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词汇，智库无疑是新时代的一个标识性的词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拥有世界一流智库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基本表征之一。2015年1月20日，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不仅在理论层面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而且也在政策层面科学地规划了新型智库建设的目标、任务和路径。
毛泽东同志说过，必须“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十年来，智库建设成为推动决策咨询体系改革，促进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参与全球治理倡议的重要载体。部委办局、社科院、高校和央企等体制内智库打破信息孤岛，承上启下，信息、数据和思想从基层直达中枢。开门办智库，小核心大网络成为智库建设的共识，公共政策辩论空间进一步扩大，智库界积极探索全过程民主的实践路径。中国社会科学也重拾“横渠四句”传统，构建了体现社会科学自主性、实践性和政策性的“智库范式”，与社会问题应对及政府决策的紧密结合使社会科学不仅获得了持续的增量资源，也使研究工作具备了不断更新的源头活水。然而，毋庸讳言，由于对国家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战略、政策和布局学得不够、悟得不深、落得不实，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体制突破和机制创新依然困难重重，和新时代的伟大期许相比，智库研究的重大原创性成果乏善可陈，和新时代全球治理的迫切需要而言，中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影响力和能力都难以匹配。
时势造英雄，“时”和“势”具备，中国为何难出世界一流智库？
首先在体制与环境。中国智库体系不可能像英美以社会智库为主体，必须以体制内智库为主力军，但是体制内智库要真正成为生力军，需要突破现有的体制束缚，智库需要去行政化，这不仅意味着智库自身要变成一个真正的研究机构、倡导组织，而且要求监管去行政化，不能把智库按照政府的下属行政机构来管理，要把人、财、物、事的四种处置权真正地交给智库，依法依规监管智库，不应事无巨细地介入智库的日常管理。同时，还应该积极创造有利于智库发展的环境。N年以前，中国一批在哈佛肯尼迪学院受训的高级行政人员问约瑟夫·奈，如何打造国家软实力，奈回答“relax”。的确，就有机体而言，长期僵化必然导致机体功能的急剧衰退，智库本质上就是国家软实力，包容和宽松的环境是智库的基本生产资料，是软实力的来源。
其次在认知错误。智库（think tank）和政策研究组织（policy research organization ，PRO）是两类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组织，根据中国国情，大部分体制内的PRO不需要转型为智库，需要这部分PRO埋头务实地为国家部委办局做好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服务则可。只有少部分以国际话语权斗争，国际文化传播和国内思想共识塑造为己任的PRO需要转型为现代智库。因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不能一哄而起，以为做点决策咨询就非要拉起新型智库建设的大旗，其实不然，社会科学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通过政策导向的研究服务国家治理，但是我们不能把服务国家治理的政策研究机构都建成现代智库，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可是，智库建设更不能一哄而散，大浪淘沙，过去十年沉淀下来的优秀智库和把智库作为志业的智库人，在未来十年要坚持走内涵发展之路，严格区分PRO和Think Tank,不具备条件的智库要回归PRO，具备条件的PRO要积极地系统地和全面地转型为智库，在高水平研究的基础上，把国际交流、舆论引导、社会服务、政策推广、话语权建构放在突出位置。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一批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坦率地说这个目标的实现依然任重道远，命名一批高端智库然后给予重点扶持的建设思路也值得商榷，总结经验教训，高端智库，也就是世界一流智库建设看来要用赛马的竞争机制，在国际话语权斗争中脱颖而出的，能够和兰德、布鲁金斯、CSIS等一比高下的才是世界一流智库。
第三，缺乏长期主义。由于智库缺乏长期规划，管理机制以KPI考核为核心，形成了短平快的智库组织文化。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批评一些智库“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问题，有的存在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问题，还有的流于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等形式主义的做法。”现代智库是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分析机构。证据建设需要持久的数据积累、案例积累、知识积累。积累工作耗时耗力，难以短期见实效，这就需要鼓励埋头苦干，甘作铺路石的激励机制。事实上，当下大部分智库奉行的KPI年度考核，这促使研究人员只愿意干投入少、见效快、可按照个人计算的工作，这就导致短期利益凌驾于长期利益之上，难以开展长期数据积累，长期议题跟踪，长期社会网络构建的幕后工作。建设现代智库必须坚持长期主义，坚持以数据积累为核心，久久为功。
第四，抱残守缺，方法陈旧，对以AI为代表的技术冲击回应乏力。相当一部分智库研究手段主要依赖不成体系的现场调研，数据采集表现出比较严重的随机性和碎片化，政策研究的科学性难以保证。现代软科学的主要特征恰恰是“硬”，就是用工程学的方法做数据积累，用数量的方法做分析预测，兰德公司七十多年的历史早就证明这条道路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我们不必以兰德为圭臬，但是软科学“硬”做的兰德模式却不可不察。
回望过去，十年辛苦不寻常；展望未来，雄关漫道从头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呼唤中国的伟大力量，伟大的中国时代呼唤中国的世界一流智库。中国智库当志存高远，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实践，进一步突破体制的桎梏，营造宽松包容的环境，形成长期主义的智库文化，积极探索问计于民、群策群力和科学方法融合汇通的研究范式，才能在下一个十年中涌现出与崛起中国相匹配的，具备世界级议程设置能力、全球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新型世界一流智库方阵。
作者简介
李刚，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首席专家；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智库理论与实践》副主编；江苏省政协第十二届、十三届委员会委员；江苏紫金文化英才；主持开发了我国第一个聚合智库搜索、智库数据管理和智库评价功能三位一体的“中国智库索引”系统（CTTI），是“新型智库治理论坛”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先后主持国家和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和面上项目等各类项目30余项。李刚教授是南京大学出版社“南大智库文丛”主编，曾出版专著和译著25部，发表论文15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