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海讯（记者 查建国 陈炼）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主办，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承办的“大国重器：近现代历史上的技术革命与国家建设——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之一”分论坛近日在线上举行。
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的大会主题之下，本场聚焦于技术革命与国家建设进程中的“器”与“道”，探讨它们如何构成了大国崛起与国际竞争一个重要变量，又怎样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历史上的现代化模式和道路选择。论坛旨在搭建政治学、世界史、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学研究之间的跨学科思考，推动国内学界对工业革命史、物质文化史、新技术政治学等议题的先行探索与合作。
来自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市委党校等单位的14位专家学者参与本次论坛的三场学术研讨和一场圆桌交流，近一百名学界人士在线参加。
探讨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关系
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凤阳教授表示，国家建设是政治学的一个经典命题，我们既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完成时，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进行时，而从任何一个角度看，技术革命要素的引入都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对前者而言，从西方开始的第一波现代化就始终离不开工业革命及其影响下的物质和基础设施建设；对后者而言，当代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仍是一场未竟的事业，而国家间的竞争和博弈也越来越聚焦于高科技领域，在未来的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包括大数据、元宇宙这样的新技术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是一个值得持久追踪和探索的问题。这场论坛聚集了一批各个学科的学者，也代表了青年学术共同体彼此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的意识，希望不同领域的年轻人可以发挥各自所长，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主任杜运泉副编审表示，第二届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15场分论坛的主题尽管来自不同的学术领域，但这些选题之间联系紧密，共同关注了一些有意义的重大问题，也反映了年轻一代学者的想象力和跨学科特性。《探索与争鸣》编辑部长期本着“与青年学人共同成长”的办刊精神，推出了一系列的青年支持计划。通过这些举措，编辑部也是在参与构建学术共同体，不仅为青年学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平台，也为中国学术培养一批有潜力的学术新秀。
聚焦近代国家的基础设施与物质文化观念
第一场论坛由张凤阳主持并点评。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通过梳理近代西方制图术在东亚地区的引入和应用，探讨了传统帝国的“领土化”这个学术命题，他认为，在法国耶稣会士的影响下，清初中国的《皇舆全览图》代表了当时世界地图学的最高成就，也反映了以实则为核心的制图术全面取代了尼德兰的美学风格，促成了中、俄、朝鲜等国的新型边界意识，不过在东亚地区，“新”并未取代“旧”，而是融入了“旧”。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董成龙聚焦近代中国的“唯武器论”这个话题，他认为，鸦片战争之后“强权即真理”的思想使人们的眼光长期停留在器物层面，这不仅影响了统治者，还波及到知识分子群体，造成了长期以来面对西方列强和船坚炮利的悲观情绪。在抗日战争期间，“唯武器论”同样影响了正面战场的抵抗意识，而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批判了这种观念，在器物层次之外，人们也可以通过政治灵魂和牺牲精神来弥补劣势。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单程秀以“苏俄建设中的电气化计划”为题考察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初期的基础设施建设。他提出，如此大规模的电气化工程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技术政治化的一段历史缩影，包含着两个过程：一是政治如何接纳和利用技术，完成国家建设的各项阶段性任务；二是技术塑造政治，即出身资产阶级的工程技术专家怎样融入社会主义，并且提供了制度和观念方面的补充。
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权同样关注技术与国家基建的关系，并以美国田纳西河谷管理局为切入点，探讨了一个从技术政治视角分析物质性权力的案例。在大型技术系统研究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础上，他将大坝视为国家基建得以建立的示踪器，从保育主义的自然规划、电力市场的公私辩论、说服公众的宣传策略三方面展开论述，以一条贯穿硝酸铵、流域图、现代建筑和战时海报的轨迹，剖析了大坝对技术性“电力”和政治性“权力”的连接。
新技术革命、数字治理与人类社会的发展
第二场论坛由杜运泉主持和评议。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叶成城对当下流行的数字技术、虚拟社会、元宇宙等提出了自己的“冷思考”。他以电动汽车和燃油汽车长达数百年的历史博弈与关系变动为案例，考察了技术进步的周期。他认为，人类长期秉持的一种线性思维往往会给科技发明带来一种误读，即过于乐观和浪漫主义的想象，实际上，从技术发明到重大变革往往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需要一系列科学技术、社会机制、价值体系与文明生态的配合。数字时代的技术进步也不是单兵突进，而是一个复杂、缓慢、不断累积的过程。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助理教授沈辛成长期关注科学史和产业史。他此次报告选择以美国企业的内部研发模式为焦点，结合通用电器等公司的史料和档案，梳理了科技创新在社会领域的形成机制，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大企业科研制和实验室体系，在商业与学术之间找到了一种有效转化的模式。对于中国而言，内部研发的模式虽然不必一味去模仿，但企业也应该更多去记录自己的企业史，如何将企业成长与产业升级的脉络整理出来，对于大国重器和它背后成长的历史路径都非常关键。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陈玮也选择从企业的角度切入对技术政治学的研究，她采用田野调查、民族志等方法，实地考察了大量的技术型企业。她认为，随着我国企业智能化的产业升级，机器人或智能生产线在工厂内得到大范围普及，不仅引发了对“机器与人”这一经典命题的现实思考，而且还对劳动者群体本身的身份转变和意识构建带来了契机。“新技术工人”这个概念就是试图探讨随着产业升级发展，能否有一部分工人可以随之实现技能升级，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一种新的劳动力量与经济社会构成。
科学创新作为地缘政治与大国竞争中的变量
第三场论坛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杨义成主持和点评。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曹寅以便携式硝酸甘油炸药为题眼，探讨了一个技术发明的全球传播及应用史。在传统关于20世纪亚洲革命的研究中，多数学者采用了一种“民族-国家叙事”，通常局限于本国的框架去探讨政治社会革命与民族解放，这就可能导致对一部分看似微不足道、实则具有重大意义的事物的忽视。以硝酸甘油炸药为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与东方，从巴黎、莫斯科到印度、日本、中国，全球性的炸药技术流动伴随着各地同步出现的政治暗杀活动，这些事件在国族史的叙事中常常被忽略，但置于全球史的维度却可以形成新的联系与传播路线，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小技术也可以直面大国家，也有助于我们重新去书写亚洲革命。
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黄艳红考察了18世纪后期法国的政治变革与科学理性。他认为，近代法国在度量技术和标准上曾一度处于非常复杂和混乱的局面，政府、教会、各地方和行会内部都采用了五花八门的方案，这也是波旁王朝后期杜尔哥等人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然而在大革命之后，法国最终才用了一个大多数人都意想不到的方案——从大自然中寻找一个度量衡的标准，而且形成了一种体系。黄艳红从启蒙理性与政治观念的角度分析了这种方案的产生原因，即从旧制度到大革命，致力于改革的政治家不仅将科学视为一种政策工具，还认为它是更高级的权威，这个权威有利于法国摆脱旧制度的种种束缚，不仅形成一种政治上的共识，而且更容易被国内公众和世界各国所接受。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钱辰济从英国哲学家培根的科学思想入手，探讨了近代早期英国国家建设进程中科学与大众的关系。他从培根的所处国家建设语境，对西方左派学者塑造的科学民主版本的“培根主义”作出了批判性考察。他认为，一方面，培根意图将科学探索与广泛的大众参与隔离开来，目的既是为了保护基于意见和习俗的社会稳定性，也是为了保护科学探究的纯粹性；另一方面，培根试图将科学治理模式纳入国家治理范畴，为科学新人政治赋权，使得科学进步广泛造福于国家的公共利益。这种保守与进步兼有的科学观体现了“英国模式”特有的审慎和渐进品质。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于京东选择从近代欧洲地理学革命的角度来解读领土型国家的兴起。他提出，近代“国家”概念从“名”到“实”经历了一种地缘上的空间转向，即国家从一种理念、制度、思想上的抽象名词，转变成为了地域上完整的政治统一体。在此过程中，由地理学革命所发展的一套调查、统计、测量、制图、规划等空间技术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相较于传统研究，于京东主要从自下而上的微观技术视角切入，强调领土型国家构建过程中“下层基质”的重要性，主权的确立取决于对地理空间的掌控，而这种能力的获得离不开近代军事、财税、防御工程、调查统计、地理信息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不过，这种技术进步造成的“安全困境”和“领土陷阱”等问题，至今仍值得反思。
从工业革命史到新技术政治学
圆桌讨论环节，围绕近代国家领土化这个议题，黄艳红提出，领土化现象在近代早期的表率可能也包括教会和城市，也意味着一些具体的案例可能刺激了领土观念的形成，比如12世纪菲利普四世与教皇冲突时所征缴的海关税，就很有可能促成了最初的边界意识。制图业的发展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这里极可能被忽视的是意大利人的作用。另外现代领土型国家的这种空间观念其实受到了法国大革命以来的绝对排他意识的影响，而传统上就有的分享式主权观念无疑被遗忘或消灭了。于京东补充谈到，领土化背后最重要的一种动力机制是现代主权意识，即主权者的资格和地位是基于对国土空间的掌控能力而言的，这带来了一种空间性的政治文化。近代科学革命所带来的一种技术理性思维，一方面让国家对空间的认识、掌控和管理更加精细化，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种对国土和空间的执着，引发了各国普遍追求国土安全而带来的集体不安，而这种由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安全困境又很难靠技术发明而得以改善。
对于技术作为大国崛起中的重要变量这个问题，单程秀认为，苏俄的电气化本身是其“公社国家”建设过程的一部分，所以这种技术化、工业化本身就带有一种政治上的“副作用”，不仅会使得工业、农业与社会服务等领域之间失调，也造成了一种指令文化。张权认为，罗斯福新政时期国家基建的技术政治特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读：一是流域综合管理的倡议，改变了美国之前依赖国会权力交易的政策传统，使总统及其顾问专家成为推动全国性决策的重要力量；二是在农村电气化方面，美国的公共电力机构选择了与苏联不同的企业化、市场化道路；三是在技术象征的意义上，危机中的大型基建刺激了美国式现代化的思考和民族自豪感的凝聚。
围绕产业革命研究的历史与现实路径，于京东表示，社会学的方法是自主设计和选择材料，而历史学是挖掘已有史料，对于企业内部研发史这样的议题，很艰难的一步是要找到完整保留下来的企业档案，这也对当今中国企业的撰史现象提出了更高的学术层面的期待。陈玮回应提出，在社会科学研究产业工人时，民族志是一个常常被使用的方法，它通常是以长时段的观察、采样和选题论证为基础，在这一框架基础上的材料选择就可以保证误差更少的调查结果。与此同时，在做田野的过程中也会进行访谈和参与式观察，对于企业现有的一些报表、数据、档案甚至是杂志报刊也会加以利用，这些可以构成一个研究的资料库。
对于会议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学者们也予以了解答。杨义成和本场论坛召集人于京东进行了会议总结，表示围绕“大国重器”的主题，学者们分别从理论、历史、现实三大层面切入，融合了多种学科的方法，但始终聚焦于技术时代的国家建设这个主题。通过组织本场论坛，青年学人不仅希望从多个角度提出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入解读，还旨在关切当下实际，关注“国之大者”。在学术领域，怎样从传统的工业革命史研究，扩展到对新技术政治学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考，搭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和合作，这也是青年学人和《探索与争鸣》杂志一同去探索的，也期待我们的“大国重器”论坛之后，相关有价值的话题能够延续下去，形成后续的研讨。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