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张译心）3月28日，第七届首都治理论坛：“超大城市治理的新理念”以线上直播的形式举办。此次论坛是由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智能时代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创新研究跨学科平台联合主办。论坛分为领导致辞、报告发布、主旨演讲、专题讨论和互动研讨五个环节，参会学者们围绕超大城市治理的新理念与五大思维、公共价值、数据开放与智慧城市、科技赋能、城市更新、场景治理等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教授发表开幕致辞。他表示，当前我们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期、“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全国各地正按照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思路全面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此次论坛举办正当其时。围绕中国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等问题，刘元春表示：第一，要将超大城市的治理放在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体系中进行思考；第二，发挥超大城市治理在“政产学研用”中的基础研发核心作用；第三，新发展格局要求超大城市治理不仅要推行供给侧改革，还应当成为需求管理的排头兵；第四，超大城市要成为数字社会和数字时代的引领者。
中国人民大学首发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文钊发布《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的十大理念》报告。他提出了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的十大新理念：第一，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第二，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第三，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第四，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第五，城市建设要注重历史文化保护和以自然为美；第六，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第七，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第八，统筹城市安全和发展工作；第九，城市治理要增加人民群众获得感；第十，城市治理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
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在论坛上作了以“数字化改革新议程”为题的精彩演讲。郁建兴首先回溯了数字时代的中国改革，我国改革的核心逻辑为从后发优势到先发优势、从学习模仿到探索引领。其次郁建兴对浙江数字化改革历程做出理论解读，总结了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政府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改革的实践经验和理论逻辑。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姜晓萍以“让城市幸福美丽生长”为题，从理念缘起、归因、内涵和主要导向四个层面介绍了成都“公园城市”的治理理念。姜晓萍认为，“公园城市”是新时代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新发展理念的城市表达，城市文明的继承创新以及人民美好生活的价值归依。“公园城市”涵盖聚人、建城、营境和兴业四个维度，核心要素包括和谐共生、品质生活、绿色发展、文化传扬和现代治理。最后，姜晓萍将“公园城市”理念的意蕴总结为五个方面：以人为本、幸福美好；绿色生态、永续发展；风貌美丽，场景怡人；良序善治，安居乐业；巴适安逸，和谐友好。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吴建南以“践行城市善治：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转型”为题进行了精彩发言，主要探讨作为数字治理的“一网通办”和“一网统管”如何实现和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吴建南认为，“一网通办”的本质是通过线上线下便捷办理拉近市民与政府的距离。“一网统管”的本质是通过建立问题导向的治理模式，拉近政府与市民的距离；“一网统管”的实施从技术应用、流程再造、部门合作角度破解了城市治理的难题，促进了政府形态的转变。“一网通办”和“一网统管”是一系列创新的组合，体现新技术正重塑政府和治理的形态，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化转型。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循证治理与公共绩效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峰以“超大城市治理的新理念：公共管理的视角”为题进行了精彩发言。他认为，超大城市治理最终要归根于公共福利、公共福祉和公共价值的创造，超大城市治理面临着回应公共管理核心价值——公平与正义的挑战。目前，“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与实际的群众获得感之间尚存在差距和诸多问题，如何实现从治理理念到群众获得感的跨越，值得我们从公共管理的视角进行反思。最后，杨开峰表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和数字化转型不仅会直接影响治理的效率和效果等指标，也会对社会结构、文化认知、价值观念产生渐进且重要的影响。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沈体雁以“决胜城市化下半场：从城市增长引擎（UGEM）范式转向城市更新引擎（UREM）范式”为题进行了精彩发言。他认为，城镇化驱动逻辑从城市增长引擎范式转向城市更新引擎范式，城市更新引擎（UREM）模型旨在引入“城市更新运营商”，与市政府共同形成再生双引擎，城市更新的逻辑从土地资本驱动的空间生产转变为社会资本驱动的社区建设。沈体雁认为，城市的闲置资源，需要运营商、双引擎、网格化城市治理基础设施、EPCI、城市经理人、城市空间整合服务的投融资、信息公开、运营服务的监管等八大制度设计来实现资源转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王亚华以“激活超大城市治理的社会机制：兼评‘接诉即办’案例”为题发表了深刻洞见。他表示，城市治理相对于农村更加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正式制度与外部监督以及高强度的资源投入和支撑保障，基层治理存在规则缺失、规则不适以及规则执行问题，“接诉即办”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问题，但对社会机制产生“挤出效应”。为此，应健全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激活城市基层自治，保障基层组织的规范化运行，发展多形式的交流平台，打造以人民为中心、以数字治理为依托，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相结合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格局。
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学部及社会科学学部教授、兼任公共政策学部主任吴逊以“政府数据开放与智慧城市”为题发表了看法。吴逊认为，政府开放数据是建设智慧城市的必要条件。数据开放不能仅停留在知情层面，更应被允许利用。开放政府数据需要政府数据、开放政府和开放数据三个层面相结合。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朱春奎做了题为“科技创新赋能超大城市治理”的精彩演讲。他指出，智慧城市的要义在于运用科技创新赋能超大城市破解城市病。我国智慧城市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行业应用驱动的数字城市、新兴技术驱动的智慧城市以及数据驱动的新型智慧城市，在政府治理层面则经历了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政府再到新型智慧城市的发展过程。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雄伟以“超大城市治理的‘五大思维’理念”为题进行了精彩的发言。宋雄伟分别论述了超大城市治理的过程中需要运用的五大思维理念，即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历史思维、法治思维以及底线思维，为超大城市治理的路径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其论述充满了哲学层面的思辨。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马卫红以“双重均衡主导下的场景治理：特征、理路与问题”为题进行了精彩的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公共资源交易研究中心主任王丛虎以“包容审慎执法与结果导向间平衡——北京行政执法理念的思考”为题进行了精彩发言。
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于文轩作了题为“后疫情时代超大城市绿色发展：来自新加坡的想象力”的演讲。于文轩表示，后疫情时代下的超大城市治理需要关注绿色城市可持续发展，并详细介绍了新加坡的“花园城市”案例。
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以“以家庭为中心的城市”为题进行了精彩发言。马亮介绍了当今城市中存在的“家庭忧虑”“家庭碎片化”等突出问题，探讨了“以家庭为中心”的城市的含义、价值及其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的联系。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叶林以“让城市焕发新活力：广州城市更新的治理经验”为题，介绍了城市自我更新的概念，我国城市更新的城市化背景，及其对我国的超大城市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叶林表示，我国的城市更新过程与城镇化过程双线并行，也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臧雷振以“东京城市治理：体验式观察与学理性思考”为题进行了精彩发言。
论坛互动研讨环节，与会嘉宾或分享了关于超大城市治理新理念等相关问题的观点，或对未来的城市治理研究提出建议。李文钊做会议总结，他表示，今天推行超大城市治理新理念的讨论，仅仅是一个开始，未来还会继续深入下去，为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城市使生活更美好贡献学术界的智慧。同时希望通过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对话与努力，把知识和实践真正有机的融合，让学术知识能够真正成为服务于实践的有用知识，让知识推动社会进步。（责编：张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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