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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凯麟:走过世纪仍初心

时间:2018-08-02 11:19来源:《名家故事——湖南优秀 作者:唐凯麟 点击:


唐凯麟,1938年生,湖南省长沙市人,中共党员,伦理学家。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伦理学会会刊《伦理学研究》主编、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重点教材首席专家、国家基础教育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思想史和应用伦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在伦理学的多个领域都有深厚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出版著作5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先后获得国家级教学优秀成果奖2项、湖南省社科成果优秀著作或论文奖20多项(其中一等奖9项),是全国师范院校优秀教师“曾宪梓奖”一等奖获得者,并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和全国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名师。领衔创办的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学科系国家重点学科,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被评定为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培养了一批伦理学研究的后起之秀。深化和扩展了伦理学研究的范畴,使伦理学研究成为湖南省社科界的强项和优长学科。


战火中树立初心

1938年11月,长沙“文夕大火”将整个长沙古城毁之一炬,熊熊火光映射出国家命运之弱小与百姓生活之凄苦。彼时,出生才两个月、尚在襁褓之中的我随着家人的颠沛流离历经了这段岁月,接踵而至的就是长沙四次中日大会战,以及抗战结束后所陷入的三年解放战争。这就是我的童年环境,一个战火连绵、百姓遭殃的时代。

我家里有六兄弟姊妹,我排行老四,有两姊一兄,一弟一妹。我们六兄弟姐妹基本上都是在战火中长大成人的,如此的成长环境在我的生活与内心烙下了极为炙热深刻的烙印。自童年时代起,我目睹了不少当时中国社会种种光怪陆离之现象在长沙的缩影,最大的感触就是国家没有地位、百姓备受欺凌,而这种现象是每一个国人应该努力去改变的。直到现在,我仍然对这一幕记忆深刻:当时的长沙水陆洲(现多称作“橘子洲”)上外国公馆林立,外国人开着汽车风光地在长沙街头巷尾呼啸而过,肆意乱行。我曾亲眼看见外国人开着汽车轧死轧伤中国人,却能若无其事扬长而去;甚至还有年轻漂亮的姑娘被外国人拉走不知所踪,国民党的警察和宪兵都对此无可奈何,百姓也是人人束手无策、敢怒不敢言。那时我便深刻体味到国力太孱弱、国家无地位、国民过于受欺负是何等滋味,这也是今天这一代年轻人所无法体会到的切肤之感。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街头处处飘扬的红旗和人们翻身当家的欢欣喜悦感染了我。我的年少岁月从此精神了起来,意气风发,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饱尝战火之苦的我希望眼前的和平光景能更加美好,人民生活能更加安定幸福,国家能更加独立自主富强。我们之所以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就因为是党领导中国解放、走向独立、自主自强。

我在战火中降生、在战火中成长,受过战火的鞭笞,受过战火的洗礼,对国强民安的光景充满憧憬之情。幼年时期我切身体会过弱国无地位、苍生受欺凌的滋味,新中国成立后,我得到了学习的机会,始终铭记着在战火中树立的初心,期盼国家强盛,默默奋发自我。无论学哪门专业、选哪行职业,我都渴望自己能在最合适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作出自己最大贡献,为国家走向强大出一份力。后来,我成为了一名理论学者,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与在战火燃烧中所树立的初心的一种偶合。


红旗下得以成长

1957年9月,19岁的我在那个酷暑炎炎的夏季高中毕业,彼时我注意到中国人民大学的单独招生。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排名在清华和北大之前,属于双层领导,统考前单独招生。求知欲强、好学心盛的我对此跃跃欲试,但我的父亲却并不赞同,大抵当时父亲因为家里都是农民、工人,对我信心不大吧。为了劝说父亲,我动员已经参加工作的姐姐帮忙,终于得到了一个尝试的机会。而这一试,恰好就通过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这场单招考试。当时我的中学老师与我一起参考,他未中,后来统考去了清华。我于1957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了五年制的学位,1962年毕业。

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时常会有中央首长前来给学生做演讲,聆听伟人的言语也是我自我砥砺的一条升华之道,常常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其中,陈毅和何长工的讲话对我之后的人生发展和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陈毅演讲时谈到自己的革命经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毅率部来到山林,自己脚上长了疮,当时军队卫生条件极差,脚上病情愈发严重。陈毅叫警卫员将自己的脚绑在树上,用刀子将疮划开,待脓挤出后,用唯一能够使用的药万金油处理伤口,最后总算保住一条性命。陈毅首长说,当时在苍茫的深山里、艰苦的条件下,若不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怎么可能胜利呢?何长工首长在演讲中说,大革命失败后谁都未曾想过要来井冈山发展,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实与矛盾,认为在一省和数省之间、在偏僻的地方,红色政权可以存在。他们的讲话让我意识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有了毛泽东思想,红色政权的星星之火方能得以燎原。两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话更加让我坚定了这样的信念:马克思主义不断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中国就可以走向一个又一个的新里程碑。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信仰的鼓舞之下,在红旗精神的照耀下,我在大学五年里寒窗苦读,打下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那时候大学里没有成套的成熟教材,所以我直接反复阅读《资本论》《反社林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经典著作,书中的主要段落与章节都能背诵下来。

自大二开始起,我就在当时全国最高学刊(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前身)上发表论文成果,彼时,《人民日报》还在一些报道中介绍了我的文章。这对于20岁意气风发的我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激励。数十年后有老朋友发讯息告诉我,我学生时代的文章内容及主要观点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集》一书中被收录,这算是我年轻时所做学术工作成果给如今的我带来的一个回报吧!1962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湖南师范学院(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工作,先后从事哲学原理、中国哲学史、伦理学和中国伦理思想史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我开始由读书人转变为一名教书人。1964参与“四清”运动,我下到湘潭和浏阳农村,两年农村生活的经历让我对于农村、农民、农业有了更为切身的体会,也促使着我一直思考农民甘苦与党的政策间的关系。两年在农村与农民共同生活的经历,加上长时间的思考使我明白:搞学问若只从书本到书本是无法形成大价值的,书本理论必须与国情现实相结合,理论指导并且规范实践、实践反哺并且修正理论,实现理论为现实而服务的目的。

1966年,“文革”开始,此后我遭遇到了不公正的错误批判。但是,即使是在身心俱疲、备受磨难的逆境之中,我仍然苦心思考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党的指导思想间关系。“九一三”事件的发生更是给我带来巨大震撼,也让我醍醐灌顶:理论工作者承担了必须认清历史的使命,要对人民负责,要对历史负责。这是一副不轻的担子,也是我数十年在红旗下磨砺成长的至臻领悟。


不以个人得失影响民族大义

像我这个年纪的老学者,大都是饱经风霜之辈。但在我们中有不少人,一路在磨难中砥砺自我、矢志不渝、行走至今。

1957年,刚上大学的我险些被打成了右派;“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又被打成了“黑鬼”。那个年代的确也出了许多光怪陆离的现象,读大学期间经常得到停课搞“运动”的指令,学生们常常不得不参加诸如上山打麻雀这一类运动而贻误学业。毕业后的数年里,我也的确受到了相当不公正的待遇。但即使身处于当时的困难境况之中,我心里仍然始终坚持着这一条:不能以个人忧患、个人得失为评判标准,而是要一切以民族以国家为重。

简言之,就是不能以个人得失影响民族大义。这和王夫之的“一人之义、一时之义,古今之通义”是相通的。不仅仅是我个人,许多优秀老学者的心里也一直以此为标杆,这也是理论工作者应该传承发扬的好精神。但反观现在社会各界,存在一些人工作只为个人得失、缺乏民族大义的情况。这种风气也蔓延到了学界,为此我实在十分痛心。

我今年80岁,转眼就要迎来人生第二个四十年的结束。40岁之前,我一直是一个挨整的角色,被打成过反革命,被打成过右派,但我对这个信念始终不渝——绝对不能够以个人得失影响民族大义。在最艰难的时刻,我时刻警戒自己:搞一行事业,就应当在这一行事业里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闲来我亦观察过,发现恰恰是那些在过去饱受时代迫害的人,现在对国家更为关心、更具有独立看法。许多后人揣摩这些前辈,认为他们观点保守、独善其身,实则不然。他们毫无疑问都是“不以个人得失影响民族大义”精神的践行者。

一个学者,尤其是一个理论工作者,应当于心海深处树立这样的看问题之标准: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以人民为中心”。老一辈学者们大多恪守着”不以个人得失为标准“的信条,但现在许多年轻学者却沾染了追逐自身利益、罔顾职业操守的劣习。诚然,学者本身作为一个血肉鲜活的人,其个人得失绝非毫不重要,但是在行事治学前,学者应该看清个人得失与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与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这份重担相比,孰重孰轻是一目了然的。个人得失与民族大义必须要严格区分开来,就像经过“文革”挫折的老学者一样,不能因为受过时代打压就满心怀着仇恨。民族大义为重,个人得失是轻。现如今,我们处在一个很好的时代,国家实力变强、政策处处在为老百姓着想,科学文化发展环境变好,等等。这对我们理论学者一种莫大的鼓舞与激励。


现今社会之浮风我很看不惯

我曾被选入过《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哲学卷,湖南入榜的仅有两人,我是其中之一,当时我是全书年龄最小的一名学者。这本书是国家通过同行专家投票确定人选的,除了这类严谨的学界评判之外,我平时不太乐意接受媒体采访报道。

因为我心里始终澄澈明了:搞学术的人,虽然不见得就是书呆子,但是应该要修炼出甘于寂寞的品行,莫花心思在包装自己、炒作自己上。如今中国社会存在一股歪风邪气盛行于网络、尤其在娱乐圈内无比猖獗,那就是炒作。任何领域任何成就都应当是公认的,自封的炒作虚浮浅陋、不足作数,一个人对社会有多大的贡献,社会自然会对等地回报你。所以,无论在哪个领域、做什么工作,都应当着重于成果,着重于实际,杜绝浮躁的心气。而传媒者的宣传报道也应当更加严谨,因为你们在深刻影响着社会,甚至是引导着社会价值的取向。学术界沾染了这种风气是每个有良知有原则的学者都深恶痛绝的,治学应当从严,不应该沾染上社会“三浮”现象——浮躁,漂浮,轻浮。但目前我们国家较为普遍的现状是,有一种深入到各个方面如鸩毒般潜移默化的、麻醉精神的、腐蚀根髓的浮躁和急功近利之气。我在担任社科联主席时,重点提倡过要探究如何在湖南严格建设好学风,鼓励学者真真正正搞研究,而非花空心思来包装自己、炒作自己。一个学者搞学问,绝不应该是为了沽名钓誉、贪图获利,而是应该秉行为了社会服务、真真正正解决社会问题的精神。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尽量回避花哨的媒体采访,也尽量不接受各种组织协会的荣誉邀请。这在我看来是一种原则,一种职业操守与良心所趋,更是一种自信——我相信自己的成果,完全没有必要通过除了实力之外的东西去炒作自己。

在我看来,学者应当拥有独立审慎的思维逻辑,也要具备不依附他人他物、清醒健康的人格。理论工作者在对自己工作领域的理论进行研究时,绝对要实事求是,不能阿谀奉承,不能盲目跟风。并且,学者应该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事业,要成就一些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好作品。前几年有个出版社要对我20多年前写的一本书进行重版,当时我便要求书中内容一个字都不能改,因为一改就失去了原来理论的真实性。我20多年前的思考现在仍然是自己认为正确的思考,故而我不动,绝不加以暗暗修正与多余矫饰。好作品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在八十年代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相关思想,至今仍然得到大众的认可,这让我很欣慰。我近来的《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研究》已出版全套八本,获得了全国优秀图书奖。我的《食品安全伦理引论》全套五卷,也是国家“十三五”重点规划的项目之一。

客观地分析现今之中国学术界,的的确确有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呈堕落或欲堕落之姿。现在,有些搞学问的人根本就不是为了踏踏实实地搞学问的,与其称之为知识分子,倒不如称为“知识贩子”来得贴切。自童年、少年起的所经所见所闻,给了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很大影响,打下了很深的时代烙印。在亲眼见到国家从弱小落后到独立自主、从不停折腾到走上正轨之后,我形成了一个贯穿一生本能:搞理论工作应该为老百姓着想。这也应该是所有理论工作者、整个学术界应当领会并落实的。


理论工作者应成为社会良心

理论工作者既不应该是满口冷酷的道理,也不应该为利益所驱使或为情感所迷惑,讲话不能只有抽象的思变。我认为,理论工作者应当成为社会的良心。

要是正式算起来,我是1960年开始正式搞学术,至今57载矣。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衡量事情、思考问题,必须站在大众的角度,这也是在遵循毛泽东思想,坚持为人民服务。有几年出现过“支持教育产业化”的声音,我听到这个观点后气得大喝一句“放屁!”。冷静思考就明白教育产业化会使得教育事业十分缺乏平等性,对家庭条件稍差的孩子而言,无疑等同于剥夺他们的受教育权利,于人民于社会而言,这是逆行倒施的观念,故而我直接毫不客气地反驳。

理论工作者要形成理论敏感性与学术立场,要以国家民族利益和百姓需求为导向。很多不正的三观包上一层外衣,表面逻辑上是很难发现问题的,不加思索的话很难看出任何所以然来。判断一片文章,评价一个观念,要看他们的核心价值,考察内容的性质取向是在为谁负责。我们学者的职责就是评判、甄选这些观念,要对民族、历史、老百姓负责。

所以我们应当成为社会的良心,成为服务社会最中坚的力量、最固实的防线。而一旦社会良心出问题了,社会就会混乱。经历过从抗战到今天的漫长道路,我认识到我们这群人真的应该为民族、为国家、为百姓做几件好事,我只能从自己的专业出发,兢兢业业,坚定不移地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

而我对年轻理论工作者最想说的就是不要重视名誉,那都是别人授予你的。我深知一句格言在年轻人听来可能就是一个观念,即使你认同它是对的,你也未必能深刻体会。只有经历过了才会理解内涵。像“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句话,所有人都知道此为真理,但许多年轻人依然怠惰学业和事业。我年轻时常常是每天5点便醒来,大年初二就开始工作,没有所谓的节假与休憩。为了避免各种干扰,我喜欢躲起来踏踏实实工作。当年应湖北出版社之邀撰写《从旧道德到新道德》,我是在一间借来的房子里躲了一个暑假,不见人,不参与活动,字字句句将书稿完成。所以,不刻苦不努力是行不通的,必须要为学辛苦为学忙,不然会没有动力、没有标准。而我们理论工作者努力工作不能是为了奔着收入、职称而去,我们要谨记自己是这个社会最为热乎的一颗良心。


做一个理性的爱国主义者

作为社会的良心,我对当今社会最想发出的喊声就是:请大家都做一个理性的爱国主义者。众所周知,看问题不要停留在表象、而是要冷静地探测事物本质,要以联系的观念去看待问题背后的整体。爱国不是呐喊口号,而是要用足够的理性来支撑起热爱祖国的炽热之心。党和国家的所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反贪反腐、改善民生,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我们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上对爱国的各种态度,绝不能盲目跟风,必定要理性客观。

第一个问题是技术与良心的平衡问题。前几年特别火爆的珍珠奶茶,以及许多市面上餐饮行业使用的食品添加剂,都佐证了技术应用在食品安全领域的缺陷。奶茶固然美味,可能实验室里两试管化学品一兑口味更好——也必然伴随着对人类身体健康的伤害。社会上对于黑心商滥用技术、将消费者蒙在鼓里的行为进行批判。而理性所在,就是要深入剖析、整体看待这一问题。

使用先进发达的技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们国家与社会发展前行的必然阶段。技术滥用导致食品安全问题其实并非单纯的道德纷争,其本质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必将经历的一段路、必将面对的一大忧患。有相当一部分问题的确是黑心商唯利是图、明知故用而导致的,罔顾消费者的健康安全,这涉及技术、利益与道德冲突时的伦理问题;还有一部分问题则并非是出自刻意人为的试验,其中含有检测、监管的严谨性缺陷,但的确是社会发展必然出现的问题。

技术应用的缺陷,其中包含着道德问题,但并不完全是道德问题。古时神农尝百草,一日中毒数次,也要继续实践下去。而我们的社会,不能一朝出现“尝到了毒草”的情况,便数以千万计地传播“社会不行、技术当禁”的观念。出现了问题,我们应当去发掘问题根源,是道德问题就建立防范与惩处机制,是非刻意的失误就落实检测责任与食品市场准入责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才是文明发展的正确模式。

再比如市场经济体制的确暴露出不少弊端,但不能因此将它全盘否定。发展需要“试毒”,要在矛盾中前进。只看到矛盾,不分析矛盾的内在,何来进步?发现矛盾,剖析矛盾,解决矛盾,尽量避免问题的前一步是从问题中寻求解决的办法,而非用不理性的方式去回应。说到这儿,又可以引出第二个问题:理论工作者的责任问题。

常听见“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共享单车”这种描述,我是极其反感的,因为这种描述就像在说国人先天素质低。我走访过20多个国家,并未觉得外国的月亮就比国内圆,一口一个外国好的人未必当真了解外国。说国内治安不好,我也曾在美国访学时发现自己放在车上的行李不翼而飞;说国内共享单车充分反映国人素质之低的人,他们不知道法国巴黎刚刚引进共享单车时仅一个月就丢失了一半。我的举例并非为了贬外国抬中国,只是想告诉所有不会理性爱国的人:这个过程是每个国家都要经历的过程。关键在于出现了问题应当如何去治理。

理论工作者对人类文明应当有完全地认识,引导大众回到理性爱国层面。譬如群众素质问题,明明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媒体报道常用“中国式”,这并不公平,许多问题是“世界式”的,只是我们国家较之发达国家比较落后,现在就处于成功前的过渡阶段。许多人形成惯性思维,凡事贴上一个“中国式标签,是不理性的。毕竟指责谁都会做,但站在道德高地上发表议论不如寻求解决。

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对事物的本质进行探究与认识,要理性地思考问题,并且唤起人们积极解决问题的热情,而不是任由人们甚至率领人们在指责上停滞不前,停留在日常感性上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我们应当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告诉他们事实,使他们能自主形成理性的判断并且积极行动解决。

新生事物的降生如同母体分娩,必定会经历阵痛,面对这种阵痛,我们必须要唤起社会大众的信心。这也是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一大体现。理论工作者应当从事物现象看背后更深层的东西,呼吁人们理性对待、积极解决。这并不是当权者的视角,我既反对官僚主义也反对悲观主义。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多少困苦都熬过来了,以后也必将越来越好。我们做理论工作,绝对不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也绝对不是泼冷水,而是通过独立并理地性思考与深入的研究去总结人类文明和历史发展的经验,提高人们理性地看待问题的能力,唤起他们对发展前景的追求和社会的信心。理论工作不能老回顾沉溺过去,也不能妄瞻未来,更不能为当前名利站台。

西方已经提出了口号:“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不能把什么东西都推向市场。老百姓基本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应该得到保障,这一点我们国家会越做越好。而在民族心灵层面,理论工作者、学者要为人民着想,自身要是一个理性的爱国主义者,也要带领大众成为理性的爱国主义者。

为人师者

自1962年起,我便开始了自己教书育人的一生。而教书和读书,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事情。在我大学读书那个年代,国家高等教育正处于一个百废待兴的阶段,我们上课、学习都是没有一套成熟的教科书。为了学好知识,我找来《资本论》《反社林论》《国家与革命》这些马列经典著作的原著书籍。我并非天分就 过人,自幼文化知识基础也算不上深厚扎实。一本原著大块头,常常会遇上看不懂、看不透的地方。而对于这种情况我一边尽量搜罗理解辅助资料,一边苦苦咀嚼。一遍不懂就再读一遍,一本书读上十多遍的情况都有。没有教科书,也没有老师讲授,只有付出努力才能治学上善其事而利其器的目的。到后来,许多书中的主要段落与章节我几乎都能背诵下来。

在学习过程中,读不懂书其实有一个好处。每有一句一段让我不解其意,我就要停顿于是处深挖细考,就要不停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去理解。这个过程无意间就打开了我的思考之门,让我的思维逻辑能力得到提升,对理论学习与工作的各方面都是一次培养。看懂难懂之书,锻炼思维能力,就是我们当初学习唯物主义、经济批判主义的方法。我们不了解背景,只能对着译本苦思冥想,终有醍醐灌顶的时刻。我始终认为,这种由学启思、寓思于学、以思提学的学思结合的方式才是真正的大学之道。学思结合的习惯伴随我一生,这种理念从我读书时代起到现在,一直是我倍为奉行的学习理念与教育理念。

我有一位博士学生,身居要职,和我说想要钻研经济理论方向。我告诉他先去将《资本论》熟读三遍,读完我再做指导。经得起历史考验与时代锤炼的名著经典绝非沽名钓誉之作,带着审慎的目光去认真看经典是益学之举。边学边想、打开思维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一直强调,大学大学,并不是一个与高中无异的、以给学生灌输多少知识为标准的教学。在现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互联网时代,只要打开网页点击一下,什么知识点都可以搜到,十分详尽。故而大学教育并不单单是一个知识的传授,关键在于授人以渔。在过去,我们的教育重在教人“学会”,而现在,我们的大学教育是要教人“会学”。在这个知识爆炸的年代,知识淘汰更新迭代的速度很快,学会的东西可能很快不再适用,但拥有会学的能力却是一生受益的。

教育,又可谓之为“传道、授业、解惑”。“道”听上去是一个很玄乎的东西,的确得靠自己悟。大学教育不应该再是老师对学生单向地知识灌输,要鼓励学生自己抓住学习要领、提高思维能力。具备“会学”的能力,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知识迭代的时代。

由于时代原因,我们这代人在年轻时充满幻想与野心,只想着成就一番大事业为国家作大贡献,但是因先天不足后天动荡,志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时代不同,但年轻人也不得不去面临来自社会现实的各种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年轻人抱负的空间,让他们不能尽心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准。尽管如此,作为社会良心防线,我们仍然充满希望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教书育人也是为了解放年轻人,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优秀接班人。这是我执教数十载、如今算得上桃李满天下的最真诚的心得。

既作经师,亦为人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把能为学生服务视作自己神圣的天职与使命,以成为学生的朋友为自己最大的乐趣。我一直笃信教育家陶行知“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训条。如果有人问我:“如果有第二次选择还会来当老师吗?”对此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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