，而且最终证明会极大降低经济的负外部性。赋予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以“人权”，这是长江经济带高于以往国家经济战略的突出特点，也是其高于以往经济战略的所在。当将长江流域置于全国以及全世界的宽广范围内以求深层而和谐地发展经济时，生产尤其是牺牲环境而获得的生产不是唯一的发展方式；为求得生态与经济的兼容，长江流域各省市应该具有更为创新的安排与设计。在当前生态环境恶劣的现实下，牺牲经济发展而求得环境友好可能是更优的抉择。因此，相比于所谓的污染交易市场，制定苛刻的统一生态标准更能激发企业的创新精神。
总之，长江经济带建设必须具有统一性、竞争性、开放性和更高的生态环境保护性；换言之，长江经济带要使长江成为一条具有世界性经济意义的国际河流，它具有“通洋（印度洋）”而“达海（东中国海）”的国际经济作用；而长江的这种国际战略性地位还必需求得经济与环境的兼容，设若仍然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而求取经济发展，长江流域共同市场的国际开放性便大打折扣，因为一个地区扩大开放本应是阻断与改善环境恶化的制度设计契机。如果长江经济带建设以新的“新月沃地”为构想，而且将整个长江流域置于更为严格的生态标准约束下，这对于江苏既是很大的挑战，但是长远而言更是极大的战略机遇，因为江苏以长江经济带为背景，从而在世界经济版图上获得了更为宽广的战略纵深。对于长江流域各省市尤其是江苏而言，在这种广阔的战略远景下，应该在其政策工具箱中具有更多的创新性选择。鉴于其在长江经济带中的地理区位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外向经济经验，江苏的政策工具箱相对而言更为多样与丰富。二、长江经济带建设中江苏的基本对策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江苏的对策需要作调整：在同上海的关系上，要改变过去觊觎“并驾齐驱”的政策，而改辙为合作；在同上游各省市的关系上，则尽量为它们提供方便，并利用自身的人才与经济优势，为上游省市提供专业的服务。
1、承认上海的应然“龙头”地位，但是其久暂不能人为操控。上海是整个长江流域的金融和航运中心，这是由其区位优势与历史积淀所决定的。就可比性而言，上海在当前以至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地位相当于16-18世纪莱茵河口的鹿特丹。由于“自由贸易区”等基础设施的形成，赋予上海在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系统中的中心性。因此，对于江苏而言，不是遵循惯性的对抗上海的做法，而是承认上海的“龙头”地位，而充分利用上海所能提供的全域范围的基础设施例如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经济中心；充分利用毗邻上海的地理优势，并在低于上海中心性的层次上提供优势公共服务，则江苏的机会会更为广阔。
2、长江经济支撑带建设相当于“打包”整个长江流域经济而“走出去”，因此，由于江苏的人才与对外经济经验，能在共同市场建设中形成专业化优势，从而为长江经济带建设共同市场提供事前、事中和事后服务，而且江苏在这些公共服务的提供上能形成先动优势。
1）在长江流域共同市场的形成过程中以及形成之后，市场主体之间的纠纷需要公正而迅及解决，江苏的司法系统应在这方面形成效率与诚信优势。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而诚信很大程度上操持于政府的司法信誉中；因此，积累起公正的司法信誉，使江苏成为汉萨同盟中的但泽，这必然使江苏在长江流域共同市场所需的服务型基础设施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
2）改革教育制度，盘活人才存量。长江流域共同市场是连接东南亚、南亚与东亚的新的“新月沃地”，因此，长江流域同东南亚、南亚和东亚的经济联系必将更为深化与扩张，而深化与扩张能否实现根本上决定于人才的充足与否。这个人才需要为江苏的教育体制改革提供了绝好的机会。首先，江苏在共同市场建设中要成为司法公正的中心，必然需要专门的法律人才，因此，改革与完善江苏的法律学校便是当务之急。其次，西南沿边少数民族虽然同东南亚等国的语言与风俗具有近亲关系，但是他们要成为战略性资产，还需要有相关国际经济的理论与实务性知识，因此，针对沿边少数民族而开设专门教育也是必需的。最后，自上世纪90年代扩招以来，江苏高校培养了大批人文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才中大部分麋集在高校与科研机构，然而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深谙国外某国或地区的文化可以是一种更有效的沟通渠道，因此，针对人文人才而培训以经济实务或者经济人才而培训以国外特定国家的人文知识，这不仅必需而且将是一个潜力巨大的产业。
3）组建具有精确预测能力的情治咨询公司或者说智库机构。近年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不友好”甚或“敌对”可能是中国所始料不及的；然而，今天的这种局面必非一日之寒。有渐而未能预见，这表明中国在对国外的中国态度方面研究不够，从而使得中国企业在国外陷入被动。因此，集合政府资深的外事官员、高校与研究机构学者以及企业高管而成立高效的情治咨询公司或者智库机构，也应成为江苏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的优势项目，因为江苏经济的外向度高而且高校林立，可以为这种紧缺的咨询公司提供初始的人才条件。
4）为长江中上游省市提供方便，而不是将之作为潜在的竞争对手。长江流域共同市场的形成，必然使得中上游有些省市（例如湖北、重庆与四川）成为江苏经济的强大竞争对手。面对潜在的竞争局面，江苏的眼光与魄力直接决定江苏经济在整个长江经济带甚至整个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假如目光短浅，一如既往地秉承对抗上海而障碍上游省市发展的惯性，则长江经济带的东部出海口将经由浙江的杭州湾，届时，江苏被摒弃于长江流域共同市场之外；如果江苏的眼光长远，那么长江经济带将为江苏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最佳机会，因为以整个长江流域所连接的新的“新月沃地”为纵深，江苏的传统产业通过转移与重新的合理布局而实现改造与升级，而后才有充足的环境承载量以专注于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无论如何，单靠江苏一己的腾挪无法彻底实现转身，唯有借助更为广阔的长江经济带，江苏经济才有可能印证所谓的“配第——克拉克定律”。
5）探索环黄海-东海自由贸易区的可能与可行制度。环黄海-东海的日本、韩国（甚至朝鲜）与台湾，同江苏（以及山东、上海、浙江和福建）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与传统习俗，本应具有成立自由贸易区甚或共同市场的良好先决条件。如果环黄海-东海经济圈得以形成，那么长江经济带将会获得更为广远的战略纵深，届时江苏也将率先在全国走上海洋经济的大道，而江苏的连云港、盐城与南通长久以来便具有发展海洋经济的强烈意愿。环黄海—东海自由贸易区是长江经济带建设深层愿景的应有之义，《尚书·禹贡》所谓“江汉朝宗于海”正是此景的写照。
总之，长江经济带建设为沿江各省市对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提出了挑战，沿袭传统的“诸侯经济”模式，长江流域共同市场无从谈起，则长江经济带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可言。长江经济带建设从各级与各地政府的“有形之手”退出市场为前提，从而理清政府与市场间的界限，这条界限赋予政府专业化分工以处理市场失灵的责任。在长江经济带的建设过程中，江苏的态度与眼界决定了更为广阔的经济背景（新的“新月沃地”）是其机遇抑或挑战：积极而长远的战略眼光使得长江经济带成为江苏产业结构实现彻底升级的机遇，而消极与短视的决策必使江苏成为长江经济带上的洼地或局外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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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吨军系江苏省社科院经济所助理研究员，张超系江苏省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