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往往是从一个新口号或新概念的提出开始。中国高教改革的概念意识及其命名的阶段性特征是显而易见的，这也使得改革实践往往不具有明显的连续性。
自从教育部提出“新文科”“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建设方针以来，关于“新文科”的讨论无论是热烈程度还是影响范围，都要远远大于其他几个“新”学科，而且讨论中的观点之多元乃至对立也是其他“新”学科所不能比拟的。这既是人文学科本身的价值观使然，也是对于“新文科”发展路径和方向的理解差异所致。与教育部启动的一流本科专业和一流课程建设的“双万计划”相辅相成，新文科建设备受瞩目，但其理论和指标层出不穷。当对于“新文科”本体论理解出现差异时，任何方法论的讨论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种不确定和分歧，如果不能在相当程度上达成共识，就可能直接影响新文科建设的实践效果。因此，在基本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关于对象的理论探讨，所须付出的代价可能要小于盲目实践的代价。经过几年的倡导和实践，真正的专业性的“新文科”设置寥寥无几，除了作为特殊需要的国家安全学、网络空间安全等一级学科，能算得上真正的“新文科”的还是前些年人们所熟知的法医学、经济伦理学、医学伦理学、文化产业、科技考古、动画艺术等几门，且大概只有数字人文等为数不多的几个专业相对得到学界共识。
一
如果仅仅是从“跨学科”的角度来理解当下的新文科建设，那么，实质上早在这个概念提出之前，“新文科”性质的文科教育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施并实现了。各类思想理论和政治时事课程的不断增加，各类公共课程如外语、计算机、高等数学、军事理论的严格考核等，就已经表明中国高等专业教育包括基础专业教育，已经不再是单一学科的教育过程了，已经具有了“新文科”的某种属性。特别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大学经过数次教学改革，“跨学科”“宽口径”始终是培养学生的基本诉求。所以说，“新文科”实践本身是一个新概念的日常操作。
五四时期，受到西方现代学科制度的影响，文科由文史不分家以及经史子集和六艺的划分向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划分转换。后来受苏联的影响，主要是受其理工科行业性分类的影响，文学与史学在国家学科专业目录中分属两个学科门类，几乎成为完全不搭界的学科领域。但是，从中国传统的“文史不分家”学科观念来看，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对象，文史都是相通的。《尚书》《左传》《国语》《论语》《史记》《淮南子》等，既可以看作历史典籍，也可以看作文学典籍。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与传统学科内容的融合性相反，传统学术价值观则是过分细化的。对于一个学科而言，文史不分家，而对于一个学者而言，则须做到学术研究上的专有和细化，于是在传统文学内容的教学中，出现《说文解字》一个词讲一个月，《诗经》一首诗讲一学期的奇特现象。这种现象不仅是一种治学方法，更是一种学术价值观的体现。在此基础上，受苏联的影响，中国当代学科设置更加细分化，从一级学科到二级学科、三级学科，甚至本学科的人都难以完整分辨相关学科的所有专业目录。以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为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史分期成为其教学和研究的分工分类依据，而少有通史治学。文学史的分期其实不只是分辨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更须把握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两汉文学是如何从先秦文学发展而来，唐诗如何演化为宋词，元曲又是如何继承了宋词的流脉。应该说，就专业划分的学理性来看，最不符合逻辑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两段文学史不仅时间上具有连续性，而且许多作家的人生和创作都具有跨时代性，却在教学与研究中硬生生地被分为两个不同的对象，甚至分为两个教研室。正像当下许多大型医院的分科越来越细，似乎增加了专业性，但无论是对于医生的知识结构还是患者的就医都构成挑战，人体的各个器官具有生命机能的整体性，某一器官的疾病并不只是源于本器官，而往往是另一器官甚至全身机能出了问题，细分了专业也就分割了知识系统和认识能力。
“新文科”的跨学科、融学科建设是一种“他新”，与此同时，“新文科”还要“自新”：自我更新、自我变革。长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很多改革其实是学分、课时、技术手段等外在形式、机制的改革，而缺少关乎学科、课程内容、教师自身的内在变革和创新。我们要认识到，每一位教师都是改革者，每一节课都是一个改革环节。人文学科的生命所在，不是知识的积累和思想的重复，而是对于常识、定论的反思和思想、思维方式的创新。知识性学习和研究具有空间的有限性，以文学史教育和研究为例，对于经典作家作品的历史研究已经不大可能获得颠覆性的发现，最有创新性的发现可能来自文学史观和批评视角的变化。
新文科建设要有知识谱系和学科价值观的变革，如果不能改变“重理轻文”等不公正的学科价值观，就很难形成真正的“新文科”，甚至连旧文科都不可能发展好。任何一种新技术的出现都不是孤立和片断的文明事件，而是一个有着前因后果的连续过程。当下社会发展和思维方式变革需要综合性、整体性，说到底，人类发展需要一种世界整体观。进一步说，学科和专业分类的依据不应是价值观的不同，作用的大小，而是社会分工和学术对象的不同。在中国，“重理轻文”的惯性根深蒂固，当下社会许多学术弊端和问题的根源与此有关。真正的大师是超越学科专业的，即使是理工科的许多大学者也往往都是文章高手、词赋大家。
像李四光、苏步青、陈省身、杨振宁、华罗庚、茅以升、黄万里、丘成桐等著名科学家，其诗文乃至书画功力有目共睹，并且多有文学诗文和研究著作传世。物理学家丁西林早年是著名的独幕喜剧作家，五四时期创作的许多剧作已经成为中国早期话剧的经典；数学家郑桐荪是清华大学数学学科创始人，而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著有《宋词简评》《吴梅村诗笺释》，且创作有长篇叙事诗；吉林大学王湘浩是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是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系创始人，他在晚年出版了《〈红楼梦〉新探》研究专著，著名红学家周汝昌曾慕名寻访这位红学“新秀”，却没想到对方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计算数学专业院士。关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不可偏废”“同等重要”的强调，正说明与此相反的现实仍然存在。
文科生要学习理工科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把握逻辑思辨能力和实证考据能力。同样，理科生也要学习文科特别是人文学科的批判精神、想象能力和情感表现能力。“工匠精神”必须伴有“人文精神”，否则就只是“工匠”而没有“精神”。现在大多数高校理工科教学不开文学课，文科不开逻辑课，结果就是很多理工科学生写的论文无文采，文科学生的思考悖逻辑。学生获取课外知识的主要途径是快手、抖音和网络文学，有日渐成为“智能实用主义”一族的危险。
二
“新文科”的概念更多指向传统学科变革，需要通过跨学科和融学科而产生新的学科专业或者方向。但是这不单纯是知识的扩展和结构的调整，而是如何通过这种扩展和调整来产生新的思想和新的观念，最终完成新的人才的培养。“新文科”首先在于培育具有国家意识与人文情怀的新的人才。新文科建设是一个整体性和实践性的过程，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教育实践，最终都要落实到学生培养这一唯一目的上。现在讨论“新文科”问题，大多是从学科专业、学术学理和教育体制等实施主体环境着眼，而忽略了接受主体学生的成长这一关键环节。
当下在讨论和实施新文科建设时，对于“跨学科”和“新学科”的理解多停留在知识的增加和专业设置的变化等方法论层面，而较少深入到学术思想创新和人文精神弘扬等本体论层面。新文科建设的关键不是结构的重组，而是思想创造，不是产生新的知识和方法，而是产生新的学术思想。文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培养人文精神、现代意识、丰富情感和优雅气质。这不仅是文学有别于其他学科专业教育的独到之处，也是整个新文科建设的价值取向。一切教育改革都是为了培养完整的人才和高雅的人性，而技术主义如本雅明所言“机械复制时代”一样，是一个脱离人文精神的发展误区。曾多年担任耶鲁大学校长的理查德·雷文曾说过：“通识教育培养学生的才智，增强他们的推理和理解能力。通识教育的目标不是传授特定的具体内容，而是发展一种智能素质，那就是批判与独立思维的能力，具有创造与创新性，能超越偏见和迷信，能筛选信息以汲取精华、摒弃糟粕。正如最大的社会效益来源于无特定商业目的的科学研究一样，我认为最大的社会效益来源于一种教育方法，这种教育方法增强了学生的推理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而不是仅掌握一种专业知识。”与弘扬人文精神是大学教育的本质精神一样，基础理论研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对于基础研究的忽略并不只是中国独有现象，即使是在技术研究不断创新的美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忽略过基础研究。1954年，美国国防部长查尔斯就公开嘲笑基础研究，他认为这正如讨论青草为什么会绿，炸土豆为什么会变黄般无意义。基础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如同大地与大树一样密不可分，而对于传统基础学科的冷落与对于新兴应用学科的追捧，导致了学科建设追求短期效应的后果。专业设置专注当下的就业市场，学术评价看重经济效益、地方利益和量化机制，于是，一些地方院校在学术研究中出现将局限当特色、将特色当优势的现象，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发展目标，将一些不能立即见效的基础专业边缘化甚至取消。而这已经成为各个高校近年来普遍的选择思路和实际操作。
如果仅仅从知识层面对“新文科”进行结构性静态分析的话，就会导致新文科建设中的知识化、技术化倾向。我们要意识到，文学教育回归传统和经典也是一种“新”，因为在应试教育机制下，“不读原著”“不读经典”已经成为许多文学专业学生的通病。学生对于经典的了解和理解基本上来自三个层面：名著的影视改编、名著的缩写、名著的简介（往往来自百度）。现在很少有学生从头至尾地认真阅读专业经典，过去每当新生入学，许多学生都要我开列阅读书目，而现在这样的学生寥寥无几。守正才能创新，没有守正就失去了根本，也不会有真正的创新。
三
在新文科建设中，要进一步认识到，比接受某种新技术更为重要的是文学学科在传承文化、美化人性和丰富情感方面的独到作用。文学对于科学的作用，不只在提升个人修养方面，更是在于培育一种思想能力和想象能力。科学发现和发明是需要灵感和想象力的，而科学知识的传播更需要形象感和艺术感染力，文学素质在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古希腊哲学与科学的形成，离不开那一群衣食无忧的智者们的思考、想象；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与他16岁时幻想追着一束光跑，想象自己达到光速的经验有直接关系......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灵感和想象力，这种想象力能够突破被公认为完美的理论，进而创造出新的理论。
我注意到，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选题申报中，很多项目几乎都包含“数据库建设”。这是文科学术研究与自然科学技术融合的直接表现，也使传统文科学术研究的方法与效应得到了扩大和提升。新技术对于传统文科发展来说不是陷阱而是车轮，关键是我们不能只关注车轮、研究车轮，而忽视车本身的作用和行驶方向，否则将演化为一种技术主义路线。如果不顾学科属性而无底线地融合，使工具价值成为终极价值，会进一步导致学科的不平衡并失去学科的个性，融合的前提是强化学科功能和特质，而不是相反。与经济学的某种研究方式一样，在技术主义浪潮的影响下，模型、数据分析也成为当下文学研究的一种时尚。其实，即使是在经济学领域，无论是样本的有效性，还是模型的真实性都有待验证，当这种分析方式进入文学研究领域就应该更加谨慎，至少不能让它成为流行的模式。技术主义、实证主义对于文学研究从来就不应该构成为主流价值取向。文学专业不同于社会科学，甚至不同于同一学科的语言文字类专业，除了典籍整理考辨之外，文学研究重在情感认知和思想分析，亦即重在人文精神的理解和阐释。二战审判过程中，阿伦特从艾希曼的职业意识中看到的“平庸之恶”，就是因为缺少悲悯同情和个性思想所导致的结果。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中，人可以不崇高但是不能作恶，可以随波逐流但是不能同流合污。这就是人文精神的底线。
大变局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能弥合极度分裂的世界和分化的社会，是对于世界形势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引导和纠正。因此，关注和阐释这一理论是当下中国人文学术界最为迫切的使命，实质上这也是对于新文科建设思路的指引。思路不正确，干劲越大效果越差。而“人的文学”“人性的文学”，以及“人类的文学”即“世界文学”，是对于“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理念的最好阐释。应该利用人文学科的优势来增加其他学科的人文含量，从而形成对物化主义、技术主义的约束。人文学术可能是抵御物化和功利主义，守护人文精神和人类主体性的最终力量和主要领域。所以，我们要十分警惕技术主义、实用传统对于新文科建设的过度影响，人文精神的批判性思维提醒我们对此要表现出足够的清醒。
网络世界已经从一个“相知不相遇”的信息社会逐渐变成了一个“相遇不相知”的文化场域，算法和信息不仅仅构成工具和环境，也已成为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和评价方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依赖人文学科的支持和完善：除了语言技术的融入之外，人文情感和伦理也要通过情感识别系统进入情感计算领域，让人机交互更加自然、顺畅、有温度。但是无论如何，人类文明不能被技术发展完全支配。在2021年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上，日本著名法学家、早稻田大学前校长西园春夫提出，大数据系统可以代替民主选举过程。这一判断如果实现，后果将不可设想，一个社会的政治走向将可能控制在一个程序或一个程序员的手中。缺少人文精神的技术主义单兵突进给人类文明发展带来的后果，并不是人类自身所想要的。
（作者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