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新型职业农民作为兼具技术素养、管理能力和市场意识的现代农业主体，是破解传统农业低效化、劳动力空心化、农民增收乏力等问题的关键力量，其成长是关系到我国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以及粮食安全的大事。
自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来，各级党委、政府结合本地农业农村发展实际开展深入探索。例如，重庆市在培育智慧农业过程中，实施“农机土专家培育行动”；河北省在培育生态农业过程中，围绕“鱼菜共生”系统开展“生态技术特训班”；江苏省在培育三产融合过程中，加大有关土地要素激活、技术装备升级方面的培训；贵州省在文化赋能方面，依托苗绣产业化培育“指尖上的新农人”。经过多年实践，地方已探索形成“产教融合+田间学校”“分层分类+精准培育”“产业导向+精准匹配”“数字赋能+创新驱动”等培育方式。
当前，我国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据笔者2025年在山西、陕西等地的实地调研，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仍面临一些问题。
一是培育对象结构失衡。培育对象仍以传统农民和返乡农民为主，未能及时吸纳新型群体，如涉农企业从业者、返乡大学生、退伍军人等群体参与度不足。培育对象整体年龄相对偏高、学历层次相对偏低，发展现代农业意愿较弱。而新型群体虽学历较高、市场意识较强，但农业生产经验不足。
二是培育内容与方式亟待创新。培育内容仍侧重于农业理论知识、综合素质等方面，创业就业、科技赋能类课程供给有待增加。培育方式仍以传统课堂教学和集中培训为主，较难满足现代农业生产所需的智慧生产、品牌策划、市场营销、合作社管理等要求。跟踪服务存在强制认定与考核现象，缺乏实质性跟进。
三是师资力量结构失衡。农科专业背景教师和农技推广人员占比过高，具备丰富产业经验的涉农企业专家占比较低，乡土专家资源更是稀缺，相关培训难以精准对接市场动态和产业需求。县级培训机构中教师知识更新机制不健全，绩效考核仍偏重传统教学和学术成果，对技术推广成效的后评价等重视不够。
四是资源整合不足。部分地方政府扶持资金相对不足，且分散于农业、教育等多个部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各部门职责边界模糊、协调成本较高，使得有限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不高。对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认定后的创业补贴、社保支持、土地流转优惠等政策支持有待进一步完善，需要构建“培育→认证→扶持”的发展闭环。
鉴于此，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应结合时代发展趋势以及地方实际，以构建现代培育体系为核心，积极探索有效的培养方式。
一是建立“梯队分层+需求反馈”的培育对象动态遴选体系。形成“核心+潜力+后备”立体化遴选框架，核心梯队包括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合作社带头人等，潜力梯队包括返乡创业青年、退伍军人、涉农企业员工等，后备梯队涵盖新认定监测对象、后进户、新增农业劳动力等。联合农业科研院所定期发布产业需求白皮书，明确新兴业态对人才的能力要求，运用大数据优化对象库。构建“政—企—校”协同育人平台，依托农业科技产业园、龙头企业实训基地等，开展双向资源对接。
二是创新“产业导向+数字赋能”的教学体系。根据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社会服务型等业态分层分类设置课程，增设智慧农业、物联网应用等科技赋能课程。开发集慕课、直播、答疑、测试于一体的数字化平台，利用VR/AR技术构建虚拟农场。分阶段开展授课，形成“理论+技能+实践”三段式培训模式。
三是构建“双师协同+实践赋能”的师资成长机制。引入涉农企业技术骨干、合作社带头人、平台运营专家担任实践导师，整合乡土专家资源，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组织培训师资赴农业产业园区、龙头企业、科研机构等开展定期研修，开设教师“数字农业师资研修班”。优化评价与政策支持机制，建立后评价机制，注重教学成果转化，将教学成果与职称晋升、福利待遇等挂钩。
四是完善“产权固本+政策保障”的协同发展机制。明确牵头部门，建议农业农村部为项目统筹单位全面推进该项工作。完善“信用积分+土地配额”联动管理制度，实行能力评估机制，鼓励支持参与培训、具备现代化农业经营生产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优先获得流转土地经营权，为其扩大生产提供低息贷款、税费减免、农业保险等政策保障。
（作者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