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积淀总会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截断面上保留其痕迹，许多在历史上出现过的社会现象都会在这个断面上铺展开来，使得社会科学研究似乎可以把历史放置在现实之中，而且能够找到有力的证据去证明这种研究是从现实出发的。其实，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中都有着属于这个时期的独特社会现象，那些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并在现实中依然存在的社会现象不应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关注的重心。我们今天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个时代已经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历史积淀的因素、新生的因素都汇聚在了一起，相互激荡，甚至使我们的社会呈现出风险社会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哪个方面？我们主张从现实出发，但是，决不是从历史积淀下来的那部分现实出发，而是要从新生的社会因素出发。唯有如此，才能提升科学研究的价值，才能找到人类前进的方向，才能把人类从当前的风险社会中引领出来。
一、现实中的历史与未来
科学发展有着历史继承性，特别是对于作为思维赖以进行之基础的知识而言，必须最大可能地加以继承。但是，科学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建立在某种话语得以延续的基础上的，如果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种话语对另一种话语的替代，那么，历史上的科学就会消失，即便是它的一些技术性成果得以保留甚至仍然被应用。即使就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科学来看，之所以一个学科中相互对立的不同理论或学说之间会存在着相互重合的地方，那也是因为它们同处于一个话语体系之中，或者说是由它们所关注的对象的同一性所决定的。即使从发展的观点看，一种理论或一个学说对旧有的理论和学说所持的是批判的立场，而且它事实上也造成了科学进步，即实现了对旧的理论和学说的超越，但在它们之间却明显地会存在着交叉和重合。正是因为存在着交叉和重合，才使新的理论和学说不至于出现理解上和接受上的困难。
根据费耶阿本德的看法，“科学是今天的神话，神话是过去的科学。”在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着属于那个历史阶段的科学，现代科学是在工业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是属于工业时代的科学。尽管科学史家们试图为现代科学寻找遥远的历史源头，但大都属于对历史的现代阅读，而不是历史的本来状况。科学是有历史的，但它的历史仅仅存在于它所在的历史阶段，现代科学仅仅是现代的科学，当人类走进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时候，就会去建构新的科学，现代科学到了下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就会是不科学的了。
就现代社会科学而言，为了求得解释的科学性，往往对研究对象进行限定，即进行孤立的考察。例如，研究劳动的边际产品，就会假定10亩土地在由不同数量的人耕种产生的收益。其实，地球上并不仅仅只有这10亩土地，只要耕种者能够自由流动，而不是固定地被束缚在这10亩土地之上，边际产品就不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同样，当我们去思考机构改革的问题时，其实并不存在着机构规模大小的问题，相反，分工是否合理，协作是否协调，有无官僚主义的问题，服务意识是否确立了起来，有无发现问题和及时处理问题的主动性……才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在公共部门，在政府中，实际上并不存在边际产品的问题，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有着极大的弹性，正是这种弹性决定了机构规模无法在边际效益的意义上来加以衡量。这就是机构改革不能仅仅在其规模上做文章的原因。
工业社会的科学是从分类学开始举步前行的，有了分类学，纷繁万千的世界可以被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变动不居的万物可以被静态地观察，每一件事物也就会被放置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从而形成了一幅有序的图景。然而，虽然工业社会的科学建构是成功的，知识体系也是系统的和自洽的，但与科学所宣称的那个作为认识对象的世界并不一致，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建构的产物。正是科学理论及其知识体系与客观世界的不一致性，而且这种不一致性在作用于世界的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放大，才使人与世界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不用说对世界的征服，即便是基于善意的对世界的维护，也带来了消极后果。
我们也看到，随着工业社会把人类认识世界的行为推到一个极高的境界时，阅读开始偷偷地置换了认识，即通过对作为认识结果的符号的阅读去把握世界和重新赋予世界以意义。实际上，阅读也属于认识的范畴，学者们之所以要用“阅读”一词去替代“认识”，是因为近代以来的科学发展已经把认识置于对表象世界的排斥方面了，总是希望通过分析的途径去对世界作出抽象的把握，希望在纷繁的表象世界背后发现同一性的、普遍性的存在。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这种“认识”已经变得不再可能。
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抱有历史进步的信念。我们发现，相对于工业社会来说，农业社会显然是人类的不成熟状态，然而，在人们经历了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后，又发现了人类自身的行为为自己带来了那么多麻烦，以至于自20世纪后期起，遭遇了危机事件频发的问题。这说明人类还不够成熟，它还需要通过再一次启蒙去引导人类告别这种不成熟状态，即蜕去人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在今天，我们必须通过揭示人类在工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的不成熟而去发现走向成熟的路径。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在人类从历史走向未来的道路上所应担负起的使命。
人类走向成熟的道路将会由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开拓出来。然而，进入新世纪后，在人类社会进入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之中后，人的这种信心又似乎正在丧失。不过，我们认为，风险社会虽然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现实表现，却不是一种必然结果，不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人类命运。如果我们立足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现实而致力于科学建构，承认这一客观条件是新的制度和行为方式建构的前提，那么，人们在创造历史的意义上就会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和自觉性。
二、终结认识论的思维逻辑
我们已经被置于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以往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方法和路径陷入了失灵的境地，我们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也无法从任何一个切入点介入而获得合乎逻辑的对世界的整体性把握，哪怕是形成片断的正确认识也变得极其困难，从而使我们的行动失去了科学依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着手于思维方式上的根本性变革，以便建构起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思维方式，并通过这种思维方式去引导我们形成对世界的科学把握。
福柯在现代思想史上去观察人文科学时，发现它除了被分析性思维所征服而遵从了认识论的研究路径之外，也仍然保留了一些属于自身的特征。根据福柯的考证，直到18世纪末，“人文科学并未出现，只是自19世纪开始，当人成为认识对象时，当人在西方文化中，既把自己构建为必定被思考的，又构建为将被认识的时候，人文科学出现了。由此看来，当人文科学出现后，当人成为观察和认识对象后，当人的主题得以研究和阐释时，人却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以人的名义出现的那些从人那里分离出来的构成要素。人的完整性是不可分析分解的，任何试图从人那里分离出构成要素的做法，都是极其可疑的。当然，人是可以观察和可以认识的，因此，我们也需要拥有人文科学，但这一科学不应遵循认识论的逻辑，而是应当从人的完整性出发并对完整的人作出总体性的把握。福柯的这些意见也是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
根据福柯的研究，“从19世纪开始，认识论领域被分成了几块，更确切地说，它在不同的方向上爆裂了。人们难以像孔德那样避开线性分类和等级的魅力；但是，设法从数学出发去整理所有现代认识，就是使知识的确实性、其存在方式和其在那些可能性条件中的根源等问题服从有关认识客观性的单一观点：那些可能性条件在历史上，既赋予知识以对象，又赋予其形式。”这就是人文科学所赋予人的地位，让人在科学追求中去把一切都变成数字，从而满足于定量分析的结论。在这方面，社会科学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随着人类走进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依此方式能否获得真理性认识受到了怀疑，甚至在近代以来科学发展中所形成的知识都显得不甚可靠，从而要求人们去重新加以审视。
在认识论的原理运用于社会研究的每一处，我们都会发现，“研究的对象在其初期阶段是人们心中想象的念头或一些念头。”在《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中，作者在回顾人类认识史在不同阶段的特征时指出，存在着两种类型（即广义）的认识——觉识和认识，认为觉识无界限，认识有选择。也就是说，对于以觉识的形式出现的认识而言，不可能或者说没有能力去限定对象，而是试图去认识和理解一切进入视野中的事物。事实上，就社会科学诸领域在工业社会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来看，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并未完全遵循认识论的逻辑，并未幼稚地相信分析性思维可以解决人类认识过程中的所有问题，而是凭着直觉而大胆地运用了经验理性，时时处处去验证想象的功能。
福柯在考察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认识论转型时情绪激昂地宣布：“我们看到了一个思想产生了，个体性及其形态、界限和需求在该思想中只是一个不确定的瞬间，它注定要被摧毁，它总共形成了一个在这个毁灭过程中要加以排除的简单的障碍；我们看到了一个思想产生了，物的客观性在该思想中只是假象，知觉的幻想，我们必须消除这个幻想并使它回到纯粹的、无现象的意志，这个意志使得物产生并有片刻支撑物；最后，我们看到了一个思想产生了，对它来讲，生命之重新开始及其连续不断的重复，生命的坚持，都排除了为生命确定绵延界限的可能性，更何况，时间本身及其年代学划分和准空间的日历可能只是一种认识的虚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认为福柯的这段论述是知识考古发现的总结性意见，反而是福柯对他自己思想的抒发。
如果走出认识论的思想窠臼，不执着于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争论，福柯的这一描述恰恰是历史演进的真相。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首先需要通过自己的思想建构去终结认识论的逻辑，并在新的起点上去重建社会科学。
三、不应成为自然科学的镜像
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中，由于社会科学的产生，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架设了桥梁，特别是社会科学，极力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去开展研究时，也感染了人文科学，使人文科学开始向自然科学投降，成了自然科学的奴婢，因而彻底抛弃了它在近代早期的那种思想建构勇气。原则上讲，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上具有相通的地方，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但是，这种学习和借鉴决不意味着一方对另一方的征服和同化，相反，恰恰是建立在学科自主性前提下的学习和借鉴。
同时，自然科学在实现了对人文科学的征服之后，它自己也由科学而演化为宗主了，至少，在科学家或科学家的社会代言机构那里，是以宗主自居的。但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科学以往的辉煌正在失去光彩，已经无法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去实现对社会的科学把握，社会科学家们殚精竭虑的研究工作不仅不能有效资助于实践，反而经常性地对实践形成误导。其实，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科学面临着重建的任务，因而，需要对社会科学自身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并努力去发现社会科学的重建之路。
即使在对社会科学的外在特征进行观察时，我们也会发现，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研究基本上都是站在静止的某个点上去观察世界和阐释理论的，基本上是牛顿原理的应用，至于相对论原理，一直未得采纳。在自然科学的领域，相对论、量子力学早在20世纪初就宣布了一个与牛顿力学不同的范式出现了，而社会科学直到今天还沿用了牛顿的机械原理。社会科学的这一状况在实践中导致了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把人类引入了风险社会。更为可悲的是，在危机事件频发的条件下，应对危机事件的措施依然是在牛顿的机械原理中寻求出路。然而，当世界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当世界进入高速运动中，上述观察和把握世界的方法不再有效。可是，由于人们的观念已经凝固，由于思维惯性使然，也总是试图把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纳入既有的解释框架中，以至于所形成的认识成果肯定会丧失真值意义，应用于实践时，必然会形成对行动的误导，产生了与目的理性相悖的后果。
在社会科学对精确性的追求中走向了数字化的方向。20世纪后期以来，“数字化”的术语得到了广泛流行，人们用这个概念描述我们的社会所发生的新的变动。表面看来，现实生活的确有着数字化的特征，但是，我们却认为，使用“数字化”这个概念是不准确的，甚至会对人的观念以及认识形成误导。“数字化”的概念所依据的是不同事物之间可以通约的那个方面，是事物中的一般，或者说，是抹去了事物特殊性之后而看到的普遍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数字化”一词的应用包含着把后工业化进程中所发生的社会运动强行拉入到工业社会的思维和解释框架中去的思想倾向。如果是这样的话，肯定是对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各种历史性事件所作出的严重误读。
在评价人文科学的数字化问题时，福柯指出，数学化并不构成人文科学的基本特征，而且它是与其他科学所共有的，“在人的科学的历史的先天性中，并没有揭示出数学的一种新形式或数学在人的领域中的突然前行，而是显示出了智力训练的一种退隐，智力训练自己的统一的领域的分离，并且表明相关于最小的可能的差异线性秩序……在这个意义上讲，人的出现与人文科学的建构（即使这只是以一种筹划的形式）都是一种‘非数学化’的相关物。”
人文科学的数学（字）化所造就的是“傻瓜”型的研究，大量生产出来的成果在增强了对人的形式化的理解时却使人的实质性的方面流失了，因之影响而作出的社会建构，导致了价值失落，使公平、正义等都变成了与人的实质性要求无关的设定。其实，更为深远的消极影响要远远大于那种迅即呈现出来的“表面的副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人的总体上的生存环境的恶化、贫富差异的扩大化、怨恨和仇视等的强化，都至少可以说是这种实证研究的间接后果。
根据哈贝马斯的看法，在自然科学被认为是唯一的科学的背景下，胡塞尔突出强调日常实践的偶然性语境，这就是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针对理性化的测量、因果假定、数学以及其中实际的技术化倾向，胡塞尔坚持认为，生活世界是现实领域，能够发挥原始作用。从生活世界的角度出发，胡塞尔对自然科学客观主义遗忘自我的理想化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所以，近代早期表现为一个富于批判精神、朝气十足的社会，然而，随着科学精神被人的知性所夸大，随着社会按照科学精神去建构而满足了人们的合理性追求，随着“道德实践的成见实际上已经被科学的批判力量动摇了”，科学与道德相联系的信念被抛弃了，在实践上，也表现为科学抛弃了道德、排斥了道德。至此，这场启蒙运动开始步入歧途，由这场启蒙运动所开辟的社会也走上了片面发展的歧途。
在批判哲学出现前，科学由于尚未从相似性思维的母体中分娩而出，因而存在着被现代科学贬为独断论的因素，甚至这是它的基本特征之一。在批判哲学产生之后，于分立并行的两大科学体系中都可以看到严谨而清楚明白的逻辑证明，无论是逻辑保持了自己的本色还是表现为数目字，都获得了形式合理性。所以，不是独断论的。
在分析性思维的语境中，“独断论”显然是一个贬义词，然而，如果我们走出分析论的语境，如果我们拥有了相似性思维，当断则断难道不是行动者的优秀品质？总是作出正确判断并当机立断难道不是反映了行动者的非凡能力？不难理解，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敢于决断恰恰包含着责任担当的勇气，所反映的也是不愿错过任何一次行动机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果说这是“独断”的话，那恰恰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品质，也是思维品质。我们相信，科学的发展不会终止于后工业化运动中，在后工业社会中，随着相似性思维替代了分析性思维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后，所谓独断论的问题也就会消失，因为，并不存在可以作为批判和攻击目标的所谓“独断论”。
鉴于社会科学已经完全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仅仅是反映在自然科学之镜中的一种镜像，阿明希望不要再去使用“社会科学”的概念了。在阿明看来，如果说“科学”是指关于自然研究的理论，那么，对于社会研究而言，最好不要使用“科学”一词。我们不同意对“科学”作出如此狭义的理解，关于社会以及人的研究也应该属于科学，只不过它是一种从属于人的解放的科学，而不是千方百计地把人纳入到控制铁律之中。具体说来，社会科学在面对许多问题时是可以运用理性的分析方法的，但不应仅仅从属于分析性思维。对于社会科学而言，相似性思维有着同等重要的价值，甚至需要让分析性思维从属于相似性思维，成为相似性思维去驾驭那些稳定的、复杂性程度较低的和秩序特征明显的研究对象时的补充性因素和辅助手段。
（原文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本文为张海波摘编。作者：张康之，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