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领导对智库专报的批示越来越受到高校、研究单位等智库机构的重视，不仅对被领导肯定性批示的专报作者给予重要的物质性奖励，而且还对作者在职称晋升等方面给予重要的通道。当然，国家对智库专报也同样是高度重视。之所以无论从供给方还是从需求方来看都十分重视，就是因为此类成果是客观事实的直接反映，有利于国家有关部门科学决策，从而形成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等的战略和策略。然而，这些年来，不少智库机构和专家在对待领导批示问题上的政策越来越走偏了，越来越以批示率、排名，以及批示之后的物质利益为目标。这显然严重歪曲了智库专报的正常功能，既是智库功能的异化，也是智库专家的异化。要正确看待智库专报的功能，必须厘清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是追求有利于领导批示，还是追求有利于国家科学决策？
很显然，智库专报绝对不是为了给领导批示而写的，而是为了有利于领导科学决策而写的。如果是为了追求领导批示而撰写，很有可能撰写者会专门迎合领导所需，或者是揣摩领导所想。当然，如果能够做到这两点，表明这份专报内容还是有价值的。但大多数情况下，此类专报往往是没有真正揣摩领导的真实意图，错误地理解了领导的意思。这种专报就无法为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另外，领导站在国家的高度看问题往往是高瞻远瞩，对具体问题的了解并不十分清楚，这就特别需要具体情况来为决策提供事实依据。在领导本就对具体情况缺乏足够了解的情况下，智库专报若依然是揣摩领导意图，那就会导致其在信息缺乏的情况下被智库专报的错误信息所诱导，这样的决策就会给国家或具体问题带来巨大的风险。因此，智库专报要有利于领导科学决策，撰写者及支持的智库机构就必须深入社会，开展详细的调查研究，使专报基于客观事实之上，从而能够有理有据有思想地提供给领导做决策参考。这样的专报才体现了智库的资政功能。
中国共产党诞生百年以来，凡是基于实践调查基础上的党的重大决策就会产生积极的成果。反之，党的重大决策就会出现失误。毛泽东同志是调查研究的典范，他对中国革命的了解和以他为代表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科学决策，就是因为他始终强调要从实际出发，向社会实践学习，读“无字之书”，才使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今天，作为智库和智库专家，离开了客观事实，一切的智库专报就会是闭门造车。这种智库专报对国家决策有百害而无一益。
第二，是追求有利于智库的排名，还是智库要有利于排除现实中的问题？
毫无疑问，智库不是用来被排名的。然而，当今时代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什么方面的东西都要进行排名，如高校、学科、期刊等，从2015年智库蓬勃发展以来，其每年也被排名一次，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国内还先后设立了不少关于智库机构和智库专家的排名机构。排名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肯定不是为了一个排名，而是通过排名榜上的名次来获得上级部门的重视，获得社会的认可，获得政府和社会更多的项目委托。或许这才是排名背后的真实价值。然而，智库恰恰是最不合适排名的。这是因为智库的成果有相当高的绝密性，智库和撰写智库专报的专家也同样具有相当级别的涉密性，因而外界包括排名机构对这些机构和人员的真实信息并完全不了解，所有的排名主要是基于“专家印象分”来进行。据此而排出来的名次很难获得社会广泛的认同。退一步说，排名即便基于科学的依据和客观的数据，名次究竟有何意义呢？西方的智库比中国的智库诞生的时间早，有的国家智库数量也比中国多得多，可是在此之前，我们几乎没有听说西方的智库有任何排名的情况。况且不同领域的智库，它们所关注的领域和问题是不一样的，那么它们的成果所反映的内容也完全不同，他们对国家、社会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形下，排名机构又怎么能将它们放在一起来评价和排名呢？就如水可解决人的干渴的问题，而粮食可以解决人的饥饿的问题，我们能够对水和粮食对人的重要性进行排名吗？若如此，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荒唐的。
智库存在的合法性就在于通过社会调查发现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将这些问题通过内部渠道反映到国家决策层面，最终通过上级领导形成相关决策，并排除现实中的问题。因此，智库专报在形成之前一定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至少包括实践调查—发现问题—分析情况—理论思考—形成智库专报五个环节。而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专业知识、专家视角和专家的理论抽象，最终形成专家的智慧。一些智库专报撰写者总是想走捷径、抄近道，既不读书又不用专业知识进行社会调研，虽然也能形成报告，但主观揣摩的多，有客观事实的少。至于形成的专报也往往是干巴巴的，缺乏理论智慧。这种专报或许对解决某些具体问题有某些作用，但绝对不能形成国家的战略智慧。当然，其对于解决某些具体问题的建议固然也是需要的，但不宜过多地堆积在领导的办公桌上，也不必有众多专家来撰写此类专报。太多人专注于此，是对智库资源的极大浪费，是本末倒置的现象。相比较而言，国家更需要具有战略智慧的战略性专报，对国家社会的影响具有长远影响的专报。这就需要具有思想灵魂的战略性智库和战略思想家。当然，这样的战略智库和战略思想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培育。
第三，是有利于个人、部门的物质利益，还是有利于整个国家的利益？
智库毫无疑问是要有利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战略利益。智库存在的合法性就是国家的需要，这也就为相关的专家提供了为国家战略服务的机会。简而言之，智库只是为国家战略。自古以来的谋士甚至包括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也都是抱定一个宗旨：用自己的战略与策略服务愿意接受的君王和国家。也即是所谓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至于谋士因受到君王和国家的重视而飞黄腾达的事，并不是智库的功能使然，而是智库的正外部性所致。
然而，当今中国的智库和智库专家虽然是追求领导批示率，实际上是追求部门和个人的物质利益。为了刺激追求领导批示率，管理部门制定各种保障措施，尤其是在科研考核、职称晋升、物质奖励等方面，大大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也让一般科研人员羡慕不已。例如，有的机构对智库专报的刺激措施包括：内部设立课题，领导委托课题，以此为依据来撰写智库专报，并给予高稿酬，给予较高的科研考核分数，如果获得领导批示，再进行物质性奖励，不同的机构奖励不同，每份领导批示以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奖励；获得领导批示（尤其是正国级的领导批示）直接晋升职称，或一份批示在晋升职称时抵2-4篇权威学术论文。凡是做研究的都知道，从撰写一篇论文到最后发表所历经的艰辛是难以想象的，无论发表在什么样的刊物上，那都是对作者所付出艰辛的一种非常微小的安慰。相比之下，一篇3千字左右的专报在管理部门竟然有如此厚重的分量，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由此可见，智库已经成为某些人圈利益、圈荣誉、圈资源的平台和工具。另外，管理部门如此看重领导级别批示，实际上也是学术行政化、科研行政化的一种表现。长期来，学术界一直倡导学术去行政化，这本是为了确保学者在更加宽松的环境下从事学术研究，但学术去行政化始终成为一个难解的结。不仅是一些学者自身在晋升副高、正高以后，千方百计要有一个行政头衔，而且科研管理部门甚至是党的组织部门也总是把科研骨干放在行政管理岗位上，以表示对其重视。事实上，能够做好学术研究的人未必能够胜任行政管理工作。再有，以专报批示的领导级别来确认专报的等级，并以此作为职称晋升的重要指标，这实际上就是研究机构将学术研究自我贴上行政级别，而将学术自我行政化的管理思维。由行政来决定学术，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学术之大忌，尤其是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更加需要学者以“甘于坐冷板”的精神潜心于基础理论研究。
总之，智库是国家的软实力，这是因为智库的学术产品具有影响力和社会推动力，尤其是对国家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这样的智库越多，那就意味着国家的软实力也越强。如果智库专报的内容不反映客观实际，不反应国家决策需要，只是为了追求领导的批示率而可以迎合领导、揣摩上意，这样的报告只对部门统计数量有用，对撰稿者个人利益有用，对国家即便无害但也无益。这就不是国家软实力，而是对国家软实力发挥副作用即国家的负软实力。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