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防止经济结构升级陷入停滞状态
停滞这个词是没人认可的，也不会赞成，但是实际上却有可能发生。原因在于：
其一，后发国家的经济优势之一在于可以节省发展成本，但是越往后面发展成本优势越来越弱，升级难度也越来越大。
其二，结构升级必然带来利益冲突，且冲突会越来越大。当新的产业产生、发展并形成新的产业链时，原来的产业价值链会遭到损毁和冲击，既有的利益集团将会抱团反击。如果说谁的声音大谁的利益就获得更多照顾的话，那么一般说来传统产业人多势众必然会得到更多的同情与支持。这样的结果直接迟滞了经济结构升级的步伐。
其三，经济结构升级取决于多种外在于经济的条件而不是经济本身，而这些条件不是现成的。因此在没有这些条件的具备之前，结构升级也就是说说而已。
就此而言，中国经济要顺利崛起，必须始终把经济结构升级作为目标，调动一切力量推动经济结构升级。目前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处在关键转换阶段：大批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大批新兴产业供不应求，却还出现部分新兴能源如风能过剩的怪现象。传统产业需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但是新兴产业不能顶替传统产业退出的增长空间。长此以往，中国经济崛起之路就可能会停滞下来，这是需要引起高度警觉的。
二、防止经济改革陷入胶着状态
过去中国经济成功的秘密之一，就是不断对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规章制度除旧布新。现在几乎没有人反对改革，但是随着疾风暴雨式的改革时代结束，中国进入到了精雕细琢式的改革阶段。在这个阶段，不再需要从根本上去怀疑和动摇中国经济的制度根基，比如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企业制度，宏观调控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因为这两个根本制度已经是经过实践检验、考验的合理有效制度。但是这些制度还没有达到理想完美的程度，还需要继续细化完善这些制度。
推进制度改革需要一些机遇和条件。第一，需要中央顶层设计，以指导改革推进和控制改革节奏，防止地方乱改乱为。
第二，需要基层实验，一切改革方案都需经过试点，这是中国制度创新成功的重要经验。
第三，需要把握改革时机，顺势而为。如果方案合理但是推出时机不对，就是鲁莽行事；反之，当制度弊端以矛盾冲突方式大白于天下时，不及时推出改革则是贻误战机。
第四，需要始终把握住改革目的和判断改革成功的标志。过去邓小平讲判断改革成功的是“三个有利于”，现在习近平总书记讲促进综合实力提高和人民获得感增强，这都是重要的评价改革标准。
三、防止国际经济合作陷入对峙局面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也已经引起了其他经济大国的警觉。中国没有因为加入WTO而失去经济竞争力，相反赢得了更强的经济竞争力，以致美国开始高调宣示对我国这种强大经济竞争力的防范与抵制。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就是这种防范与抵制的具体行动。美国总统直截了当地说，不能让中国书写国际经贸规则。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应对，是针锋相对联合几个国家搞一个对立的区域经济协议组织呢，还是参与其中并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
回顾历史，我们今后还应当继续推行全方位的国际经济合作。对于明显排斥中国加入的区域性经贸组织，不采取节节对抗的策略，而应采取以柔克刚的策略，可以接触，可以谈判加入，可以将直接有损我国核心经济利益的条款列入敏感项目而例外处理，力争在多数共识条款方面达成一致。因此，除了我方主动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国际经贸新关系新秩序之外，还应该对其他国家、其他国际性经贸构想和倡议给予积极响应。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不对峙、不对决、不树敌，是崛起之路的积极态度。
四、防止国民经济陷入被动军事化
第一，一个新的大国崛起，必然会打破既有的大国格局，引发利益激烈冲突。在没有经过调整和适应的国际秩序约束框架下，这种冲突会依照逻辑演化把国民经济推向军事化，其结果可想而知。
第二，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遇上了自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世界经济危机，眼下这场危机带来的后果还在持续发酵之中。依据历史经验，大危机之后是大治理，但同时也是极端主义势力崛起之机。
第三，中国大国崛起与苏联大国崛起有一个相同点，就是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制度方面都不同于西方主流社会。过去美苏两大阵营对峙将双方都带入了国民经济军事化。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主动调整了国家战略，大规模裁军，将国民经济资源集中到建设和民生。在国民经济基础充分夯实之后，再适时加强国防建设，补军事短板。这条先经济后国防、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相协调之路是有效的。近期中国在东海和南海与周边国家利益发生冲突，在“一带一路”建设上还会遇到冲突，但是尽力用外交和平方式解决应是首选，军事只是一种威慑和备选。兵者，凶器也，应避之。面对挑衅，能够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大智慧，由此可以确保中国崛起任务的顺利完成。
(来源:人民论坛网 2016年8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