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扶贫是实现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而脱贫之后农业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则是迈向乡村振兴的关键步骤。村庄固有的农业传统以及生计结构等要素对农业产业转型具有长期影响。对中部某县成村（化名）黄桃产业的调研经历提醒我们，针对农业产业的可持续性问题，在充分理解政策的衔接逻辑，了解产业的资本化诉求，梳理好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秉承着农业社会学整体关联性视角反思农业产业与村庄之间的适配性，可以得到更丰富的实践启示。
农业产业扶贫的组织过程与社会后果
产业扶贫的初衷是将贫困户纳入发展链条，大经营主体在政策推动下分享或让渡部分利益。而扶贫产业的落脚之处在于产业，其本质依然具有 “自立”的特点。因此，起源于扶贫项目的黄桃产业，与生俱来就带有政策属性与市场属性。
黄桃产业的组织过程利用制度的结构优势，并基于村庄自然禀赋进行农业再造，以实现新旧农业系统的交融和升级。调研发现，黄桃产业进入村庄初期，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将政府、公司、合作社与农户的利益关联起来，短暂地实现了利益共同体的组建。
但随着产业规模的逐渐扩大，公司所承担的政策任务与经营使命存在冲突，利益共同体也面临着危机。为此，公司采取种植和经营环节分割的方式来协调带贫责任与经营效益的冲突，通过雇佣劳动力从事简单劳动和发放低额股金来实现带贫的任务，将技术含量更低的环节（除草、栽培等简单劳动）分包到当地村民手中。在技术养护、育苗培育、产品后期销售及市场对接等环节通常由公司独立运作。虽然农作物的种植环节对劳动力有大量需求，但是这些环节的收益位于“微笑曲线”的底部。在这种双重属性塑造的经营方式之下，公司的逐利性使之悄然退出低效益的种植环节。
随着脱贫攻坚临近尾声，黄桃产业也遭遇了规模扩大的瓶颈，一方面是政府后续资金投入乏力，另一方面则是公司在追加投入和具体经营的过程中，发现其中的利润有限，反而因规模扩大带来运营成本的提高。加之成村耕地受自然条件限制，黄桃种植的规模迅速达到了峰值，继而出现了停滞和萎缩的状态。此后，随着带贫任务告一段落，产业的政策性减弱而经济诉求增强，公司也退出村庄，黄桃产业最终呈现出移植而不落地、悬浮而不生根的结果。
随着黄桃产业的引入，成村的作物种植结构面临着新一轮的更替，成村原生农业生态、农民生计结构也随之变化。一方面，简单的替换和移植导致村庄内生农业禀赋的衰退。原先适宜水稻、毛竹等作物的自然环境与农业设施因新品种特性而改变，传统农耕技术（如水稻种植经验、田间管理方法）逐渐失效，原有的毛竹资源优势和竹编技艺被边缘化，致使农业治理模式随扶贫产业引入而被迫转型。另一方面，新旧产业更替不畅对留守乡村和主动从事农业的村民产生影响。企业通过政策优惠压低了移种成本，并借助行政手段缓解了产业更替的阻力。然而土地流转与外来作物对传统农业体系的冲击，使农户种植决策趋于被动。其生计模式从“候鸟式农业”与“半工半耕”彻底转向举家外出务工。最终，黄桃规模扩张突破村庄生态阈值，产业效益持续下滑，导致村庄陷入产业空心化与人口流失的双重困境。
“产业—村庄”互动的类型与特点
农业扶贫产业的议题虽诞生于精准扶贫的时代背景下，但其所呈现出的“产业—村庄”关系是社会学关注的重点内容，在制度逻辑、市场逻辑与乡土逻辑的动态作用下，外来产业与村庄互动过程中表现出阶段性的特点与类型。
扶贫产业依循项目制的逻辑，自上而下地进入乡土社会，这一阶段呈现出强制度、弱市场和弱乡土的特点。随着精准脱贫任务的推进，农业产业的政策压力降低，企业的市场逻辑占据主导地位，产业与村庄的自主互动增多。
第一类互动呈现出弱制度、强市场、弱乡土的特点，如公司通过集中土地流转和推动“农民上楼”来获取项目的配套惠农资金。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只能出租土地和劳动力，依托公司的产业生存，反而剥离了农民与村庄原有的关联，形成“产业吞并村庄”的结果。
第二类互动具有弱制度、弱市场与弱村庄的特点，即“有投入而无增长”的悬浮后果。正如前文提及的成村黄桃，因未充分考虑作物生长周期、适生环境、技术适配及配套基建，最终沦为完成政绩任务和追逐短期利益的工具，最终导致公司和政府不断地投入，但是移植的农业经历了短暂的产业规模化效益而转入衰落。
第三类互动呈现出弱制度、弱市场、强村庄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扶贫产业转型成功案例当中，即扶贫产业成为兴旺产业，实现从脱贫到振兴的目标。
农业产业可持续转型的路径
扶贫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农业产业是从“精准扶贫”走向“乡村振兴”的内生基点，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面对“移植而不落地、悬浮而不生根”的社会后果时，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可能路径。
首先，农业产业的发展必须尊重农业本身的特性。农业兼具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其自然性主要体现为动植物作为生命体所具有的生长规律，这种生命特征赋予农业产业以季节性、周期性与生命性等特征。尤其是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不对称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的市场化进程，但与此同时，也使其能够较好地契合村民遵循四季节律的生活节奏。因而作物的特点也将影响产业特质的形成，进而决定整个产业的整体面貌。实际上，黄桃产业并非不具备经济效益，就自然属性而言，黄桃周期较长，需要3—5年才能挂果实现经济效益，而在这期间，土壤空间以及种植空间都需让位于其生长。若欲使其产生效益，则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而这种规模往往超越单个小农户所能承载的经营边界。
其次，行政主导的产业植入难以真正破解农村发展困境，实施过程中需兼顾乡土逻辑与作物固有特性，突破单一化的发展思维定式。农业产业若想扎根乡土，推动产业兴旺，只有立足乡村整体价值才具有可能性，只有以农民为主体且嵌入在乡村社会生活中才有意义。因为农民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在地者，他们对生产经验和农产品的自主销售渠道最为熟悉。因而，面向乡村振兴的农业产业必须在具体现实语境中，统筹本地资源禀赋、地理区位、作物特征及人口结构，综合考量乡村传统与发展潜力，推动乡土产业链条的有效联结。通过技术向下延展、生产与流通环节的衔接，以及特色农业与乡村工业的耦合发展，进一步整合农户生计、村庄文化与乡村产业等关键要素。
最后，在获取技术的基础上创新组织方式，发展出“合作社”模式。与城市资本主导的工业体系不同，该模式更依托乡村内部的伦理认同机制，呈现出一种兼具弹性与本土适应性的组织形态。农业产业项目在转型中应以公共服务组织为基础，本着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的原则实现社会生活组织的贯通性建构。在政策支持方面，尽管外部政策可为乡村农业提供初始动力，但干预应尊重村庄社会生活的完整性，避免破坏其内在运行机制。资源输入的规模与时间长度亦应适度控制，防止因投入过度而引发“内卷化”，从而压缩村庄及农户的自主发展空间。唯有如此，方能避免输入性资源的撤出导致村庄失去活力，防止产业发展仅停留于经济繁荣的表层，而未能建立起真正可持续、可复制的带贫机制。
制度逻辑、市场逻辑与乡土逻辑是我们理解农业转型过程中新旧产业更替阵痛的重要视角，更是思考如何让农业产业在当前的制度结构、市场环境、村庄传统和农民生计中寻找到可持续发展路径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农业技术组织的社会适应机制研究”（24CSH13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暨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