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高兴，湖南社科院哲学所杨所长一行来我们院传经送宝，杨所长一行给我们哲学所的发展里带来了很多的启示。尤其是各位老师学有专长，且学养深厚，在中国哲学、科技哲学、伦理学等领域都作出了自己突出的成绩，杨所长在公共管理哲学这一块也是做得非常好的、非常有成绩的。我们哲学研究所对湖南社科院哲学所的发展势头羡慕有加。所以，我们要表达的感情是，除了羡慕，还是羡慕啊！像傅博士对于阳明心学的研究，这是学界当下热门的学问、热门的话题。习总书记反复倡导阳明心学，对于提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挺立中华民族精神是有很大作用的。张博士所作的佛学唯识宗研究，这是非常专、非常偏冷的学问，而且是真正的绝学。我们地方社科院的专家学者如果能够把这些具有优势的学科做好，对于提升个人的学术声望和研究所的学术地位是有很大帮助的。我们杨所长带领的这批博士、年轻的生力军队伍，对于我们研究所来说，是一个非常大冲击，至少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吧。
做哪一种哲学“鸟”
刚才大家反复提到哲学学科在当代处有一种被边缘化的趋势。在新型智库建设的背景下，哲学更显示出一种边缘化的状态。在高校有能力用高薪的诱惑与冲击下，人才如何留得住，这是地方社科院面临的巨大的挑战，也是我们面临一个基本的生存困境。
面对这样的生存困境，作为已经在地方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博士、研究人员来讲，我们该怎么做好自己的事情，这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所在单位地方智库的建设对我们有什么期望，我们在它的期望下能够做什么？二是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哲学研究工作者，对自己的职业期望是什么？个人如何来在这样一个夹缝中成长起来，真正实现把自己变成一个有一定学术影响，能够把自己塑造成器的这样一个目标，这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我们大家都反复讲过哲学的困境，谋划如何突围这个困境。刚才大家都讲到，就是怎么处理自己的专业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我们该不该从事应该研究？这是地方社科院本身的功能决定的。如果多数学科都加入到智库建设中，而哲学自甘于智库建设之外，不去承担任何应用性课题，这事实上也是对哲学功能的误读。
迎接黎明的高卢的雄鸡
其实，哲学学科本身就包含了很强的应用成分的。马克思讲，哲学是“迎接黎明的高卢的雄鸡”，或者说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他用高卢雄鸡报晓黎明比喻哲学迎接人的解放，表达了对于哲学的期望。如果我们脱离现实，躲进书斋，我们如何用哲学武装头脑？如何引领时代、指导人生？当然，这种“迎接黎明的高卢的雄鸡”，也表达了哲学家们对于理性的自负。但是，只要我们强调哲学的实践特性，肯定哲学改造世界的功能，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承认人在历史发展中激情的作用，那么，哲学就是天然地与时代火热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黑格尔讲哲学是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等到黄昏时才起飞。他强调哲学的反思功能，认为哲学是一种反思活动，是一种沉思的理性，哲学就是“对认识的认识”，“对思想的思想”。如果把“认识”和“思想”比喻为鸟儿在旭日东升或艳阳当空的蓝天中翱翔，“反思”当然就只能是在薄暮降临时悄然起飞。反思是哲学的一个基本功能，密涅瓦的猫头鹰是哲学存在形态。这种形态可以是一个沉浸在书斋中作自己的思想探索的工作。如果在这方面能够把它做好，这也我们地方社科院哲学工作者的一条出路。
在智库建设当中，也可以把哲学比喻为怪枭。像鲁迅先生所讲到的，对时代发出真正恶声的怪枭：“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正的恶声！”哲学如果不自命聪明，不知道什么是人类的光明之路，至少可以说出负的方面，即什么是不能走的路，什么是死路与绝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过较长“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我们知道走过的路的得失，虽然不知道怎么走才是正确的路，但至少知道哪些路是不能走的。如果承认哲学具有反思功能，这三十多年来出现的各种问题，都不失为哲学研究的课题。从更高的层面来反思和把握时代，是哲学研究的应有之义。
像美国的海洋人类学家蕾切尔·卡尔逊《寂静的春天》、巴巴拉沃德和雷内杜博斯的《只有一个地球》、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些应用性研究预示了生态文明意识觉醒时代的到来。还有法国当代哲学家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将对“元叙述”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指出知识的状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也是反映时代先声的应用性课题，也是调研报告。我们哲学是不是完全要拒斥这些应用性的东西，历史已经证明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如果拒斥它们，我们怎么好意思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反映？说哲学是“报晓黎明的高卢雄鸡”，也是不现实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哲学真正发生重大影响的事件，都是面对现实的观念变革。像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就是哲学与实现之间所发生的显巨互动。
我们也可以看到哲学的另外一种形态，那就是哲学单纯唱赞歌也没有什么不行的。在我们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给中国人民提供了理想信念的思想共识。这就需要哲学工作者对国家政策、党的意志作深入的理论解读与对接工作。这种理论阐释可以称之为是作哲学的“凤凰”姿态。
楚国狂人接舆将孔子比喻为“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鉴，来着犹可追。”这里凤凰是吉祥之鸟，是瑞鸟，一现则天下大宁。哲学在智库建设中，可以做凤凰吗？凤凰是思想的中心，百鸟朝凤、五彩圆润，让人心神安宁。我们作为理论工作者，在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过程中，可以让时代的思想更能够沁润人们的心灵，使我们社会有更多的思想共识，这是需要哲学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研究中，我们依据学科发展的实际，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为龙头，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现代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科学哲学等方面，打造学科特色，推出学术精品力作，扩大学术话语权。积极以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的名义，在大报大刊发表引领阐释时代精神的理论文章，自觉加大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思想新观念新战略的研究。这也是一种哲学的应用形态，而且是一种最大的应用，它要求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讲应用研究不能单纯狭隘地看待应用研究，不能简单地将它同田野调查、现实调查等同起来。
在智库建设中哲学研究要获得自己的话语权，就不能抛开应用层面的问题。我们所每年在院里面都承担了省领导圈批的课题，每年不作多，就做一个。将对策建议做出高度来，让省主要领导能够批示，有反响，对省领导具有参考价值，就可以了。
近几年来，我们结合自己的学科实际，做了生态、文化、核心价值观方面的应用研究。这都是哲学中值得关注的问题，与哲学有很强的关联性。这些应用性研究跟文化、意识形态有关、跟思想道德建设有关。我们作生态文明相关的应用性研究、作弘扬荆楚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一样是下基层作了深入调研的，这些课题都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荆楚文化湖湘两家应该是占主导地位的，湖北湖南这两家应该是荆楚文化的中心地带。我们怎样弘扬荆楚文化？我们提出的一些建议包括，建立全国性的荆楚文化研究会，将屈原的祭祀上升为国家的祭祀行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这些建议到落到实现中有一个过程，也不指望这些建议一蹴而就。
在完成社科院的智库建设工作中，我们做出像样的对策建议。我们研究所每一年所做的圈批课题都被省里主要领导所批示，没有批示的很少。这些年来，仅有个把应用性课题没有被批示，甚至都是两三个领导批示。应用性研究就是要想出一个点子。哲学作为时代的先声，对于时代的风潮是怎么把握的？我们可以提出什么样的馊点子，让人们觉得这个东西还可以接受，这应该不是很难的事。我们哲学人不都是自命为最聪明的群体吗？最聪明的人应该很轻易地就可以出个那些颟顸肉食者欣赏的馊主意吧。
这些年院内在很多方面还是倚重我们研究所的。中特中心虽然没有放在我们研究所，但我们所内的同志都可以是中特中心的成员，大家有兴趣都可以以中心的名义发文。像我们胡老师、蒋所长，还有我，今年大概发了6篇理论文章，院内总共发了20篇左右，我们占的分量还是很大的。这类文章也是属于应用的范畴，有些人认为这与哲学研究无关，但真的是无关吗？其实是把你的积累，把你的哲学学养转化为现实的过程，这应该是最大的应用。
原来中央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三号文件出来，要求地方社会科学院要以应用研究为主，一些领导强调按照中央的口径来办。在很多人看来哲学是与应用无关的，但我明确告诉他们，哲学也不外于应用研究之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最大的应用性学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从事的应用是最大的应用性研究，各种应用学科都逃不脱中国化的应用性范畴。所以，我们怎么来看待自己的地位。
如何利用好单位所提供的智库平台，也是很重要的。哲学学科如果单纯地把自己作为一个非应用性的学科，不写一篇的对策建议，那哲学研究所对领导在省里去争光没有太大的意义。当然，我们哲学本来就是“无用之用”，哲学的“无用之用”体现在哪里？就是要给人家提供新思想，要给人家提供方法论，要给提高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我们真的发挥了这些作用，就发挥了哲学的“大用”。
在哲学研究中，我们对自己的期望就是在自己的专业里做好基础研究，在学术界有自己的话语权，人家自然不会小瞧你。目前，地方社科院离学术界的主流话语圈还有一些距离，有时候还处在边缘地带，但这不是我们气馁的理由。我觉得每一个人哲学工作者也不要期望能够组合出一个多大的团队，在当代这样一个思想价值多元的时代，我们不可能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每一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来从事哲学研究，要别人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围绕某个指定的方向跑，这是不太现实的。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放手，让他们自行其是，是其所是，做好自己的那一块。
哲学“鸟”如何起飞
人家觉得我们哲学很边缘。是的，比起那些应用性学科，我们处境很差，待遇很低。但这是与你的兴趣、学术志向想一致的志业，是你自己的选择。既然是自己的选择，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有的同志觉得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批判，我们现在从事研究主要是在唱赞歌。在今天，我觉得哲学依然是可以发挥其批判功能的。我们前面提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各种问题都暴露出来了，如果真正站在哲学的高度来反思，所提出的观点很可能成为社会的共识。一个学术观点怎么样成为社会的共识呢？我们知道，一九七八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由哲学界发起来的，在八十年代初，对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定位也是我们哲学学人提出来的。
有人认为，学术中往往是中央定了调子，才会出现思想追认的事件。其实，这种认识错了！中央怎么定调子呢？大领导是没有你聪明的。所有的党的文件中的新观、念新思想都是先由知识分子所提出来，然后才成为中央的决策，然后你再来解读的。学术研究也存在一个解释循环的问题。一是我们提出了先进的理念，二是中央文件吸收了，三是学者再来阐释中央的精神。看我们自己是站在知识生产链条的那一端，是站在思想的源头那一端呢，还是站在阐释解释新思想末游的那一端。我们学养的层次，决定了我们做学问的层次。
也有人认为，我们今天在现实中无法对一些敏感问题比如农民的权利观做实证研究。这应该也不是一个大问题，你分析了之后，有一天你的理论进入了领导的视野，就可能成为中央政策的一个小环节。大家可以去翻翻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文件，可以看到很多新的提法，就是源自学者们的研究。当然，某个提法一旦进入党的文件之后，就模糊了具体学者对那个新观念的发明权，它往往是千万人的共识，这样，我们的研究也就改变着世界。
我们不要轻易将现实研究完全降格为政治话语，也不存在所谓自由探索的禁区。哲学社会科学本身就存在一个话语表述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研究说什么、怎么说、什么时候说。
有人认为，只要我们涉及到当下的中国政治权利研究，发表似乎就会有影响，但我们觉得也不存在完全表达渠道不通畅的问题。现在学者可以以内参、内部报告等方式来影响决策者，这种事在学术界也是很常见的。还有网络新媒体的传播。有些同志觉得权力会干预学术。那个所谓不容许发表的写“中县”权力结构的博士论文，经网络传播后，恰恰成就了作者的网红、学术明星的地位。
所以，像胡江霞老师所说的，不在于我们研究所提的的问题是否尖锐，而在于我们是否真的有真知灼见。这也是孔子所教导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只要我们敢于提出真问题，形成真理性的认识，我们的研究成果就是真金子。我相信是真金子总会发光的！
（来源：珞珈易学 ，2016年10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