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韩玉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讲师；宋乃庆，西南大学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重庆 400715
内容提要：新型教育智库是教育智库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及新型智库建设战略相结合的概念演绎，服务于新时代重大教育战略决策与问题解决，蕴含着近年来我国政府对教育智库作出的新定位。新型教育智库必须依据时代使命的变更加快促进内部科研组织形态和学术研究路径的转型来实现其符合当前时代功能定位的外部价值属性。依据政策研究与政策过程之间的逻辑关系模型，新型教育智库可以分为“理论指导—政策设计”关系模式下的持久稳固型、“价值导向—政策决策”关系模式下的定期契约型和“问题解决—政策实施”关系模式下的短期协作型三种科研组织形态。新时代下，新型教育智库研究应采取由传统学术场域向实践问题场域的空间路径转向，由理性思辨为主向科学实证为主的技术路径转向，以及由单一学科向跨学科研究范式的知识生成路径转向。
关 键 词：新型教育智库 智库建设 组织形态 研究路径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重点课题“新型教育智库建设测评指标体系构建研究”(课题批准号：2019-06-002-BZPK02)的研究成果。
从传统智库到新型智库、从传统教育科研机构到新型教育智库的角色定位转型蕴含着重要的时代使命和制度性变革。2014年以来，关于新型教育智库的研究逐渐增多。学者们带着新视野深入反思和阐释新阶段下新型教育智库建设的本质特征和功能定位[1]，调查分析教育智库的现状与问题[2]，借鉴国际先进经验[3]，探讨转型战略下新型教育智库的体制机制改革[4]、发展路径[5]和评估机制建设[6]，对于宏观把握新型教育智库建设的发展方向和路径策略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学者们大多认同，教育科学研究作为新型教育智库的基本职责与立足之本必须实现根本性的转型来应对教育智库的新要求。[7]本文聚焦新型教育智库建设中的科研转型，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剖析新型教育智库的意蕴范畴延伸、科研组织形态重构与学术研究路径转向，旨在促进新型教育智库科研方式转型的实现和落地。
一、新型教育智库的基本内涵和时代意蕴
(一)智库的基本内涵
智库概念早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至今中外学者对其内涵界定不一。[8]总体来看，学者们主要从内外两个向度对智库内涵进行阐述。一是遵循“组织结构—运行规则—作用机理”的逻辑线路对其进行内在向度的诠释，二是侧重“角色—职责—功能”的逻辑思路对其进行外在向度的阐释。二者辩证统一，形成了由内部客观属性和外部价值属性构成的智库概念体系。
智库的内部客观属性主要体现在其组织结构、运行规则和作用机理等方面。首先，从组织结构属性来看，鲍尔(Ball，S.)认为，智库是新型政策场域下运行的政策集合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既存在于又超越于传统政策制定的场所和过程。[9]麦德韦兹(Medvetz，T.)从精英理论视角分析认为，智库是由跨学科领域的精英组成的，专门服务和影响国家重大决策的国之重器；此外，依据布迪厄(Bourdieu，P.)的“社会空间”与“权力场域”概念，麦德韦兹还将智库解释为一种由政治场域、学术场域、媒体场域、市场经济场域交汇而成的交叉性、整合性社会空间结构和边际组织，它既具有独立性，又保持着与其四个母体场域的联结。[10]其次，从运行规则来看，鲍尔认为，智库通过与其他关键推动者(如政府部门、专家顾问、专业机构等)一起协同运作促进政策的合法化实现。[11]麦德韦兹从多元论者视角分析提出，智库和众多其他影响决策的社会团体一起，通过各自的资源、策略和目标持续互动，竞相对决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他还从制度论视角分析认为，智库立足于一定的结构环境中，其行为受到特定运行规则和规范的约束，必须服从组织安排和程序规约。[12]再次，从作用机理来看，智库携带着四个母体场域的基因，集合母体场域制度资源和资本形式，通过持续性、动态性地与其母体场域间的分离与交融、张力与博弈生成具有跨学科属性的知识，并将其转化为应用型的政策建议等智力资源作用于决策过程。
智库的外部价值属性主要体现在智库机构及其成果满足国家和社会重大战略决策和改革发展需求的责任与功能价值方面。有学者从现代治理理论等视角提出，智库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必要环节，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推手。[13]有学者指出，智库为政府部门公共决策提供研究、咨询与服务，并通过宣传来影响民众，具有专业性、独立性、应用性、公益性、联接性五大特征。[14]有学者认为，智库旨在为相关决策部门在处理各个领域重大战略问题时出谋划策，提供理论、思路、策略、方法等方面的支持，是在决策中发挥参谋作用，影响政府和相关部门决策，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15]有学者提出，智库作为相对稳定且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种制度和组织安排，发挥着抢占思想高地、提高决策质量、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功能。[16]还有学者提出，在政策市场中，智库是产品生产者和供给者之一，思想、策略、政策研究成果等智力资源是其核心产品，政府是这些知识产品的需求者和消费者，智库生产的产品必须满足政府消费者的需求和要求。[17]这一隐喻反映出，产品质量本身是智库的内部客观属性，而政府对产品需求的满足度则是智库的外部价值体现。可以说，以智力资源服务和影响重大战略决策是智库的根本旨趣。
智库的内部客观属性和外部价值属性是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了智库的完整内涵架构。简言之，智库以政策研究咨询和智力资源供给为核心业务，是由跨领域、跨学科专业精英组成的社会空间结构，是依托政治、学术、媒体等多场域交汇而成的边际组织，是以资源整合的运行规则、通过特定组织形式和研究路径从事跨学科知识生产和决策转化的专业组织机构，其核心功能是为国家重大决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及重大现实问题的破解提供咨询服务和智力支撑，致力于推动国家理政现代化、提升国家软实力、促进社会发展和公共利益实现、增强政策研究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
在这一架构中，政策研究和智力资源处在智库的中心地位，政策研究是智力资源的存在形式和生成渠道，科研组织形态和学术研究路径是影响智力资源质量的关键要素，内外属性圈层合力制约政策研究和智力资源的供给质量与输出效率。智库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的外部价值属性决定了其具有鲜明的应时而变的发展驱动力和内在要求。外部价值属性的具体内涵随着时代演进和形势变迁而不断革新，相应的，智库内部客观属性应随之开展制度性变革才能适应外部价值属性的更迭和实现，这是智库发展历史与逻辑一致性的必然要求。
(二)新型教育智库的时代意蕴
作为智库的衍生概念和重要类别，教育智库通过教育科学研究来服务和影响教育领域重大战略问题的破解和教育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18]新型教育智库服务于新时代重大教育战略决策与问题解决，蕴含着近年来我国政府对教育智库作出的新定位，强调其根植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土壤中，在全球化新时代、信息网络和融媒体时代、教育事业发展新时代下超越传统教育智库的新意蕴。
第一，在内部客观属性层面，新型教育智库的时代意蕴主要体现在制度安排之新、运行规则之新和作用机理之新。制度安排之新体现在政府教育部门与教育智库在共同协商基础上，逐步完善智库建设组织形式和管理制度规范，探索和确立教育智库的咨询服务供给体系和参与治理模式，提升教育智库的政策话语权和公共影响力，建立健全科学合理共赢的成果转化与采纳机制、智库质量和贡献度评估机制、问责和激励机制等。运行规则之新在于强化跨部门跨领域的资源整合统筹与协同创新机制建设，打破政府教育决策部门自上而下征询智力支持的单向路径，加强自下而上地将地方政策落实以及地方学校自主改革的经验与问题向上建言与反馈，形成政策制定部门与智库机构之间互动循环的双向运行机制。作用机理之新，即知识生产机制的突破创新，具体体现在教育智库研究路径和方法维度之新，不仅充分发挥教育智库专家的专业化智慧经验与能力，同时更加注重扎根实践的大规模长期跟踪调查研究，注重专题教育数据库、信息共享平台、政策模拟仿真实验平台等的建设，强调对客观事实、数据等科学证据的采集和系统分析，鼓励“互联网+”信息技术、大数据挖掘技术等元素的融合创新。
第二，在外部价值属性层面，新型教育智库的时代意蕴主要体现在功能定位之新。在延续其“为推进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提供智力支持”[19]的核心功能基础上，分别在功能的时空维度和作用对象维度有所延伸和拓展。在时间维度，不仅要在教育决策制定生成前提供论证研判和智力支持，还要在政策执行中、政策实施后提供科学评估、问题诊断和决策改进的支持，搭建全过程、全方位咨政服务体系。在空间维度，在服务于国家重大教育战略决策的基础上，向上拓宽国际视野，以全球思维参与国际教育议题的对话，推进中国特色教育立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传播和引领国内外教育舆论；[20]向下延伸至地方政府决策的贯彻与落实及基层学校一线教育问题的治理，承担助力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双重职责。在服务对象维度，不仅可以作国家教育决策者的智囊团，还可以作基层一线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公众的专业代言人和传声筒，作联结各个层级、不同教育利益相关者的桥梁和纽带，开放性地多方服务政府与社会公共利益诉求。
二、新型教育智库的科研组织形态
科研组织形态解释和影响智库的作用机制模式和智力资源供给模式。政策研究与政策过程之间的关系原理从根本上影响着智库的科研组织形态。
(一)智库、政策研究与政策过程的关系
政策研究是智库建设的主体内容，其根本目标是为政策全过程提供决策参考。国内外学者有关政策过程的阶段论有多种说法，其中，胡戈韦弗(Hoogerwerf，A.)提出了具有概括性和通适性的政策过程三阶段论，即政策设计、政策决策和政策实施三阶段。[21]维斯(Weiss，C.)总结了政策研究对政策过程发挥的三种作用类型：理论指导、价值导向和问题解决。[22]结合胡戈韦弗的政策过程阶段论和维斯的政策研究作用类型观，克莱姆皮偌(Klemperer，A.)建构了一个简易理论模型来呈现政策过程在不同阶段与政策研究之间发生的关系。
这一模型中，在政策设计阶段，政策研究主要发挥理论和实证层面的指导功能。当处于这一阶段时，政策制定者往往对现实问题把握不清，需要系统扎实的学理性支撑以及科学客观的调查研究依据，来协助其对问题的诊断、概念的定位、方向路径的宏观把握及政策方案的顶层设计，科学研究在这一阶段能够为政策的设计与规划提供最为基础和必要的理论支撑和科学指导。在决策阶段，政策研究主要发挥价值导向功能。当政策制定者完成政策设计后，需要依据自身的价值定位来抉择适切的政策方案以巩固其政策目标和价值理念的合法化实现。因此在这一环节，符合和支持其政策价值观的科学研究结论与政策方案更易于被采纳，发挥巩固价值导向的功用。最后，在政策实施阶段，政策研究用于评估和反馈政策的效果、发现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并依据理论探究和调查取证提供可用于问题解决的具体改进策略和优化路径。进而，克莱姆皮偌从输入和输出两大维度建立指标体系对政策研究与政策过程间上述三类作用关系的运行机理进行具体剖析。
这一模型是对政策研究和政策过程二者间错综复杂关系及其作用机理的简化概括，这种具象化的分解诠释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智库科研工作的本质，以及智库科研成果服务政策决策的多样化方式和运行规则。然而现实中，政策研究与制定间的关系并非单一的、线性的，不同政策过程阶段、不同智库研究的作用类别间可能存在更为错综复杂的交织与互动，且二者的作用关系中存在着更加多元的因素和力量，如政策利益相关者和政策环境等[25]，共同影响政策的最终形成，而这些都是模型中所刻意忽略和控制的。尽管如此，这一关系模型为智库的科研组织形态分析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二)新型教育智库的科研组织形态
依据上述政策研究与政策过程之间的逻辑关系模型可以推导出新型教育智库的三种科研组织形态。
一是“理论指导—政策设计”关系模式下的持久稳固型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形态往往发生于政策问题的确认、政策目标的设定与方案设计筹备阶段，目的在于为政策设计提供背景信息、学理依据和理论指导。教育智库学者围绕特定重大战略决策和前沿教育问题开展持续性的、适度超前的、引领性和储备性的学术理论探索和实证调查研究，为政策设计提供长线的、累积性的指导与智力支持。政策设计是错综复杂的长期过程，任何参与教育政策设计的主体其智识都是相对的、有限的。智库专家的专业性及其在教育及其他特定领域的长期钻研和成果积累可以较大程度上为政策设计拓宽理论视野、确保政策设计的理性边界。这类基础理论研究往往具有鲜明的前瞻意识、问题意识、实践取向，善于把握相关政策和问题的趋势性发展。尽管一些宏伟叙事的理论研究成果未必能够短期内直接转化为决策，但其奠定的理论根基间接影响和贡献于相关教育政策设计的合法化和合理化实现，具有较强的、持久稳定的累积效应。
二是“价值导向—政策决策”关系模式下的定期契约型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形态往往发生于对多种政策方案的论证评估阶段，服务于特定政策方案的抉择与决策。智库学者往往通过先设的招标项目或委托项目的形式为特定教育政策决策方案的学理基础、价值导向和科学化水平提供支撑性论证和综合研判依据，并提供可供选择的具有针对性的、可操作性的合理化战略谋划。在这种形态下，政策决策者征询符合其价值导向和政策目标的智库研究成果并予以即时采纳。
三是“问题解决—政策实施”关系模式下的短期协作型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形态常发生于政策执行与实施及其成效评估阶段，服务于政策执行中的具体问题与障碍诊断和破解，及执行成效的形成性和终结性评估。这一组织形态下，政府部门往往针对教育政策实施的具体实际问题和偶发性、概率性事件，以及政策执行偏误和不同时点的成效评估需求而设专项，委托跨学科研究团队赶赴现场进行深入的实地调查、采集数据和取证、基于数据分析进行问题诊断与评估，并力求高效率地提供评估诊断报告和问题解决方案。在这种形态中，政府部门往往与智库等第三方评估机构以跨部门协同合作的模式签订一定期限和周期的协议，开展深入的针对性的实地调查研究，力图以多元视角和客观、中立、科学的立场在短期内或以年度报告形式取得具有高度应用价值的评估诊断报告和政策改进建议。[26]高质量、参考价值高、操作性强的成果往往具有较高的被采纳概率。
上述三种组织形态并非固定僵化、非此即彼的，有时会相互交叠或转化。智库研究的组织形态应遵循“淡化形式、注重实质”[27]的原则，以研究问题本身为中心选择适宜的组织形态开展研究。在新时代政策场域下，新型教育智库研究的组织形态更开放多元，与其他关键政策推动者如教育一线工作者、媒体、社会公众等多元力量联动协作助推重大教育决策的生成，助推教育改革与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后涌现的“智库+”理念催生出“智库+学校”“智库+媒体”“智库+行业”“智库+社会”等协同创新与合作联盟形式，是突破政策研究与政策过程间封闭的二元关系，走向多元联动与开放共享智库研究模式的新转向和新趋势，是新型教育智库组织形态的新特征和时代标识[28]，为推进教育智库与跨部门跨场域的资源整合与协作、深化教育智库的组织管理制度和研究体制改革、健全成果应用转化机制等提供重要启示。
三、新型教育智库建设的学术研究路径
学术研究路径是影响智库知识生成效率和决策转化效能的重要环节。智库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的质量及其影响力是衡量智库质量的核心评判指标之一。[29]客观专业的，有针对性、前瞻性、储备性的高质量教育政策研究是建设高质量教育智库的立命之本，是促进教育决策科学化的关键媒介。实际上，教育决策质量的评判标准也从目标层规定了教育智库研究的内在质量要求和研究路径向度。有学者指出，好的科学的教育决策必须建立在客观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必须是基于多种解决方式深度比较和分析的优选。[30]有学者强调，好的决策必须建基于深度的基础研究，必须重视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诉求，必须基于扎实的田野调查并采集各利益相关者的真实声音。[31]这些观点从目标终端对新型教育智库科研质量标准及实现这一标准的研究路径提出了要求。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新型教育智库研究应采取由传统学术场域向实践问题场域的空间路径转向，由理性思辨为主向科学实证为主的技术路径转向，由单一学科向跨学科研究范式的知识生成路径转向。
(一)空间路径：由传统学术场域走向实践问题场域
新型教育智库须突破以理论知识体系建构为目的的知识性学术研究传统，转向以解决现实问题和服务决策为依归的实践性学术研究路径。[32]首先，新型教育智库服务重大教育决策和教育热点问题的外部价值属性决定了教育智库要立足于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和决策需求以及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通过研究指导、改进决策，最终回归实践中解决教育问题。[33]其次，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探究本质上是一种行动取向的、建构主义倾向的实践性智力活动，要求研究者深入教育实践情境中探究政策过程中复杂的现实问题及其根源。再次，实践问题场域是积埋现实问题、蕴藏群众智慧、富含草根性和原创性策略的场域[34]，可以为教育智库研究提供难以从纯粹学术场域获取的朴素智力资源和关键信息，提升教育智库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应用效能。可以说，新型教育智库建设在科研路径转型中必须从纯粹知识体系建构的目标和学科范式的桎梏中转换到实践问题的立场，在基层一线扎根田野，拓展实践性政策研究的视角，回应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与决策需求，反映和剖析政策利益相关者间的矛盾冲突和权力博弈，并力图从中汲取智慧，探寻破解冲突与问题的理性对策。
在新型教育智库建设进程中，多种类型的教育研究机构和研究专家个体面临由学术取向向实践取向转型的挑战和压力。尤其是高校教育智库机构中众多长期从事理论性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较为缺乏对政策实践场域中行为主体间复杂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的全面深刻理解。新型教育智库建设的战略任务要求学者们在承担“学术责任”的同时，加强“政治责任”[35]的担当和咨政研究成果的产出，要求他们自觉走出纯粹学术场域的舒适圈，打破封闭孤立的空间，将自身的学术研究价值取向、内容和方法指向问题探究和解决，为政策实践中利益相关主体间的沟通交流和合作创造条件。[36]由学术场域走向实践问题场域的直接目的在于亲身浸透到复杂的问题中来，从研究者转换成观察者和参与者的角色，聆听来自基层一线工作者和不同利益相关民众的真实声音，采集大量事实与数据，挖掘有价值的实践案例和草根策略，这既可以增强教育政策研究成果的切实效用，又有助于促成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的联姻，进一步检验和提升教育对策的理性水平。
(二)技术路径：由理性思辨为主走向科学实证为主
新型教育智库的主攻方向是专业化教育政策分析，应形成规范的教育政策研究步骤与程序，采取科学系统而有效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有学者系统分析了质性为主的专业化教育政策分析内容与步骤方法[37]，而定量的、实证的、基于证据的教育政策分析也是新型教育智库科研方式转型的重要路径。[38]实证研究是西方教育研究的主流，是其智库研究的基本范式，也是制定教育政策的基本思维方式。[39]因此，加强科学实证为主的研究路径转型是以全球思维促进中国教育智库学者与国际学术共同体展开深入对话的必然要求。有学者总结了实证研究的四大基本特征，即客观、量化、有定论、可验证性。[40]同样的，高质量科学化教育政策也必须具有客观的立场，以确凿的事实和数据为依据，具有明确精准的指示和规划，能够在政策所面向的全国或地方贯彻落实和推广。可以说，实证研究的特征与教育决策科学化的要求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实证研究是新型教育智库推动教育决策科学化所应采取的最为契合的研究路径。[41]
具体而言，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在专业化教育政策分析和新型教育智库建设中发挥着不同的功用。第一，量化研究可以为教育决策提供更为科学、客观、便捷、高效、可靠的依据，是教育决策科学化水平提升的重要支撑和技术利器。基于量化的教育政策分析往往采用随机实验和准实验等方法及数学建模等手段，通过大规模长期追踪调查研究或教育统计数据库来采集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定量刻画和描述教育政策问题与现象，剖析问题背后的成因，评估教育政策干预效能，依据研究发现的科学客观证据进行行政问责和政策改善。第二，质化研究通过更为深入、个性化、人文性的研究手段，基于对质性材料的全面收集和整理分析，对教育政策的效用价值、问题现象根源、多元参与主体立场提供具有建构主义取向的阐释和深描。在教育决策的设计、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着无数特殊的、个案的、具体情境下的现象与问题，有待以观察、深度访谈、叙事或行动研究等方法得到深度调查，一线利益相关者的真实声音与诉求有待被聆听、采集和尊重。质化研究的有效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将教育政策研究放置于具体实践情境中进行深度检验，促进教育政策研究从执行转向行动，推动教育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民主化进程。
近年来，教育实证研究成果逐渐增多，新型智库建设战略和教育学术界对实证研究的鼓励和支持为推动实证研究的范式转向提供了利好的环境，但基于量化的和质化的教育政策分析技术方法及其操作程序规范还有待更广泛深入的探讨和实践。此外，在加强教育智库研究科学化的道路上要避免纯粹的专业化和技术理性[42]，应采用更具普适性、通约性的、中国特色的政策话语体系去转化和呈现研究结果。
(三)知识生成路径：由单一学科走向跨学科研究范式
新型教育智库自身鲜明的跨学科属性决定了其必须实现跨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型以及知识生成体系的结构和模式变革。跨学科研究与新型教育智库有着一致的旨趣。第一，跨学科研究秉持着多维的世界观，以现实问题为立足点，打破传统单一学科的界限，融合多学科视角重新审视事物的本质，尤其适合于针对错综复杂的、多维的、非线性模式问题的检视。新型教育智库以重大教育政策问题为研究对象，这些研究问题往往是高度复杂的，难以通过单一的教育学视角来认知和解读，跨学科视角为其提供了最为适切和必要的路径。第二，跨学科研究强调从不同的学科中汲取各自的方法论要素，进行动态的针对具体问题和背景的融合与建构，是一种动态的不断演变的方法论。[43]教育政策研究涉及教育学、政策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而教育研究方法自身也沿袭和借鉴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因此，针对具体问题的新型教育智库研究也必然要采用跨学科的、融合性的、动态演进的方法，实现对新时代教育难题研究的突破与创新。第三，跨学科研究注重现实世界中研究者和所关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参与，鼓励学术部门与非学术部门间、相关个体与群体间的深度合作与相互理解，旨在使研究过程和取得的研究成果真正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社会功用。新型教育智库研究同样强调跨学科、跨部门的创新协作，注重教育政策部门与教育机构、受教育群体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深度对话、利益协商与良性互动，注重研究结果的应用性、针对性和咨询服务功能。
在执行操作层面，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和视角的选取从根本上应取决于研究问题的具体属性和需求。应选取最为适宜的学科视角与教育学主体视角进行结合，选取最能系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多元方法进行整合，选取可能涉及的多方利益相关主体视角，尤其是弱势群体视角，开展深度调查和对话，邀请可能涉及的各个跨领域部门和团体进行合作协商，共同探究由教育学单一学科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和无法实现的研究目标。然而，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在实际操作中绝非易事，如不同学科在价值体系、话语体系、研究范式与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在团队协作、职责分配和关系维护等方面的困难，都为跨学科研究实践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挑战，而这种执行难度正是我国新型教育智库制度建设中所要积极应对和突破的重要屏障。
(感谢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李玲教授对本研究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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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教育研究》201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