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智库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新”不仅体现在目标新、理念新、机制新方面，同时也应表现为方法新。这就要求将新兴技术作为智库研究的手段与工具，以实现智库的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
运用新兴技术势在必行
当前，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和量子科技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在赋能人们学习、生活和工作的同时，也为促进智库长远发展、推动智库转型升级提供了便利。这一点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20》（2020GlobalGoToThinkTankIndexReport）中可以得到印证。与往年的报告相比，该报告更加突出强调了新兴技术对智库发展的深远影响。但现实情况却是，除少数几家智库外，鲜有智库能够有效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来增强自身的研究能力、提升自身的研究水平。我国智库在运用新兴技术开展研究方面也还存在短板和不足。有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中国智库利用新技术手段开展政府决策咨询研究能力总体上偏弱，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理论推导、头脑风暴、经验提炼、个案分析等传统方式上，研究应用的素材主要依赖于各类外部统计数据，缺少专题数据的长期积累和开发”。新兴技术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幂数效应”，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进步，同时也应成为助力我国智库持久、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
其一，大数据技术有助于提高我国智库的数据攫取能力。当前，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大数据时代，行为和事件都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录、存储、处理。通过对数据的汇聚整合与关联分析，可以发掘诸多有价值的信息、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进而助力国家治理、社会稳定以及个人决策等。从这个意义上讲，“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未来”。攫取数据是智库进行独立研究的先决条件。以往，智库主要是通过查阅、统计和购买各类外部统计数据等方式来获取数据资源，这种数据攫取方式为智库开展研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它也存在数据采集成本高、难以获取实时动态数据等缺陷。借助大数据技术，我国智库机构不仅可以大幅降低数据采集成本，而且能够实时整合源于不同载体的海量多模态数据信息，并据此开展精细化研究和精准化研判。
其二，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提升我国智库的数据分析能力。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智能感知技术、计算智能技术以及认知智能技术等在内的技术矩阵或技术集群。一方面，智能感知技术能自动地模拟和开启“人机对话”，并对“斩获”的“一手情报”（智能机器在同专家学者、行业精英以及社会大众进行直接交流和场景互动中产生的数据信息）进行实时分析。另一方面，传统的数据分析技术在兼容性、容错性、可用性与拓展性方面存在天然缺陷，难以做到对规模庞大、种类繁多、结构复杂、实时动态的数据展开多维分析，而计算智能技术却能有效地化解这一窘境。它可通过去除繁琐与盲目的计算来实现迭代数据分析，内蕴于计算智能技术中的自适应机制还能确保在动态环境中对复杂数据的实时分析。此外，认知智能技术能对各类数据进行智能化监测，帮助智库及时发现和剔除那些“内容残缺、重复冗余、过时失效以及带有随机噪声、孤立噪声等问题的数据”，进而提升智库的数据分析效率。
其三，区块链技术有助于增强智库的数据安全防护能力。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迭代升级，人类社会的数据总量呈现出指数级增长态势。数据是一种用于表达客观事物的未经加工的原始素材，是智库开展研究的“源头活水”。以往，智库的数据库管理多采用的是单中心节点模型，储存介质的稳定性不高。再加上互联网的共享性与开放性等特点，数据库易遭到黑客攻击，数据面临被损毁、被篡改与被解构的风险，尤其对于那些具有不可复制和难以替代属性的特殊资源而言，一旦被损毁就难以恢复。区块链技术的兴起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可能。从本质上看，区块链是一系列包含交易记录的数字“块”，区块链中的每个“块”都链接到它之前与之后的所有“块”。区块链由于不处在中心位置，因此不会出现单点故障，任何组织或个人都无法从单台计算机上对“块”内数据进行更改。倘若一旦出现非法篡改数据的行为，也能够实施追溯、及时锁定篡改者。因此，借助区块链技术就能很好地实现数据的安全共享，也能有力保障智库的数据资源安全。
探索运用新兴技术的有效途径
新兴技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运用新兴技术助力我国智库长远发展。
构建智库大数据综合应用服务平台。国际数据公司（InternationalDataCorporation）公布的《数据时代2025》报告预测，到2025年，全球每年产生的数据总量将从2018年的33ZB上升至175ZB。面对体量庞大、类型繁多、实时动态和结构复杂的大数据，我国智库亟须打造高性能的大数据综合应用服务平台，以完成对海量数据的采集、存储、分析和处理，并在此基础上生成智能化报表，为公共决策部门以及决策者提供精准服务。具体而言，一方面，智库应借助新型的网络爬虫工具和感知智能技术实现对文字、图片、视频和语音等多模态数据的纵深挖掘与有机整合，以拓宽信息攫取的范围。另一方面，智库应引入机器学习模型和智能识别系统等大数据分析工具，对海量数据进行分类汇总与要点提炼，并以此形成可视化的智能报表。再者，智库应大力研发新型云数据库技术，以解决大量数据“存不下”的问题，为后续的数据分析提供保障。
研发整合智库资源的互联互通技术。如《地方政府智库建设研究》一书明确指出，“智库资源整合、集聚是现代智库的发展趋势。我国智库发展既分散又重叠，条块分割……进而产生了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智库之间互不隶属、各司其职、独立运行和分散管理，无法实现数据资源的相互交错和统合协同；另一方面是由于互联互通技术的缺失造成归口各大智库的数据资源无法被共享共用。如此就形成了一个个“数据孤岛”和“块状孤岛”，妨碍了智库数据资源的累积与增量式发展。解决该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便是推进互联互通技术攻关，即打造高性能的数据交换共享平台。智库可将其标识解析服务的入口地址等信息注册到一个结构化、分层的解析公共服务平台。这样就能够让各大智库在一个更高层级的平台上进行标识解析和跨机构数据资源寻址与定位需求，进而最大限度地统合与归拢碎片化的数据资源，形成一个兼具扁平化和交互式特征的数据资源互联互通格局。
培养复合型、跨学科的新型智库人才。专业人才是设计、研发和推动新兴技术落地与转化的主体。运用新兴技术促进我国智库发展，就需要培养一批服务于智库建设的专门人才。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智库人才培养不应仅仅强调和重视人才的技术属性，而是要立足推动我国智库走向网络化、高端化、国际化与现代化的高度，着力培养和造就一批既掌握新兴技术又熟稔智库理论，并知晓智库未来发展趋向和嬗变进路的复合型、跨学科人才。受“问题—对策”这一线性认知思维模式驱动，新兴技术人才或许擅长于应对和处理专业问题，可是在面对那些需要政治和管理予以平衡的问题时，单纯地依靠新兴技术人才就不会是一个最佳的选择。智库并不是一个远离现实世界场域的真空地带，它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与规制这一客观实际。因此，如果过于依赖新兴技术人才从事智库建设、推动智库发展，实质是简化处理了推动传统智库转型升级、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一复杂议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风险评估与防控研究”（19CKS02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