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裴士锋（Stephen R.Platt）的《湖南人与现代中国》，日前由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简体中文版。在书中，裴士锋追溯17世纪湖南思想家王夫之为现代湖南人性格的源头。
裴士锋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的弟子，耶鲁大学中国史博士，目前执教于阿姆赫斯特马萨诸塞大学。
在他看来，湖南本土思想家们提供的精神养料，内陆省份长期的经济落后，加上战争、起义等方面的诱因，使得湖南近现代知识分子和年轻人不断求变、求改革甚至革命，纷纷走上中国历史舞台。
“湖南人现象”令他着迷
裴士锋对中国的兴趣产生于湖南。大学毕业后，作为雅礼中学的英文教师，他在长沙度过了两年时光。
裴士锋把湖南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湘菜和湖南的风景令他着迷，他花在游历湖南的时间远远多于其他省份。
他对近现代中国史上一个独特现象发生浓厚兴趣：如此多的湖南名人在近现代中国的动荡岁月里风起云涌，各自扮演重要的角色，其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从长沙回到美国，他开始了在耶鲁大学中国史研究所的学业，目标对准湖南。
近现代中国，许多风云人物，来自湖南。比如中共开国十大元帅十大将中，籍贯湖南的几近一半。
上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历史舞台上已经连续出现湖南人的身影。比如写下《海国图志》的魏源，湖南邵阳人，被称为我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郭嵩焘出使英国，亲眼见到了蒸汽机——推动工业革命的神奇机械。此外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等都是近现代中国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裴士锋研究发现，陈独秀较早注意到“湖南人现象”，并大谈湖南人精神。1920年1月，刚出狱不久的陈独秀，写下了一篇文章《湖南人底精神》：
“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陈独秀提到的杨度是湖南人，1903年写过一首《湖南少年歌》。
相比人文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裴士锋觉得湖南人对国家兴亡的关注热情似乎更高。
“湖南一定发生了重要的事情”
在陈独秀之前，广东人梁启超对湖南人也有很深的印象，他把任侠尚气的湖南人比作日本萨摩和长州的武士，预言“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裴士锋告诉读+周刊记者，在历史上，湖南人给外省人并不是这样的形象。相比江浙一带，湖南一直不是中国主流精英的发源地，宋明清期间进士数量很少。
“这一百多年，湖南一定发生了重要的事情。”裴士锋刚开始撰写博士论文时，发现尽管人们的谈资很多，传说不少，可资利用的资料却很匮乏，东西方学者都很少涉足这个话题。在中国大陆，没有哪部主流中国史作品对这个现象做出专门研究和解释。他阅读过的西方关于现代中国起源的研究，总喜欢把焦点放在上海和北京，湖南的出现通常只是作为一个“落后的”中国内陆地区的例子，它“等待着”沿海地区的思想启蒙。
“他们习惯把湖南作为中国无差别的一个省来对待，把那些具有鲜明地方烙印的历史人物当作无差别的中国人来对待。事实上，湖南的故事值得被更好地描述，无论对研究者还是读者来说。”裴士锋说。
【访谈】
太平天国运动打开湖南人上升通道
读+：“湖南人现象”在近现代的迸发，有没有具体的诱因？
裴士锋：我觉得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很关键。你看这个运动刚起来的时候，湖南人的反应是很有意思的，很多人跑到山里去逃命，这其中包括后来很有名的将领左宗棠。
太平军进攻长沙时，郭嵩焘和左宗棠兄弟都躲进了山里。郭嵩焘开始读王夫之的《礼记章句》，不到一个月后，左宗棠被召回协防长沙防务。之后的隆冬时节，太平军弃围长沙，转战湖北，郭嵩焘去了长沙西南边的湘乡，参加他老友兼同学曾国藩的母亲的葬礼。
刚开始曾国藩接到帮办团练的的命令，他很犹豫，不太愿意，因为按照儒家礼制，他得守孝三年。于是郭嵩焘请曾国藩的父亲出面劝说。而极重礼法的曾国藩，竟然被说动了，改了主意。
读+：曾国藩这个决定很重要？
裴士锋：当然重要。曾国藩后来成了所谓“中兴名臣”，这是他个人的荣耀，如果我们从“湖南人现象”这个角度看，就更加重要了。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借此均先后登上历史舞台。湘军为湖南人入朝当官开辟了新通道，朝廷按照军功而不是传统科考，授予官职和决定升迁。湘军将领迅速跻身官场最高层，且安排自己的军官旧部充任他们下面的职务。
以湖南偏僻南部的新宁县为例，1850年以前两百多年间，该县最杰出的子弟当过最大的官不过是县令，而在太平天国之后的几十年里，新宁县产生了多达174位文官，其中包括3位总督、1位巡抚和73名司道府县长官。新宁还产生了167名统兵官，包括53名提督、58名总兵。
湖南人士为官人数的增加，反映了该省平民家庭地位的上升。19世纪下半叶的湖南士绅入仕的比例，高居各省之冠。
读+：可是，如果他们都当了清朝的官，成了既得利益者，那后来的数十年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去参加社会革命呢？
裴士锋：这要说到清朝的体制，它的官员仕途与老百姓的民生是脱节的。怎么说呢？就是再多的个人升官发财，它解决不了基层大面积百姓的贫困问题。你发财是你发财，我仍然穷苦。而且，按照清朝的体制，官员都要回避本籍，那些新近得意于官场的湖南人，没有办法为自己的家乡服务。号称“湘上农人”的左宗棠，他后来拓殖新疆，将棉花种植引进了新疆，为那里的百姓造了福。
很多人自己成功立业，但是对家乡的改变、改进，没有明显好处。但是我们要看到，湘军发迹对于湖南普通青年、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它的示范效应很强大。作为一条改变个人命运的途径，湘军为很多湖南人提供了想象的依据，一条并非可望不可及的现实谋生道路。
王夫之：湖南本土精神偶像
读+：你认为王夫之的思想深刻影响了近现代湖南人的行动，王夫之的主要思想是什么？为什么后世的湖南人，动辄以他为思想来源？
裴士锋：王夫之是忠于明朝的著名湖南学者，他拒绝臣服满清，毕其生于山林，成为后世湖南文人的标杆。后世湖南人将王夫之视为忠诚和反抗精神的代表。他是他们精神上的共同祖先，历经郭嵩焘、曾国藩、谭嗣同、杨度、蔡锷到杨昌济等人，这里头有清晰的传承轨迹。
王夫之作品给很多湖南人植入了改革和革命的种子。当然，越到后来曲解得越厉害，几乎到了各取所需的地步，但是他们看重湖南本土的精神资源这一点，却没有变过。
读+：为什么一些互相很矛盾、有冲突的人，会信奉同一个王夫之？
裴士锋：这可能跟王夫之思想的复杂性有很大关系。很典型的例子是曾国藩，他是绝对忠于清朝政府的，但他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还是重印了王夫之的大部分作品。他并不支持王的反满论述，但这不妨碍他提倡阅读王夫之，因为王夫之对儒学经典有很好的阐发。曾国藩能看到王身上的儒家底色，后者对于“礼”的重视。
湖南人自古以来都有着很重的本土意识，树立本土的精神偶像也被曾国藩等人视为自己的责任。这一点能让政见很不同的人，竞相到同一个人那里争取支持，获得资源。你看谭嗣同，他就认为王夫之的思想非常符合变法思想。到20世纪早期，章炳麟这样的非湖南人，也将王夫之形容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之父。
大体而言，当人们想寻找“湖南精神”时，王夫之总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读+：这种事后追认“精神偶像”的做法，合理性在什么地方？
裴士锋：也许我们可以说，湖南人从远古的战国时期就一直保留了某些不为中原传统所拘的文化基因。他们自甘南蛮子，以非正统的心态看待传统，反而保留了一份率真。这种心态面对晚晴中国“千古未有之变局”，我觉得会造成神奇的化学反应。
我倾向于认为，湖南一直不能算是中国的缩影，就像中国不是亚洲的缩影。湖南就是湖南，是一个在湖南人心中独一无二的地方。湖南史与中国近现代史不可分割，但不可分割不代表类同。
保守与激进交织，使湖南成为重要省份
读+：中国的近现代化过程，人们以往都认为是通过首都与通商口岸影响内陆，而你认为内陆省份湖南是一个自立自发的启动中心，这有事实依据吗？
裴士锋：1897年，也就是戊戌变法头一年，湖南就掀起了地方改革运动，出现了现代学校、地方报纸和地方学会。那时梁启超是长沙一所学校的老师，他的许多学生在民国时代都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又如20世纪早期，黄兴领导的湖南地方组织华兴会试图从湖南掀起革命。失败后黄兴和孙中山一起建立了更为著名的同盟会。西方史家很少关注上海和北京之外发生的事情。
重要的是，当内陆湖南的改革思潮和来自沿海、首都的思潮相互作用时，湖南人不只是跟随，他们在关键时刻引领了历史。
读+：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杨度、黄兴、宋教仁、毛泽东这些人都是社会精英，能代表湖南的普通民众吗？
裴士锋：你提到的这些人，他们在成为精英以前，无疑也是普通民众的一员。没有人天生就是精英分子。尤其在湖南这片土地上，发生了这么多与众不同的事情，产生了这么多与众不同的人物，我们不能总认为这只是一种巧合。
普通湖南民众有自组织行动的时候，例如农民联合起来赶走外国传教士，又如秘密社团与学生革命者合作起义，还有那些你能强烈感觉到普通民众不愿服从的时候。湖南产生那么多能人，跟它的社会土壤有很大的关系。
读+：近代湖南，极端激进与极端保守并存，是什么原因塑造了这种特性？
裴士锋：对于19世纪末期的外国人来讲，湖南在全中国也许是最排外的。但在1897年你可以看到，它又是现代学校和将中西思想融合的各种学会的起源地。曾国藩和毛泽东，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但却都来自同一个省份。毛泽东在年轻时将曾国藩视为他最崇拜的人，“独服曾文正”。正是这些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力量的交织，使得湖南在当年成为如此重要的省份。
我最开始研究湖南的激进主义者时，30岁不到，坦率地说，我曾经很敬佩他们，为他们的牺牲感到惋惜，有一种挫败感。到现在，我会发现自己对保守主义者比以前多了一些同情。湖南是一些想要改变它的人生活的地方，但同样也生活着那些想要维持秩序与平静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