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提出的具体目标是“到2020年前，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如何实现上述目标呢？笔者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必须立足现实，强化国际合作，提升智库国际影响力。
基本现状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在2015年成功发布《全球智库评价报告（2015）》后，2016年启动了“中国智库综合评价AMI指标体系研究”项目，对2335条外部数据进行合并后，保留了1303条考察数据进入第二步的样本智库遴选环节。通过三轮调研，项目组共遴选了722家样本智库，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进行评价，对各类参评智库531家进行评价，按照AMI指标综合打分遴选出166家核心智库，最后在2017年11月发布了《中国智库综合评价AMI研究报告（2017）》。报告显示我国智库在提升国际影响力方面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我国智库独立举办的有国际影响力的会议少。即使对于25家国家高端智库而言，每年举办了不少国际会议，但真正能够产生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国际会议寥寥无几，受邀在重要国际会议上发表宏论的智库专家则更少。
第二，我国智库在国际合作方面缺乏统筹。国际合作单打独斗为主，协同合作少；国际合作机构选择缺乏主动筛选，被动式合作、“随缘式”合作多；智库人员参与国际合作交流缺少长远规划，短平快项目多；智库的国际合作项目议题把控不够，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意图贯彻不力。特别是，我国智库人员的跨国互动以单项出访为主，“引进来”领域的工作相对较弱。国内智库与海外智库之间的人员互访交流并不对等，智库人员的学习和培养需要通过到海外进修而实现，即我们目前仍处在到西方国家“取经”的阶段。这种单向出访的背后有很多因素，包括我们没有与国际有关智库建立起固定的联络机制，因此一提起出访国外智库，总是想起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有限的几家智库；我们的出访交流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出访的天数、次数等，导致对外交流的不可持续；我国智库的出访缺乏长期规划；等等。此外，有的智库把出访作为福利，奖励部分人员，甚至有智库把国际出访作为冲抵费用的手段，这些都大大降低了智库出访的效果。
第三，在国际有影响力的媒体上发声不够。不可否认，西方主流媒体存在着明显的意识形态导向，如何通过国际媒体，包括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自媒体，发出我国智库的声音，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高端智库的发展。一方面，国内智库在举办的各种会议和提出的各种观点中涉及的议题仍以关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为主，国际化、有深度的讨论较少，更不必说提出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创新型概念。另一方面，中国的智库学者目前在国际舞台上表达观点的机会仍相对较少，很多重要的国际会议中鲜见中国人的身影。中国智库争取国际话语权、提升在国际舆论界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还需要智库界的共同努力。
第四，我国智库成果的“走出去”仍然存在着许多空白点。许多国内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成果、资政报告，并没有翻译出版，没有在国际上发挥引导作用，也影响了我国智库的国际地位。目前国内智库的生态圈仍然相对封闭，以中文传播为主，自说自话的现象较为明显。这种局限性首先体现在传播平台的设计和可获得性上，目前国内智库的官方网站大都以中文为主，极少数智库尝试性地开设了英文或其他语种网站，但结构粗糙、更新频率较低；而基于使用人群的特点，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的开通更是基本仅服务于中国人。
第五，我国智库在海外设立的分支机构可谓凤毛麟角。目前，在25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中只有新华社基于其原有的机构设置拥有海外常驻机构。迄今，新华社已经相继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总分社、分社、支社和记者站，但这些机构在做好媒体工作的同时怎样发挥好新华社的智库功用仍是需要相关管理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经在境外建立了三家分支机构。比较来看，美国许多耳熟能详的智库都拥有海外的分支机构。其中最为中国智库界熟知的布鲁金斯学会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都在清华大学设立了分支机构——清华—布鲁金斯研究中心和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它们在中国智库界产生的影响力有目共睹。此外，中国智库在国际上聘用的专职与兼职智库人员仍然比较少，所以，在国际化网络组织的建设上仍然有较长的路要走。
第六，我国智库在外语应用方面存在诸多短板。比如，我国智库的外语网站一般只限于英语或者有限的某种语言，研究人员使用外语公开发布研究报告、发表学术论文的语种数，出版外文期刊的语种数和发布外文专题报告的语种数也比较有限。
未来取向思考
第一，整合国内智库资源，在全国高端智库理事会的协调下，力争打造若干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峰会。充分挖掘我国25家高端智库的现有资源，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的一带一路智库峰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发展高峰论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全球智库峰会等，逐步优化，培育出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会议。
第二，在国家外国专家局等有关部门的协调下，有目标、有计划地组织国际合作交流，避免一阵风地、走马观花地考察欧美高端智库。鼓励我国智库与国际高端智库之间进行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结对子；每个智库都应该有培育国际化人才的计划，用5年乃至10年培育出一批在各个领域里的领军人物；适时选择国际合作方和国际大牌人物，制定长期合作计划，有计划地攻克一些国际难题，消除国际对我国的误读，建立起国际智库之间的友好联盟。
第三，我国智库应当积极争取在国际主流媒体上定期发声。可以考虑建立与国际主流媒体的合作机制，力争在10年内培育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专家。现在我国有千人计划，吸引国际人才回国，也应该有类似的千人计划支持国内智库人员在国际上发展，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的声音。特别是在重大国际事件上，我国智库应该及时发声，争取话语权。
第四，国家有关部门应该设立专项资助，鼓励智库成果“走出去”。现在，我国智库人员出国考察的不少，但也应在出国的同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传播出去。
第五，加大我国智库海外分支机构的建设，鼓励我国智库自建，更鼓励我国智库与外国机构合建海外分支机构，充分发挥我国智库的国际传播作用。利用海外分支机构，定期举办国际研讨会，增进彼此了解，逐步提升共识。
第六，我国的智库要加大国际化人才的培育。智库应当一方面积极鼓励人才的对外交流，每年为不同研究领域的智库人才到国外智库开展合作研究、参加重要国际会议提供便利条件，增强智库人员的国际交流能力。另一方面，也应当适度聘请国外的专家学者来中国智库交流、访学，甚至是进行常驻性的研究，为国内的智库人员创造多元的、国际化的工作环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院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4月4日第142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