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来源：《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6期2018年正值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做出首次重要指示的五周年。在“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背景下，重视智库的对外合作，构建全球影响力，是新型智库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对五周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进程做出评估，认为中国智库未来发展应高度重视对外“伐谋”的功能，加大吸引全球人才，在制度创新与政策开放上继续深化改革，最终使智库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效支撑力量。
【关键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国际影响力；美国智库；中国智库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首次做出重要批示。五年来，在数次重大场合，习总书记均从如何增强我国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等方面讲述过中国智库的重要性。2015年1月，中办、国办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①这是第一次从顶层设计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推进智库建设，是新型智库发展的最重要纲领文件。文件提出2020年的总体目标，即中国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对此，在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批示五周年之际，需要从国际影响力的角度对中国智库发展进行一次阶段性的评估，并就目前存着的一些问题提出务实的建议。
一、新型智库国际影响力的五周年评估不可否认，过去五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国际影响力建设突飞猛进，实现了多个方面的重大突破，但与《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提出的“破解改革发展稳定难题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有效提升国家软实力等迫切需求相比，中国智库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具体的进展与不足，笔者评估如下：
第一，过去五年，一批资深官员与知名学者成为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的重要力量，但是相比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声音的市场需求，中国智库在人才供给、能力储备、观念意识上都存着相当大的不足。
近年来在海外有效发声的中国智库案例不少。2016年7月5日在所谓“南海仲裁案”推出前一周，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华盛顿举办“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会”上发出“南海仲裁案就是一张废纸”，引起全球舆论集体报道，堪称当年在国际社会的振聋发聩之声。笔者亲历并与所在机构承办了该对话会，更切身感受到智库的国际发声对中国外交的重大配合作用。除此之外，这些年来，傅莹大使在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慕尼黑安全峰会等诸多重要国际场合为中国发声，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如王缉思、阎学通、金灿荣、李世默、陈定定等多位学者频频在国际知名媒体上撰文，为讲好中国故事添砖加瓦。笔者也曾在数十个国家讲述中国，但相比于国际上数百个知名与重要论坛对中国声音的需求，真正能够用英文流利发言且能讲清中国发展与改革逻辑的中国智库学者实在是太少了。
第二，过去五年，一些中国智库著作被翻译成外文，智库在海内外办会的频率大幅度提升，但中国思想还很少是通过市场的力量走入国外“寻常百姓家”。
一些智库与国际同行、出版界的合作日趋机制化。张维为教授《中国震撼》、王义桅教授“一带一路”著作均为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多国市场上销售；笔者所在机构与数十个国家智库合作，在G20、“一带一路”等主题上在他国办会数十次，宣讲中国上百场。诸多跨国研究合作事例也屡见不鲜。但客观地讲，主导国际社会关于中国解释的主流声音的，仍是所在国的智库与学者，甚至欧美国家的智库为主。更糟糕的是，笔者曾调研过全球近100个城市机场的书店，鲜有见到这些号称“卖书最畅销”机场书店里出现哪怕一本中国学者写的著作。相反，在中国书店里，多数好书都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在思想与知识产品（包括著作、文章、视频、会议等）的国际贸易上，中国仍处于绝对逆差。在中国舆论场上，媒体也热衷于报道欧美一流智库的研究报告，进而反向地提升了对方智库在中国的影响力。
第三，过去五年，在智库国际合作的制度创新上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一些中国智库在海外设实体的常驻机构，智库媒体传播力有了较大提升，一些媒体也创办智库，加强对中国影响力的国际传播，但中国智库的海外分点如何融入当地、中国如何主导中外合作仍受到许多内外制度的约束。
近年来，非常明显地看到中国智库走出去的积极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匈牙利设立中东欧研究院，促进了中国与中东欧在“一带一路”等诸多方面的合作；中国南海研究院等机构在华盛顿共建中美研究中心，也是中国智库走进美国的经典案例。一些智库建立外文网站。一些媒体开设智库机构强化对有价值的观点的收集、报道与对外传播。不过，关于智库国际合作的制度框架仍是偏紧，中国智库如何主导中外合作，在国际传播上发力，各类财务、会务、邀请审批程序仍未放开，限制了中国智库国际影响的生产能力。
第四，过去五年，已有不少外国媒体开始引述中国智库的研究报告与中国学者的观点，但中国智库的对外话语塑造力仍与中国本应有的影响力差很大一截。
这些年，“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欧班列”等中国原创政策术语经常成为海外智库的研究重点，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相关方面的研究人员经常接受外媒的采访并被引述。然而，相比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本身应具有的影响力，中国智库还没有形成干预全球的话语塑造力，仍无法主动构建国际主流舆论与设置重大国际议程。欧美媒体与舆论对中国智库品牌与相关学者的识别度还比较低。对国内的一些重大观念与思想创新，中国智库政策解读的影响力往往只限于国内。相比之下，在中国网络舆论中，经常会看到有人转述甚至是伪造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欧美一流智库对中国的批判评述。这些都体现了欧美智库对中国话语的塑造能力以及中国人对其品牌的认同度。
第五，过去五年，中国智库开始引进一些外国精英，但国际优秀人才的吸引以及对国际组织中重要岗位的人才输出，中国智库做得还远远不够。
近年来，不少海外政要以“顾问”“咨询委员会”“研究员”等名义参与中国智库的建设，比如笔者所在机构就聘请了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图尔克、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奥托巴耶夫、伦敦前商业与政策署署长罗思义等40多位外国知名友人为高级研究员，借他们丰富的国际经验，为中国发展献计献策。但总体看来，中国智库吸纳与融合国际一流人才的能力离美国还差得很远。更重要的是，中国智库尚未形成参与国际组织的人才输送力，还没有形成能够参与重大国际交流的人才储备，更没有形成“智库－政府－国际组织－智库”式的荐才聚贤机制。欧美智库、政府、国际组织之间已形成了非常成熟的“旋转门”机制。虽然近年来国际组织涌现了不少中国人，诸如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李勇、ICC（国际商会）执董张燕玲、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等，但欧美人目前仍然是主要国际组织领导人的绝对垄断者，且那些欧美精英几乎都有在一流智库或相关机构工作学习过的经历，出任要职后仍与曾工作的智库之间形成良好互动，相互烘托。这些都是欧美国家依然主导国际格局的重要原因。
总之，中国智库并没有形成享誉全球的品牌，以及相应的国际干预力和决策咨询力，对此，中央、地方、社会以及知识界都需要找到更加有效和快捷的办法。
二、国际影响力构建的关键《孙子兵法·谋攻篇》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兵法里讲到的“伐谋”，正是智库常被人忽视的对外功能。长期以来，中国智库的发展通常多强调研究（即“咨政”能力）。近年来，对智库的大众传播(即“启民”能力)要求也在增多.但对国际传播即如何影响世界的能力却重视不够，或底气不够。事实上，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美国的崛起，与美国智库的“伐谋”密切相关。相比之下，中国智库非但没能起到“伐谋”作用，反而容易成为他国智库“伐谋”的对象。
20世纪初，美国智库逐渐壮大。当时的一批智库如拉塞尔塞奇基金会、胡佛研究所和对外关系委员会开始从一战后的全球形势，以及美国如何逐渐抓住机遇走向全球，寻找广泛和深远的解决方案与政策建议。他们主要的工作方式，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政策研究，以及在国内的公众层面说明美国要走出美洲的重要性之外，更多地是通过国际研讨会、论坛等方式，向英国、德国、日本、法国等当时的西方列强说明美国的善意，为美国平缓地、利益均沾式地介入到原有的西方列强势力范围而四处游说。
全球外交研究领域最权威奖项Lionel Gelber奖2002年得主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在其代表作《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明确说道：“智库的推动不止一次走在了国家的前面，并最终促使国家在整个外交政策中起到了作用。”②类似这种智库的作用在二战后的全球秩序重构、冷战中以“和平”的方式战胜苏联，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鉴于笔者过去一些年曾走访欧美日等国的数十家智库的经验，简要阐述一下智库的四大“伐谋”功能：
一是设置全球议程。目前闻名于全球的各类国际论坛，几乎都是由欧美智库或拥有智库功能的、欧美人主导的国际机构运营的。每年年初在瑞士举行的达沃斯论坛，几乎能确定未来一年经济评价的总体脉络；每年夏季由英国智库承办的香格里拉论坛，则基本上主导了亚太地区甚至全球安全评估的总基调；还有每年下半年召开的G20会议、APEC会议，许多议程的设置都有欧美智库的影子。设置议程的背后，是垄断国际话语的欧美霸权。要在国际话语上突破欧美霸权，中国智库必须介入到各类大型的论坛中。
二是影响国际舆论。欧美智库通常会在各类话题上发布全球评估报告，类似各国民主化程度的评估排名、各国清廉指数、人类发展指数、全球发展水平评估、全球新闻自由度评估、全球人权报告等等数不胜数。这些研究报告均以公允、扎实、客观的面貌出现，一经发表，就会令国际媒体争相报道。从中国的角度看，虽然这其中不乏有客观、优秀的研究成果，但不少仍夹杂着欧美意识形态的色彩，中国在这些报告中的排名通常都比较靠后，以至于国际形象常常受到损害。为此，中国智库必须崛起，加入影响国际舆论竞争的行列，方能为国家崛起助力助威。
三是广交各国朋友。欧美智库会设置各类图书奖项、访问学者计划、研究项目、国际研讨会，邀请各国研究精英参加，通过倾听各国的声音，形成本国对外政策的研判依据。这种沟通是不错的双轨沟通渠道，相当大程度上减少了国际双边、多边关系之间的误判，但另一方面，从中国的角度看，由于中国研究界的待遇普遍较低，研究能力的范式与维度没有发达国家来的丰富，有时候中国学者很容易就受到他国思想影响，甚至被说服。
四是影响他国政策。智库通过议程设置、舆论宣传、他国朋友等各类方式的目标，无非就是要影响他国政策。智库外交在许多时候都比民间外交、公共外交、政府外交要更有效。从中国的视角看，欧美智库的影响力在相当大的程度是存在的，尤其在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等议程上的发言权更大。吸纳他国智慧，维护国家利益，应当成为中国决策者对待他国智库建言的首要准则。
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一流智库既要从事社会政策研究，还应广泛介入到全球事务中，如价值传播、结交国外精英等公共外交事务，在全球层面研究、设计与推动本国对外战略，将本国利益链条纵深延展至全球各个角落。
美国智库大多具有强大的战略传播能力，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对内影响决策与舆论，对外传播美国价值。中国智库要屹立于世界之林，也须多通过举办高端的国际论坛，发布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报告，培训国外官员，强化媒体功能，尤其是要强化对外传播的功能，抢夺国际话语权，提升本国思想的国际干预力，推动中华文化与思想走向世界。
三、构建国际影响力的途径改革开放40年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中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与人力资源，进而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40年。但中国智库运用外国人力资源尤其是外国精英的能力与意愿却非常弱。各大高校、中小学教育机构已越来越多地引进来自全世界的访问学者、全职外语授课老师甚至全职教师、教授。相比之下，中国各个智库几乎找不到全职外籍雇员，虽然一些智库也邀请了来自国外的访问学者，但那与需要下派工作任务、进行绩效考核的全职研究人员完全不是一回事。
通览美国智库界，外籍行政人员尤其是外籍知识精英的比率却很多，有的外籍知识精英还位居要职。他们多半在母国接受了高等教育，对母国的语言运用、政治特点、人文风俗均拥有相当好的基础，然后在研究生阶段留学美国，毕业后留在华盛顿、纽约等智库聚集区工作，参与到美国智库对其母国政策的咨询与研究工作中。这是美国智库对全球情况了如指掌，进而造就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条件。
美国智库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广纳贤才，这首先与美国移民传统有密切联系。然而，另一方面，西方特殊的智库文化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对华政策研究为例，大量英国、法国、德国、欧盟智库都有华人雇员，美国就更多了。可见，构建一个全球人才选拨与吸纳机制是目前鼓励更多外国知识精英为中国智库效力的重要前提。然而，现在中国智库体系对于吸纳外国精英来说，还存在许多障碍。
首先是观念障碍。中国智库人士一向认为，智库工作与决策进程密切相关，工作过于敏感，有外国人的参与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而且外国人存在着国家忠诚度的问题，是否愿意贡献正确和合适的智慧，值得推敲。持有类似观点的人通常还会说，从一些欧美智库的情况看，加盟的外国知识精英必须拥有欧美国籍。然而，真正的情况是，国籍并不是欧美智库选拔外国人才的障碍。智库工作时常与决策咨询相关，必须遵守职业保密准则，但智库工作不应神秘化，更不应刻意本土化。职业素养与研究能力应成为外国人是否能加入本国智库工作的首要考虑因素。
其次是体制障碍。由于户口、五险一金、编制、职称、外国专家资格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各类体制议题限制，要引进一位外国知识精英，通常要经历很长的考察与办理程序，有的程序甚至是不可跨越的。这导致许多智库管理者知难而退，或者根本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个议题。事实上，只要摆着解放思想、遵纪守法的原则，任何体制障碍都是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这就需要中国智库管理者的魄力与果敢。
第三是运营障碍。中国研究机构长期习惯于编制内管理的传统框架，对管理外国研究人员没有足够的经验，尤其是面对知识生产与传播为核心的智库工作，如何评定加盟的外国知识精英、如何定薪定酬，都成为中国智库下一步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运营事实表明，只要在实事求是、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制定内部管理制度，中国智库完全有能力用好更多的外国知识精英。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提到：“发展的中国需要更多海外人才，开放的中国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英才。”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改革目前的智库参与机制，推动中国智库的国际化。
建设国际知名智库，提升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根子还是在于人才。这些年来的智库建设充分折射了中国的改革不易与人才鸿沟，也使长期累积在各部门的思想误区进一步暴露出来。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弊端与不足都会在智库发展中得到全面或部分的反映。相反，智库建设的水平与高度也需要依托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这是智库建设必须面临的重大时代背景。
但另一方面，智库人需要敢为人先，勇于思想解放，大胆地在知识生产、建言献策上走在决策者之先，走在国际博弈与全球困局的思想前沿，而不是仅仅满足于诠释、说明与宣讲的角色。数千年来，中国先贤智囊多有“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豪言壮语，更有“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鸿鹄之志。当代没有任何一种职业像智库一样，能够继承古代学人优良传统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士大夫精神与天地情怀。从这个角度看，智库强国，智库人当自强。
这其中“媒体+研究+国际”的人才是当下最欠缺的智库人才。这种类型的人才不只是懂得如何做扎实研究，更重要的是，从研究选题、行文写作、标题选拟的研究进程中，就摆着如何让外界更好地接受、如何更易于传播尤其是易于国际传播的思路在进行。对于当前学术话语、官方话语盛行智库研究报告的现实背景下，类似的“话语与研究革命”并不容易，可能需要长期在大众媒体中的培养，也需要有敏锐的观察力与常年的国际交流经验，而且需要制度的激励与程序的开放。
当然，在当下国内外媒体圈中，存在相当不错的人才储备。在一些外宣媒体的主持人、国内智库中的媒体合作岗位中能发现类似人才，在频繁的中外交流中也能够培养类似人才，在开放的思路下也能挖掘更多的外国人才。笔者曾听到一个真实故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了提升个人在国际平台上的演讲影响力，就发掘并邀请了美国某著名智库的研究员来全权操刀他的演讲稿。这种开放度令人肃然起敬。
好在“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近年来，国内智库与管理部门在复杂的国家转型升级期，努力推进国际合作、塑造国际影响力的劲头并未减弱，意愿仍很强劲，相信在以下工作上继续深化改革，加大支持，中国智库发展目标在可预见的将来得以实现是可期的。尤其是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有一项为“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机制改革”，其中提到要“简化智库外事活动管理、中外专家交流、举办或参加国际会议等方面的审批程序”等内容。这些内容已在近年来出现了各方面的政策松动，若能进一步推进与执行，中国智库的国际化进程还将不断加快。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唯一一处提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在主题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第七部分，将智库放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高度上来论述。在同一段落中，报告尤其明确提出智库建设在“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等方面的具体要求。这些具体要求再次为中国智库人指出了前进方向，即在“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背景下，重视智库的对外合作，有效构建全球影响力，最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总之，在经济、军事、社会治理等领域，中国已是全球“巨人”，但在思想与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国仍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不强智，难以强国。中国正处于经济持续增长的转型期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智库业大有可为，“伐谋”是智库发展的一块洼地。唯有构建全球影响力，智库发展才真正配得上已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为此，中国智库人应迫不及待，责无旁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