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大的生存竞争法则下，许多智库已把自身的发展壮大，嫁接到为特殊利益集团甚至境外利益集团提供专业服务上来，在权力博弈中为其抢夺话语制高点可谓不遗余力，所谓的独立性已成为智库粉墨公信力的一块遮羞布。由此，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重新审视和定义西方智库，特别要观察现代西方智库的发展走势。
一、智库转型：从研究型走向政策营销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智库进入大发展、大繁荣阶段，智库的自我定位和运作方式也经历着深刻变化，主要表现为研究型智库逐渐让位于政策营销型智库。研究型智库被称为“没有学生的大学”，一批学有所长、甚至享誉世界的重量级学者进行独立的原创性研究，在政治上有意识地避免受到党派斗争和特殊利益的干扰，其生存主要依靠社会对其学术成果权威性和公信力的认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等就被视为这类智库的典范。
与研究型智库相比，政策营销型智库的党派色彩更加浓厚。如美国传统基金会、外交政策动议智库、新美国世纪计划等上世纪60年代以来涌现起来的智库，大多旗帜鲜明地为新保守主义的政治主张造势，鼓吹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削减社会福利、追求军事上的绝对优势、通过颜色革命改造世界秩序等等。这类智库与新保守主义媒体、院外活动集团等组织结成所谓的“政策倡议联盟”，共同参与塑造所谓“政治正确”的国内舆论环境，对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内政外交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英国杰克逊协会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它宣扬主张如何把冷战结束后西方精英阶层中已经形成的“华盛顿共识”具体落实，在东欧、中东、亚太、非洲等地区推动“民主”秩序构建。
进入21世纪，“政策营销师”已经压过了“研究者”的势头，愈益成为西方智库的发展主流。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这样的老牌智库，现在也逐渐转变了思路，越来越多地采取政策营销手段来争夺思想战场的话语阵地，例如越来越多地推出浓缩版的研究报告，提高思想传播的效率。
二、在利益与公信力平衡中找出路
政策营销型智库在西方国家能够大行其道，有其特定的社会制度背景，最重要的还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法则在起作用。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西方政治体制日趋成熟，相互竞争的党派和利益集团为了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越来越需要借助智库的专业性和公信力来左右决策过程，这是政策营销型智库得以在这一时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重要前提。同时，正如杜鲁门、达尔等持多元主义理论的西方智库研究专家所指出的，智库与利益集团、行业协会、环境组织一样同属利益集团，不同点只在于智库是通过提供“专家意见”来影响公共政策，达到获得资金、知名度、扩张组织等目的。在智库数量日增、对资源争夺日益严峻的社会环境里，智库要生存发展，必须像企业一样找准自己的“市场定位”，向潜在服务对象展示能够满足其需求的本领，主要是影响决策者的判断和左右公共舆论的能力。
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传统基金会，之所以在智库的竞争中异军突起，在影响力上迅速赶超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等老牌智库，与其迎合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发展势头、在政策营销上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步伐、大胆进行营销手段和营销策略的创新，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库尔斯公司、惠普公司、大通银行等美国大企业，或是直接向新保守主义智库提供捐款，或是通过史凯夫、欧林等右翼基金会向此类智库慷慨解囊，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影响力在世纪之交稳步上升的重要助力。正是这些赞助者偏重其投入的短期效应，导致受其资助的智库往往急功近利，很少在研究上追求深耕细作。
然而正因为此，政策营销型智库面临其存在的悖论：一方面，为了生存发展，智库充当特定党派和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的工具，导致其与院外活动团体的边界变得日趋模糊。另一方面，特殊利益集团之所以愿意向智库慷慨解囊，并非是因为智库在政界的公关能力比院外活动集团强，而是希望借重其学术权威性和公信力更有效地影响公众观念，最终影响政府决策。但是，智库如果一味充当特殊利益的吹鼓手，难免导致学术声誉受损，最终降低其相对于院外活动集团的优势，乃至对自身的发展产生反作用。以刚刚过去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为例，虽然美国众多智库都支持以希拉里·克林顿为代表的华盛顿建制派的内政外交主张，在选举过程中不断推出有利于希拉里的所谓“民调”，但是大选结果却是反建制的唐纳德·特朗普赢得了选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主流智库社会影响公众能力的下降趋势。
三、对中西方智库交流的启示
当前政策营销型智库在西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某种程度上反应了智库发展趋势，这是我们全面、客观地认识西方智库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状态的重要前提。辩证看待智库发展新趋势，有利于在中西方智库交流中更好地因势利导，消除制度和文化隔阂给中西方“二轨对话”造成的障碍。
近年来，中国智库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不仅在我国内政外交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也逐渐在国际舞台上显示了中国智库的声音。但是，由于制度和文化上的差异，不少西方智库会拿大多数中国同行的官方背景说事，质疑其学术公信力，对于中国的民间智库，也往往只认可其与政府唱反调的言行，这种情况在中西方智库交流中可谓是一种常态。为此，我们认为，智库不论身处何种制度当中，就其功能而言，都是国家或特定利益和价值取向的代言者，这一点西方同行是很清楚的，他们对中国智库的质疑，恰恰是西方中心论的一种体现。我们的智库只要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利益服务，就完全应该以对等、坦荡的态度去交流，以自身过硬的学术功底去赢得对方的尊敬、化解对方的偏见。
当然，中国智库也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积极借鉴西方政策营销型智库的某些有益措施，在对外交流中不再甘当一个被动回应者，而要主动围绕中国内政外交主张开展营销活动，创新推广手段，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为打造国家软实力做出一份应有的贡献。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究”创新团队研究员)
（来源：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 ，2017年03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