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座谈主题是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回顾与展望，因为周末要修改一个稿子，所以没有做什么书面准备。在座的各位老师及同事大部分都是关注和研究农村问题的，所以今天的会议，大家也都聚焦的是历次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三农的文件的回顾与展望。这些年来，尤其是读书和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一直关注农村问题，关注农村、农业的发展以及农民的生产生活。
刚才曹老师、唐老师和熊老师他们都谈了很多关于农村发展和变化的案例及趋势，也分析了其内在机理。这些年来，农村也的确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不仅农业发展出现了新气象，农村治理也出现了很多新趋势。
其中，项目进村就是典型。项目下乡，于我而言，既是研究者，也是亲身经历者和实践者。2008年2月到2009年2月，我曾经作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工作队队员，在湘南茶陵县开展驻村工作一年。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到我省湘西花垣县调研，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精准扶贫作为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中国化成果，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指导当前和今后扶贫开发工作的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关于精准扶贫，我也做过一些调研，并到湘西、怀化等地进行过实地走访。
最近，不管是网络上，还是微信上，有很多关于精准扶贫的故事和段子。尤其是最近有篇微信文章说现在的扶贫，老百姓不满意，因为没扶到我，有的扶贫资金在落地过程中也的确出现了问题；基层干部也叫苦连连，成天忙于填表，各种压力很大。也就是说，我们的精准扶贫在一些地方的操作中出现了部分问题，精准扶贫不精准的现象可能不是孤例。
记得渠敬东等老师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改革30年经验的社会学分析》。应当说，技术治理作为国家治理基层的重要策略，也是国家治理转型的具体体现。然而，不管是贫困治理，比如低保政策、精准扶贫，还是文化治理，如农村广场建设、农家书屋等等，似乎都出现过治理失灵的问题。
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为何看似科学合理的技术治理会陷入困境或者说失灵呢？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也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比方说，项目治理盛行的问题。不是说农村治理中项目治理不好，或者说项目下乡不行，而是我们如何去推行项目治理。大家调研或许都有这么一个感受，不仅是我们学者们自己在谈论项目，也需要项目，其实老百姓现在也很热衷项目，每次动不动就问，能不能从上面给搞几个项目。项目文化似乎已经成了当下农村中的一种独特文化。项目进村，不仅改变了农村治理结构，也影响了农村社会文化，重构了农村社会关系，理解项目进村所带来的各种变化及其内在机理，是我们研究中值得关注和探讨的一个方面。
以项目治理为典型的技术治理之所以陷入困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各种外来的技术治理没有很好地与农村社会自身的治理传统融合起来。比方说，我们的低保评定，如果严格按照冰冷的数字很难把真正的贫困户评出来，因为农民的收入很难精准化，有的甚至还有隐瞒，这就需要发挥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村社会内部治理力量的优势，先把能坚持原则的干部选出来，再辅以现代的治理技术，真正推进外来的治理技术与本土的治理智慧的有机结合，才能使得各种政策不至于走样，才可能使我们的技术治理真正达到它所要想达到的一种目标。
(湖南省社科院农研中心副研究员 何绍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