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8日,在2016凯胜年度峰会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发表演讲,他认为:“中国智库应该研究财政资金引导机制,以撬动银行贷款和社会资金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投入到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工市民化三件事情上来”。他说
发展智库:中国应借鉴美国的经验
美国在军事、经济等领域都可以称为世界第一强国,其中智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2008年,美国爆发了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通过实行量化宽松政策,成功地把危机转嫁了出去。现在,美国经济复苏,就业率扩大了,于是就加息,导致几年前量化宽松所发出的美元开始回流,也直接导致了发展中国家本国货币大幅度贬值,等到货币贬值到谷底时,美国再出手抄底,类似于“剪羊毛”,每剪一次羊毛,可能几十万亿的资产无形中就跑到美国了,而这种的“剪羊毛”方法就是美国的智库提出来的。
在美国,当总统并不需要很多的从政经历,可以来自于各行各业,里根曾经是个演员,奥巴马是律师,他们在通往总统之位过程中会遇到了各种问题,于是就会把智库提供的各方面解决问题的方案拿来做比较,最终采用可行的执行方案,用以帮助其走上仕途的巅峰。美国共有三千多家智库,涵盖了各种不同类型,研究范围覆盖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根据考察,在美国的一些著名的智库中,无论是专门为政府提供决策服务的,还是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都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智库没有一家是由政府财政供养的,而是全部通过市场竞争来谋得其生存条件的。如果某个智库的研究成果很有价值,不但政府愿意购买,而且企业也愿意让其提供服务,那么,这家智库公司就会发展得比较好。而且,在美国智库工作的人员当中也不可能有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哪个人拿出的研究成果有人愿意采用,愿意出高价来购买,哪个项目就可以获得资金方面的支持,而这个人在业界的声誉也会变得越来越高。但如果一个人的研究成果没有人愿意买,那么,这个人在行业中就会寸步难行,甚至会退出这个行业。因为有这样一种竞争机制,智库在美国才得以拥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第二,智库有着很好的工作机制。以布鲁金斯协会为例,它有上百年的历史,在2014年智库评比中获得美国智库里第一名,是美国办得最好的智库。约翰·桑顿作为该智库的董事长,一直凭经验秉持着办好智库的三个要素,一是具有独立思维能力,不人云亦云;二要有着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三是发挥智库在市场中的影响力。这三要素是布鲁金斯智库在历经上百年历史中所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也是美国智库一直沿袭的信条。
第三,美国企业都很乐于向智库进行咨询,他们在听取了智库的意见并让业务有了良好的发展之后,并不会把智库一脚踢开,而会很情愿地支付智库应得的报酬。美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都有向智库咨询的习惯。
以上三点对于中国办好智库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中国的智库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有鼓励和发展智库的相关内容,习主席也专门为发展新型智库做了批示。三中全会以后,中宣部对如何搞好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就办好25个高端智库发布了相关文件。中国要想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智库的水平就要赶上和超过美国的水平。中国的智库也有两三千家,但是,跟美国的智库有着很大的区别,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由财政供养。以我本人在党政机关从事智库工作30年的经验发现,党政机构内部的智库有个好处,那就是信息比较灵通,不需花费太多精力就可以衣食无忧,因工资全部都是由财政支出,想去调研也很容易,这样带来的弊端就是严重缺乏竞争机制,特别是有些智库往往最终成为了领导的“秘书班子”,不再积极地为领导提供工作方面的解决方案,而是致力于揣测领导的意图而为其提供服务,这样就失去了智库本应该发挥的作用。因此,中国应借鉴美国办智库的经验,发展民间智库,不再吃财政饭,提高智库的研究水平,互相竞争以赢得市场空间,创办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智库。
智库应在经济转型中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智力支持
2015年底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了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并且部署了2016年的经济工作。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智库要想在2016年为经济转型、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做出贡献,应基于三点来进行调查研究,为政府和企业提出政策建议。
第一,研究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创造稳定和良好的政策环境,这是2016年要研究的首要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允许债务率阶段性的提高,在2016年有可能会增发一些债务,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引导银行贷款和社会投资。我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灵活的货币政策应当同发展政策紧密结合起来。发展政策是确定投资的重点方向,投资要支持哪些领域、哪一类企业,主要是通过财政资金、银行资金来为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
第二,在正确处理经济稳步增长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关系中,智库应贡献自己的智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供给端的结构性,而供给端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上。目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都已经在各个层面上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但是,公共产品还处于严重供给不足的情况。比如,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资源等等共享性的公共产品。过去实行“谁污染,谁治理”制度,但由于监管不严导致治理的企业吃亏,不治理的企业赚钱。而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供很好的政策,就是实行“谁污染、谁付费”,推行第三方治理制度,凡是排放了污染物的企业只需缴纳治理费用,而后由政府通过招标选择有资质的企业进行治理。但是,好的制度需要好的执行保障,“谁污染、谁付费”的制度推行难度很大。很多企业包括一些国有的企业都振振有辞,表示国有企业自己有能力治理自身所带来的污染问题,不需要民营企业来治理。还有很多企业的脱硫脱硝除尘设备处于闲置状态,对排放的大量有害烟气置若罔闻。虽然目前拥有着很成熟的治理雾霾、水污染、大气污染、脱硫脱硝除尘等方面技术,但是需要发挥保障机制把好的技术用上、好的装备装上,并且要保证其真正运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办法的,可以制定统一的政策,而企业在这方面显然无能为力。
此外,教育、医疗、养老院、幼儿园、停车场、充电桩、治理道路拥堵等等问题都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怎样把资金引导到这些领域?让公共服务、公共产品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即能够拉动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又能够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良好的环境,这些都需要智库在其中贡献自己的智慧。
第三,研究如何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和发展。2015年,习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就城乡一体化发表了重要讲话并提出了“新四化”观点,即要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这“四化”是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指导原则和努力方向。其中,在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方面,中国应该向韩国学习。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例为3:1,而韩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比始终保持在1:0.9,几乎同步,一是得益于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了新农村建设,二是韩国的土地是私有化的,既让郊区的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了土地增值的收益,也无形中缩减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目前,中国在推进城乡一体化方面已经有了很成功且可借鉴的典型案例。以重庆为例,重庆2015年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0.9%,保持着两位数增长,且在全国各个省市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排第一位。自改革开放至今,广东生产总值增速领跑全国十几年,内蒙和天津生产总值增速领跑了七八年,而重庆地处山区,不但条件很差,而且货物运输成本也很高,在各方面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生产总值增速依然可以领跑全国,就是靠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首先,重庆的土地交易制度有效促进了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重庆政府实施了每亩宅基地售价20万元,进城的农民每个人平均可以拿到十万元的宅基地转让费和五件新衣服的政策,不但让重庆的农民因为政府的发钱发衣而高兴,也让城乡一体化这盘棋搞活了。其次,重庆政府对进城的农民一视同仁,让其享受和城市人一样的公共服务,其中包括,享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保险、保障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子女入学入托也和城市人口待遇一样。这样一来,农村人买农机、盖房子、搞土地整理,城里人买经济适用房,不但启动了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工市民化的庞大需求,也刺激了经济增长,让城乡居民收入迅速地拉近。重庆在七年间让超过300万人从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户籍的城市化率提高速度在全国各个大中小城市中排名第一位。
因此,以农村土地包括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济性建设用地为质押,通过引导撬动银行贷款和社会资金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投入到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农民工市民化三件事情上来。如果“十三五”规划期间可以有20万亿资金投入到农村去,到2020年就能够实现全面小康,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就可以缩小,农村也可以建设得比城市更加漂亮,成为比城市更适宜居住的地方。智库应当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研究,并且在城乡一体化上取得突破,不但能够解决当前需求不足的问题,也能够有效地克服通货紧缩问题,对经济稳增长发挥关键性作用。
(来源:东方财富网,2016年03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