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的性质和资政议政的能力
——专访美国城市研究所雷蒙德•斯特鲁伊克博士
美国智库一直被人们称为国家的思想库、政府外脑、美国精英思想的经纪人、美国总统的智囊团。 2015年10月18日，借美国著名智库学家斯特鲁伊克先生来中国的机会，《智库理论与实践》编辑部就“美国智库的有关问题 ”对他进行了访谈，以期进一步贴近美国智库，了解美国智库运作机制，如何通过资政和问政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等问题。由于访谈只是一家之言，且时间有限，所谈内容不够全面、系统，还远不足以洞悉美国智库的更多特点，有些内容尚需甄别和评判，仅供参考。访谈专家简介
雷蒙德 •斯特鲁伊克（ Raymond J. Struyk）是一位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研究方面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1977年，他加入城市研究所，并于 1981年开创城市研究所的国际项目。 1980年，他加入了卡特政府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担任负责研究和评估事务的副助理部长。2007年至 2012年，他担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国家民意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致力于住房融资、项目评估以及智库制度化发展的研究。他曾帮助匈牙利和俄罗斯建立智库，并参与了十几个关于管理、沟通和研究议题的具体工作。斯特鲁伊克博士拥有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学术著作颇丰。
1 美国智库的影响力和类型问：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拥有最先进的智库系统，您认为美国智库是如何取得成功的？
答：美国智库历史较长。智库主要从事四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发现社会中的新问题并吸引公众关注；其次，进行高质量的问题研究，弄清问题的重要性呈上升还是下降趋势；第三，分析复杂的数据，分析针对该问题的每项政策的执行结果，寻找可以代替的政策；最后，非常努力地进行沟通，以保证研究结果进入政策领域，实际上这是一个棘手的工作，沟通效果主要取决于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当前是否关心这个问题。
问：美国智库是否有很多人通过智库 “旋转门 ”进入政府高层？
答：是的。以我为例， 1972年，我开始从事智库方面的工作，关注住房问题。 1977年，卡特政府开始执政，住房相关部门任命我负责研究评估工作，一做就是三年，过程令人兴奋、很精彩。后来我感觉有些疲惫了，回到了原来的机构。
“旋转门”机制对双方各有优势：对政府部门而言，会为人们提供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政治职位，吸引更优秀人才；对个人而言，可以更好地理解政策制定的过程，如果没有进入该部门，是永远不会了解该过程的。因此，通过旋转门机制，双方都会收益颇丰。
问：智库对美国政府决策有多大的影响力？
答：智库对政府决策影响确实很大。通常情况是你与国会议员或政府管理人员共事，花大量时间维持与他们的关系，最终让他们信任你，他们就会向你咨询一些问题。我在政府部门时认识所有人，当我回到研究所，我的名字还在他们的名单上。我可以给他们打电话。这就让我有一个更高的平台与更多人对话。
问：如何提升智库的影响力？
答：做正确且有用的事情就会有影响力。这取决于决策者有多急迫以及问题有多大。举例来说， 1992年的俄罗斯，通胀率是 200%，房屋租金固定，所有房屋都归政府。当时我在俄罗斯一所智库担任住房问题的研究顾问，我们认为在货币贬值前，可能需要提高租金价格，同时给穷人一些帮助。所以，我们找到一堆数据模拟了一个收入条件模型，政府相关负责人很急迫，他们听了这个项目——之前他们绝不会这样做的，一年后我们就实行了这个项目。促成这件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府方面很急迫，而我们提供了一个在其它国家推行过的量化分析项目。因而，只要有一个真正的空白，没有人知道如何去做，这就是机会。
问：美国不同类型的智库有不同的运作模式吗？
答：大致有两种运作模式。一种像传统基金会这样，更多的是支持美国新保守主义的观点；另一种是像布鲁金斯学会、城市研究所以及其它众多智库，更多的是通过严谨的方法进行量化分析。
问：城市研究所和兰德公司有什么区别，是否非营利机构？
答：兰德公司产生于军事。在二战期间他们是军工的一部分。随后福特基金会给他们提供了资金。大约1952年，兰德公司离开空军，成为一家智库。但是空军每年依然给他们提供大笔经费，支持他们在与空军利益相关的话题上进行政策和经济方面的国际性分析。而城市研究所是从政府获得经费。
城市研究所是非营利机构，兰德公司也是。兰德公司的本质绝对是智库。我从学校毕业的时候，兰德公司给我提供了工作岗位，那时是越战期间，如果你在兰德公司工作就很安全，不必参军。但我没有接受兰德公司的邀请，于是我去了越南。当时自己挺傻的，现在想想当初真应该接受那份工作。
2 美国智库的优势和不足问：与大学相比，智库有哪些优势？
答：一般情况下，大学表现不佳，大学总是不能按时提交研究报告，如果找智库或营利性机构，报告总会按时提交。我们给高校相当重要的研究项目，但他们的表现是我所见过最差的，他们经常错过截止日期，甚至居然把报告拖到截止日期后的三个月。大学在研究过程中总是会偏离原有的研究方向，跳到他们自己感兴趣的方向上，他们的研究报告可能很棒，但与我们想要的并不相关。可能现在情况好些了。所以，如果想做长期的、启发式的研究，可以找大学；如果想找解决方案，与大学合作不是很理想。
问：美国智库有中长期发展规划么？
答：智库确实应该对想做的事情进行计划。问题是对于典型的智库来说，可能只有20%的资金与项目无关。因此，我没有在智库的发展计划上下功夫，而是在住房部计划或福特基金会的计划或其它类似的计划上花心思，因为那是有价值的一笔费用，可以帮助你进行你认为真正重要的研究，而这笔费用无法通过其它途径获得。绝大多数研究机构都没有太多非限制性的资金，这其实不利于机构的长期规划，当人们觉得不会从中获得很多好处的时候，就不会有很高的热情。我工作的城市研究所创立于1968年，但他们在 2013年才第一次正式出台研究计划。在这之前，他们也有宏观的想法，比如研究所将如何发展，预期目标是什么，每个小组清楚他们想要做什么，但这一切都是非正式的，没有书面文件或董事会的批准。
3 美国智库的质量保障和评价问：如何评估智库研究者的表现？
答：他们可能不需要被打分，但他们必须做正确的事情，至少是在正确的方向上努力，能够了解情况并能够发展网络关系。智库所关心的就是产出，例如会议、报告以及其它形式的成果。他们理想的产出是要有一些影响力，你在网上发表报告，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可以知道有多少人下载这些报告，所以这些细节都是为了增强影响力。当然你可以继续追踪你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否得到实施，以及实施过程是否与你的建议相一致。
4 对《智库理论与实践》的建议问：可否就如何办好智库研究类期刊提出宝贵建议？
答：首先，进行案例研究并设定合适的目标。很多人认为绝大多数的案例来自欧洲和美国，认为那里拥有最成功的智库。问题在于我们不在美国和欧洲阵营里，因此这跟我们没有关系。如果可以在中国做案例研究，它们不必是一流的，但一定是在这个环境中切实发生的。你不必去谈论布鲁金斯研究所，美国有众多规模庞大、历史悠久的组织，你不能期望在短期内达到那种状态。不要想把目标设定的太高以至于都没有人看。我从不看任何我们做不到的文章。
（来源：智库理论与实践，2016年03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