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晚，人文经济讲座第六期在北京成功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做了题为“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的精彩演讲。
林毅夫教授和茅于轼老师在开场前
本次讲座由搜狐财经总监史彥主持，在主持人简短的开场后，林毅夫教授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登台演讲。
林毅夫教授发表演讲
林毅夫表示，今天晚上非常高兴能应人文经济学会的邀请来做讲座，原来以为是在茅于轼老师那做一个小型讨论会，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参加。林毅夫说，从1987年在芝加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到2008年赴世界银行任职，这二十年多年都在思索一个问题，就是对发展中国家怎么发展经济的新的总结。
反思发展经济学：发达国家经验不可套用
林毅夫说，就发展经济学的实践而言，从二战以后到2008年，回首一看，成绩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在两百多个发展中经济体里只有两个从低收入经济体步入到高收入，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韩国。从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到高收入的只有13个，其中有8个还是西欧旁边的欧洲国家，本来差别就不大。也就是说，两百多个发展中经济体里面成功的非常少，绝大多数掉入了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二战以后将近70年的时间真正成功的国家、经济体那么少？中国有一句话我很赞成“思路决定出路”。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但是在思想理念上面还是完全继承了西方这套主流的思想。这些理论即使在发达国家是适用的，拿到发展中国家来也难免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林毅夫指出，从自身在世界银行的经历而言，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按照西方理论做成功的，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它们推行的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反而是错误的。虽然这并不是说故意违背西方理论的政策一定会成功，但我们应该反思，应该重构新的理论，这个新的理论应该来自于发展中国家成功跟失败经验的总结，希望从我们自己发展转型的经验当中提出不同于现在主流的理论，希望这套理论有比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学习亚当斯密
林毅夫说，在提倡新结构经济学时常说要回归到亚当斯密，这个回归指的是回归到亚当斯密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国富论》里面的结论。我们学亚当斯密最重要的是学他的方法，观察社会现象的方法，抓住社会现象的本质，了解背后的决定因素，提出你对这个现象因果关系的解释，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后，现代经济学变成了社会科学里的独立学科，以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都是大师们以亚当斯密的方法研究他们那个时代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
在谈到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时，林毅夫进一步指出，收入不断增加是一个现代现象，18世纪之前基本是停滞的，18世纪突然增长，原因是工业革命。发展制造业以后，我们发现一个很大的不同：生产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大部分要卖给市场。卖给市场的话，要生产非常多，所以市场交易范围越来越大，生产者要和越来越多的不认识的人交易。这种情况下就要写合同，合同就要有合同的程序，所以必须有法律的安排；交通等基础设施越来越重要，它可以降低交易费用；生产化投资越来越多，风险越来越大，必须有能够动员资金分散风险的金融安排。所以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包括技术、包括基础设施、包括制度安排。有的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有的降低交易费用。
随后，林毅夫讲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命名由来与含义。林毅夫介绍，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于经济体的禀赋和其结构，而这种禀赋和结构在某一时间点里是给定的，随时间也会变化。许多发展政策，如结构主义与华盛顿共识，都因忽视了经济体的禀赋和结构而失败。一个国家陷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于其结构未能有动态的变迁，遵循一国每一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是升级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进而和产业结构，促进收入增长，消除贫困的最好办法。因此，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是促进发展的根本保障。
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因势利导，发挥比较优势
林毅夫说，在整个学界，产业政策是一个禁区，是被批判的。但林毅夫认为，产业政策仍然是必要的，政府的支持对加快市场经济的技术研发、产业升级、经济多元化都很重要，因为需要有人来补偿外部性、解决企业间的协调问题。产业政策并非可用，而是应该因势利导、发挥比较优势，进行战略性使用。
随后，林毅夫剖析了一些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他指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政府都采用了某种形式的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但大多数都失败了。原因在于这些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了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发展中国家一般是为了赶超而去支持过度先进的产业，发达国家则是为了就业而去支持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
林毅夫进一步分析了五个不同阶段下该执行何种产业政策。林毅夫说，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追赶阶段的产业政策往往容易失败。成功的追赶国家的产业政策，基本都以其他要素禀赋结构类似、人均收入稍高国家的产业为学习样板。追赶型产业政策失败，通常因为该国试图以人均收入5倍或更高的国家的产业为学习样板。
新的理论见解与研究发展方向：新结构经济学是一座金矿
随后，林毅夫展示了新结构经济学对一些常见经济学理论的新见解。林毅夫说，要素禀赋这个思想可以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基本各个领域都进行反思，比如，最佳的金融结构可以依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同，因为各国最佳产业结构、企业规模、资本需求、风险来源不同；和最佳金融结构的论述类似，人力资本的需求也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经济开发开放是遵循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前提，但处于转型阶段、由进口替代往比较优势转型时，有必要采用某些对旧核心产业的保护政策。除此之外，对国际资本流动、财政政策、流动性陷阱、刘易斯拐点等领域的主流理论，新结构经济学也有独特的见解与反思。
最后，林毅夫说，刚才讲的都是概念和推论，新结构经济学要想真正变成第三波发展经济学的思潮，必须要有严格的数学模型推论，必须要有经验的检验，希望在场的学者都能参与进来，把前面谈的很多理论模型化，用国内国际的经验、历史的数据来检验。
林毅夫总结道，今天晚上所讲的想法是抛砖引玉，最重要的目的是改变我们的参照系，不再总是以发达国家为标杆。从二战结束到现在，发展中国家向高收入经济体迈进的努力已经历经了三代人，在世界上鲜有成功案例。如果中国的努力能够成功，那将是一番非常伟大的事业。思路决定出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失败是发展思路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和帮助。只要政府有正确的产业政策，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扶持私营领域遵循本国的比较优势发展，利用后发优势，每个发展中国家都有潜力高速增长数十年，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收入国家。林毅夫说，这样的理论不会像过去每次喊起来好像很有说服力，做下来都是很糟糕的结果。希望这样的理论能够帮助我们了解问题存在的原因是什么，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去帮助国家真正实现现代化。
茅于轼理事长发表点评
林毅夫教授演讲结束后，茅于轼先生上台作了精彩点评。茅老说，他前来参会，最主要是向林毅夫教授表示尊重和感谢。茅老表示，他很赞同林毅夫教授关于“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观点。茅老补充说，这个“作为”必须符合经济学发展的道理，必须是建设性的作为，而不能违背经济学发展，是一个破坏性的作为。
茅老说，我们国家在改革以前的政府是很有“作为”的，但是那个作为是破坏性的，是完全不符合经济学发展的道理的，这种作为非常有害。改革以后我们的政府也是有作为的，而这些作为绝大部分都是对经济建设有好处的。茅老说，从改革开放后来讲，中国政府为林毅夫教授“有为政府”的理论起了正向的榜样作用。
林毅夫教授解答观众提问
就在本次讲座进行中时，会场外传来了五中全会全面放开二胎的消息，有观众询问林教授对此次政策改变的看法，林毅夫表示，现在人口增长率已经低于替代率，老龄化严重，调整人口政策有些迟了，但总比不调整要好。
此时，原定于21点结束的讲座已经严重超时，但在观众提问环节，林毅夫教授仍然仔细解答了十位观众提问，直到接近深夜十一点，本次讲座才圆满结束。
人文经济学会将择日推出本次讲座的视频及全文，敬请期待。
“人文经济讲座”是一个以传播普及经济学知识为宗旨的大型公益讲座，由人文经济学会主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搜狐财经提供媒体支持，清华大学道口贷提供场地支持，万门大学提供视频支持。目前已成功举办六期，茅于轼、张维迎、陈志武、许小年、卢锋和林毅夫等顶级经济学家分别担任主讲嘉宾。在这喧嚣年代，我们希望人们在为事业拼搏的同时，也偶尔停下脚步，关注思想层面的东西，享受沉思与顿悟的乐趣。
来源：人文经济学会2015.1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