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评论通讯社、中评智库基金会不久前在中评社香港总部会议室召开座谈会，邀请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香港团结基金副总干事李浩然、香港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总监何建宗、利丰公司董事兼研究中心主管张家敏与会。座谈会由中银香港高级经济研究员王春新主持，与会者从各自的视角，对香港各类智库的现状以及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给出了独到的分析与建议。《中国评论》月刊2月号以《香港智库现状与努力方向》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王春新
开场白
其实中评社本身就是很好的智库，在其成立十周年的大会上，台湾很多党派的主席都发来贺电，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今天很高兴，请来了香港和内地最重要智库的头面人物，参加这个论坛。
智库是头脑，在座的都是头脑的首脑。在很多国家，智库是软实力的象征。在美国，智库是除了立法、司法、行政、传媒之外的第五权。今年1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了2014年全球智库报告，全球智库有6681家，其中美国1830家，中国429家，英国287家，香港有33家。从全球150家最重要的智库看，中国有7家，韩国5家，香港还没有。
所以我们今天请大家讨论一下，怎么评价香港智库的现状、如何评估香港智库的现状？还有，现在香港有不少智库涌现，优势劣势何在？香港智库需要努力的重点方向是什么？香港智库如何发挥实际的影响力？
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老朋友，大家对于智库运作都是行家，不仅有具体的研究经历，也有实际的管理经验。我们简要列出的提纲，只是给大家作为参考之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角度，畅所欲言。我们按顺时针轮转，先从志刚总裁开始吧。
张志刚
香港的智库越来越多 智库应该与选举有所区隔
智库的名字是没有专利的，自己定位是智库就是智库，现在的智库越来越多，性质越来越多样化，目标也不尽相同。
香港回归之前智库很少，就政策研究看，港英政府能有多少，都存疑。即使有，也是包含在自己的公务员系统中，用顾问公司按照既定的目标研究，包括管治、组织等问题，藉助外力通过中央政策组实现。
九十年代开始有一国两制研究中心、香港政策研究所等几家智库。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的目标是成功落实《基本法》，顺利过渡，处理包括土地、货币、公务员在内的后续问题，那时候基本上都是这方面的。
过去几年智库越来越多，有一些有政治目的，有一些有选举趋向；还有一些不是很严肃的研究，就是年轻人走在一起写文章登报纸。还有虽然没有说自己是智库，但实际上相当于是智库的，如刘兆佳教授写的几本书，实际上可能比一些打着智库旗号出来的水准都高，他一个顶几个。北京的港澳研究会也算是智库。
现在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已经讲明未来要成立智库，为特首写政纲，跟选举摆明有关系。其他一些尽管没讲明白，但动机往往和选举有关。虽然我们没有说智库不应该参与选举，但如果政治团体称自己为“智库”，思考上会引起混乱。
我理解智库不应该纯粹为了选举来做。特别是现在的选举越来越像公司的市场开拓（marketing），如台湾的选举工程，有投入、有产出、有规范、有手段，可以用计算机算得清清楚楚，有非常系统的工程。智库能不能做选举？我说可以，但选举不一定要用智库。特别是现在的选举比较简单，跟着市场开拓喊口号，智库离这些有一定距离。
如果思考上分得比较清楚的话，选举是选举，政治是政治，政策是政策。当然这三个事情有关系，但不能把三类关系绑成一个东西。智库是比较偏向政策的，当然选举需要搞政治，需要有政策的内涵，但比重不一样。纯粹的智库，需要政策的内涵。政府所有的政策都很重要，但不是所有的政策都能拿来搞政治，也不是所有的政治议题都适合拿来搞选举。所以三者不是一致的。
香港现在有个很有趣的发展，大家都热衷于政治，什么都可以弄成政治，最后什么都政治化了。政党在香港的信任度非常低，所有政党都如此，就是说，大家对政党都没有好感。选举天天有，政治天天谈。可能政党一出来大家就已经先入为主，觉得要交成绩单出来搞选举。而智库就中性很多，可以参与选举也可以不参与选举，比如叶刘淑仪的汇贤智库。
所以香港“智库”目前的现状是百花齐放，但如果仅指传统认知的智库时，就有问题了，什么都成了智库。就好像如果所有的组织都叫自己慈善团体，真要搞慈善时候就不知道去找谁了。智库不像银行那样有很严格的标准，有的只是挂个牌子，本质为了搞选举时进可攻退可守。
香港智库数量在亚洲排第三，但这不能代表什么。如果没有很清楚的界定，几个年轻人凑成一堆、轮流写写文章就可以叫智库，那么对我们需要解决的目标没有很大帮助。很多智库自己的研究员不多，是给钱让其他人来做。我们讨论的时候要定义清楚，才比较容易谈。
李浩然
香港的土壤不适合智库健康发展
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这个论坛，参加的都是认识多年的前辈和朋友。刚才张先生的话我完全同意。我觉得现在香港的土壤不适合智库健康发展，原因很多。
第一，现在有很多智库，但很多是为了选举时进可攻退可守。智库名声比较时髦，感觉知识水准、含金量高一些，选就选，不选也没人说，但这对智库发展其实并不好。
第二，放在大环境看，美国的智库和政党有很紧密的关系，它与政党联系在一起，又有独立分工。香港不存在这样的体系，如果走这个模式，做了研究以后没有执政的机会，不能把研究成果变成落地的政策。欧洲的道路是，通过政府或公共经费支持智库发展、做研究，这对香港也很困难，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给智库。现在香港的智库数目不少，但内涵与用公共资源做的完全不一样。我们有点像美国，很多是为了选举出现的，但不全是这样，也不全是欧洲那条路，所以造成了很尴尬的局面。
第三，大学从中央政策组拿了许多项目，不过只是大项目里的一些零散的课题，总体看没有长远的系统研究。不光没有这样的智库，整个管治在这方面都是缺位的。智库想要在里面发挥作用，也有一定的困难。在香港做政策研究最彻底的实际上是各个部门内部。智库的研究成果没办法落地，水准也达不到，所以起不到好的作用。因此说促成香港智库发展的土壤还不成熟，大环境有根本的改变才可能促使智库有彻底的改变。
很多智库的理想设计 难以转成具有可行性的政策
有一些智库有明显的效果，有的给政府做课题，有的有明确的商业目的。但我们看到的很多智库，有一些理想的东西，却没办法转化成具体的政策。这不是智库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可行性的问题。如果最后只是出来说说，但是没有什么用，就变得不伦不类，大家会质疑是不是为了选举出现，动机纯不纯，到最后的结果就像是压力团体。
香港大部份投资智库的都是商界，他们关注KPI，而好的智库需要长时间的沈淀，积累专业人才、某个领域的专家，可香港本身这类人才就不足够。如果没有专家级的团队，为了KPI就做一些很浅的东西，快出结果，最简单的方法是做成数据分析。总体沈淀不出有水准的研究成果，只能在低水准上越走越低，到最后就是一推数据。其实数据只是做研究的第一步，但绝对不是结果。
如果是让大学里的学者做，他们虽然是学者，但是公共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又不一样。研究公共政策除了受过学术训练，还要明白政策研究是要能落地的，要配合社会状况、政府的运作模式，需要瞭解原有政策的背景和历史，而不能觉得某种政策更理想，就把原先的政策全部转变过来。
这是我觉得三点比较大的困难。
何建宗
智库的核心价值是影响力
十年前我在中央政策组和春新是同事，当时我们就在讨论什么是智库；现在过了十年，这个问题似乎也没有清楚多少，虽然数量多了很多。今年1月，中央政府出了一份《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一时间全国刮起了智库风。在此也要祝贺郭院长，他的综合开发研究院成为了第一批25个高端智库之一，是广东的两个之一，也是民间的两个之一。我觉得智库风首先是内地吹来的。习近平主政以后，智库的作用非常大。
智库是做政策研究的，它的价值除了体现在研究的质量，更重要是对决策者的影响力。政策研究是兼备学术性和实用性的学科。智库在学术上肯定不如高校，资源上肯定不如政府，决策上肯定不如在立法会有票的政党。智库没有预设的功能，必须因应社会的需求来体现其价值。如果智库的核心价值是影响力，就一定要面对政府、政党或者各个阶层。智库的发展形态与一个地方的文化、政治制度和社会风气也是分不开的。
香港没有西方政党轮替的模式，也不是内地有执政党领导的国家，而是基本法规定下的一个特区。香港智库的发展与西方比，比较迟缓。智库重要的功能一是政策研究，二是培养政治人才。首先，政策为谁而做、代表谁的价值，对智库很重要。如果是做退休保障，亲工商界的智库可能担心商界的财政负担，政府会担心财政赤字，基层的关注又很不一样。如果衡量学者成就的指标是论文发到核心期刊和被引用的次数的话，智库的成就，就是它的建议得到社会上多大的认同，从而推动政策的真正转变。
因此，香港智库现在把越来越多的资源放到倡议上，把产品面向“客户”，即利益相关方推广，包括开研讨会、写文章、做广告，希望社会认可智库的观点。
香港智库为何发展得不全面
第二个功能是政治人才的培养。在外国，政策和政治人才密不可分，刚才两位都谈到了，它们有“旋转门”制度。智库进可攻退可守，智库的人可以从政，从政者退下来可以留在智库里，这是他们能发展的比较好的外部环境。香港政府是由公务员当中的政务官主导的，还有很多谘询委员会。受政务官文化影响，长期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形成了几种倾向。第一，重论据不重数据，尤其是传统的政务官，他们由某种理念去带动，不是很重视数据。第二，重市场不重长远规划，这对于智库要着眼的长期规划不利。第三，重顾问研究不重学者智库，香港政府有很多顾问研究，版权属于政府；学者和智库比较独立，顾问则是在设定框架之内做一些符合政府构想的东西。这三种倾向让我们的智库没有发展的很全面。
在香港有规模的智库屈指可数，十个都不到，很多与个别政党或政治人物关系密切。而政党在香港是很负面的概念，不少参政的组织首先是以智库为名，导致很多人怀疑智库的独立性。香港大部份的智库都走小而全路线，不同政策研究的多，深度不很够，愿意长时间做研究的人也比较少。
近几年，智库的涌现是件令人欣慰的事情。这个行业虽然我做了多年，惟社会认知度不高，我跟亲朋好友说我是做政策研究的，大家都不太知道是什么。更多的是问是不是当官员或要不要参选。经过政改和占中以后，如果有更多年轻人愿意花时间从事政策研究，对社会始终是件好事。
张家敏
香港智库发展瓶颈多 人才和财政是主要问题
智库的功能是影响政策、争取不同人对其观点的认同、向合适的人群推广。香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智库，这与政治运动有关，因为香港人比较理智，知道如果你是讲道理的就对你有好感，这是好的情况。然而，香港的智库影响力不大，主要智库都是政治层面的，没有侧重在社会层面，所以知名度不高，公信力不强。好一点是大学发表的定期报告，特别是经济类的，大家都会多看；如果是政治的，大家就觉得倾向性太强，公信力打问号。
现在香港的智库一直以香港视角关心本地事务，对国内、亚洲、国际事务不太关心。主要问题出在人才和财政方面。智库应该知道自己的定位、目的，现在的智库有些不是很清楚这两点，即使清楚，智库有没有能力请专才，让他长期做下去也是问题。我们始终不是外国的旋转门，智库没有很大的影响力，不能吸引很好的人才，个别除外。因为它既不是大学、也不是政府、钱也不是很多，却有很多限制。很多香港智库都是找外面的人，或者做访问然后写出来，不能真正做基础研究，根据外国的经验成败提出可行的东西，这与财政、智库定位、发展途径都有关，很难吸收人才。
企业的智库和一般智库又不一样，它的研究要为企业和客户提出有实际用途的意见。香港的企业智库不多，主要在银行，非金融界不多。其实，航运方面的智库如果能和企业密切挂钩，并借助对这个行业的熟悉度向政府提出意见，可能比较有影响力，因为是第一手的资料和数据，内地可能也比较受重视。
一方面是智库很难产出有高水准的内容。另一方面，如果可以出，也还要通过适当的管道让更多人支持，介绍给社会，这一点都不比研究容易。有水准的调研如果公关做不好，一样没有用，所以和政府部门的关系太重要了。要给相关部门一种感觉，你是做一些研究出来给他们参考的，不是压力团体来批判功能部门的。比较成熟的智库，要有足够的财政实力，也要站在被服务者的立场考虑双赢的方案。
郭万达
香港智库发展经历三个阶段
春新博士跟我说要举办这个论坛的时候，我们刚刚得知综合开发研究院已经入选为第一批25个国家高端智库之一。所以这次找我说要和香港智库一起座谈，我很快就答应了。其实这次我们研究院入选，毗邻港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25家中很多都是国字号的，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编译局、新华社、社科院等，而我们是社会智库，另外一个是中国国际交流中心。26年前成立时，即1989年建立综合开发研究院的时候，我们就设有理事会，现在要求所有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都要设立理事会，这说明我们在体制机制上超前作了探索。
我们研究的重点主要是中国内地的开放和改革的问题，特区发展的问题，城市化的问题。我们对港澳的研究，主要也是侧重在港澳和内地的合作，比如粤港、深港合作，与在座的各位的视角不太一样。关于香港的智库，我认为应分两类，第一是香港本地的智库，第二是研究香港的智库。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香港智库的发展，再延伸一点就是研究香港的智库，就包括我们了。
我谈一下我对香港智库的瞭解和理解。综合开发研究院从八九年成立以后，我们一直与香港的智库有着联系，包括与华润和港交所等企业智库都有联系。九七回归前后，我们都已经做了一些关于香港发展的研究。以我的观察来看，香港的智库发展，从内地的角度来说是很看重的，要研究香港的问题就必须与香港的智库建立联系，因为我们毕竟不在这里，我们对香港的瞭解和认识一定是透过香港的智库来认识。我粗浅的瞭解认为，香港智库的发展有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们接触香港智库的组织，属于广义上的智库，着重在政策研究层面的组织，可能是企业，也可能是大学，也可能是独立的。在这第一个阶段当中是以学者为主，大学为主。我们之前的一些合作研究，主要是与香港的大学以及政府的一些部门合作，包括香港贸发局等等进行一些研究。
然后到第二个阶段，就是香港的智库有了更多具有官员背景的人士参与，是官员加学者。我觉得最近这五六年，虽然旋转门并没有建立起来，但从客观来看，有些官员加入到智库研究中是存在的。智库，只有学者是不够的，有官员背景的学者更加受到欢迎。虽然谈不上旋转，但是转起来便是一个巨大的力量支持。
现在香港的智库已经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到了学、官、企业一起联合的阶段。商业和政治之间是有关联的，未来会发展得更加丰富、立体和多元。我认为当前正处于第三阶段。现在也到了这个时候，因为任何时候的发展都和土壤以及时机有关系，智库也不例外。
智库定位三层面：研究、游说、传播
国家为什么重视智库的发展？是因为：第一，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智库首先需要的就是国际影响，所以美国智库最注重研究的便是外交；第二是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了，内部治理的矛盾越来越大，现代化治理需要多种声音；第三是因为以前重视的非常不够，以前的学者看不到智库的作用，认为做政策研究就是给领导贴金，或者就是帮领导写稿子。社会大众对智库的作用也不瞭解，认为智库就应该跟政府对着干，给政府提意见的，给政府压力。
那么智库的定位是什么呢？我觉得有3个层面，第一要有研究，而且是政策的研究，要提供解决方案，但是这个层面与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因为后者是以批判角度出发的，而恰恰相反，智库是以解决问题和提供解决方案为主的。
第二，智库是需要有游说力量的，游说政治家也好游说政府也好，没有游说的力量，外界无法接受你的政策建议，那么就不是智库。
第三是传播，传播的本身也是游说。智库和智库之间的区别在于其资金来源的不同，其服务对象的不同，以及独立性的不同。
香港的智库研究短期问题比例大 更需要研究长期问题
此外，智库要发展还需要弄清楚需求方是谁。但是目前在香港需求方还不太明确，这就影响了你的定位和影响力；也正是因为你对需求方不清楚，你也就难以定位。不过这也涉及另外一个问题，便是需求方他有没有依靠智库这个意识？对香港的智库而言，第一需求方肯定是香港特区政府，他可能不会主动需求，那么，就需要考验各方的行销能力，看看能不能把解决方案卖给他？卖不了特区政府，就卖给媒体。另外一个需求方是中央政府，中央也需要有关香港治理的解决方案。此外还有政党以及其他部门，以我来看的话，其实还应该包括国际机构、国际组织。
我总结一下，香港智库的第一个特点是比较少，比较小，不够专，跟现时香港的国际影响力，和面临的问题，以及现在香港发展的阶段，并不相称，所以香港的智库需要大力发展。
第二，香港的智库，研究比较热、比较短的问题较多，其实仔细来看，香港更需要对长期的问题、储备性的问题进行研究，以推动香港社会的向前发展。
第三，香港的智库有点内向，对外的交流不够多，大多数比较着重于本地。当然我知道，这其中有很多香港智库水准很高，很有特色，而且很精干，而且每个智库都有领军人物，所以我觉得香港的智库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王春新
发展智库 资金保障必不可少
上半场的讨论，感觉主要有三点启示：第一，深圳跟香港的联系，不仅从内部要研究，而且还要看外部；第二，智库需要跟公共知识分子相区别；第三，香港的智库应该知道，需求并不是那么少，而是要看如何去开发它。
我在两地的智库都待过，86年到88年在福建省政府的经济研究中心，也就是现在国务院发展中心到省这一级的机构。国务院发展中心现在差不多在中国被评为数一数二的智库，但是它跟我们没有挂钩，都是我们省自己成立的。我们当时做的时候推动了整个福建省的改革，研究的政策然后就马上执行；而且这是属于内部的智库，一般省长看到什么，就去研究，论证了可行性以后就继续做下去了，这个决策非常的快。
到了香港以后，我们中银这一块也是内部智库，在一个金融机构下面。香港很多研究机构，都是有这个做法。
香港对智库研究有需求 但是缺少深入研究
香港智库发展我觉得有四个方面，一个就是需求到底是什么。如果是需求导向的话，其实现在表面看好像没需求，但实际上是有需求。过去港英政府年代，大量的研究都是在英国做的。
后来回归以后，特区政府大量聘请外面的顾问来研究，说明香港真的是有需要。香港这个需求到底在哪里呢？回归以后这么多年来，有政府内部的研究，外面很多机构也都会做，但从整体宏观的发展来看，我们缺少很多深入研究。
还有一个是香港怎么样跟外面合作，比如说跟中国大陆合作，亚洲的合作，要站在更高的定位，我们基本上在这方面做得不够。这就是一个情况，就是有需求，香港现在面对这么多问题，包括经济民生，非常困难，包括很多东西。所以说我们在真正的政策研究这一块，还是需要加强的。
至于说怎么把需求挖掘出来，而不是现在处于一种需求一致的状态，将来就需要做一个问题导向。当然香港是不是要开旋转门呢，现在这个政治架构下可能是比较难的，培养输送人才还是有机会。
第二个我认为是财政。财政资源看美国就有各种的，像布鲁金斯学会，75%经费都是来自于企业、个人和基金会的捐款，所以在美国很多老板把所有的财产都捐出去了，不完全是做慈善事业，主要做教育和科研，其中就包括智库。布鲁金斯自己的出版物赚的钱，只有7%。
（郭万达：深圳市政府给我的钱只占20%，80%是来自于甲方的合同订购，主要也是政府。这样的研究报告很多都是不能公开的，我们一年约170个报告都不能公开，都是卖给甲方的，很多都是订购的。兰德公司，就是个典型的合约型公司。）
王春新：兰德公司做得非常大，每年经费有2亿美元，研究人员接近1000个，总人数就差不多2000多。按照主要的研究人员配2.5个辅助人员来算，香港还达不到这个水准。
他们都是研究熟悉领域的，像布鲁金斯这么大的，就不止一个领域，很多领域都有大专家和团队。比如说港澳问题，你挂帅的，以后就找你；两地关系问题，就找别的。
我觉得香港一方面能不能争取商界的支持，还有就是政府拨款方面，CPU（中央政策组）是有两千万。大学研究是很好，学者都不错的。但是香港有这个情况，就是大学研究没有问题，但是落实到真正的政策层面，考虑的问题需要更多。就像我们搞科研一样的，创造了新的产品，但距离市场化就还有一大段路要走。所以在这一块，能不能增加拨款，要看行政会议能不能做些事情。
还有一个，智库的捐款能不能申请免税，视同慈善机构，美国和欧洲都这么做的。
（张志刚：可以，但要讲得很清楚，跟税务局讲：我是不搞政治的，只是搞研究的，那就可以。很多为什么很难，因为解释不了，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捐款就要征税）。
美国的智库有三类的，一类就是研究型智库，研究为主的，当然它有很多综合型的；还有一种是合约式的，像兰德公司；也有些专门游说的团队，比如说传统基金会也是这么搞的，所以需要怎么定位也是一个问题。
内地的特殊环境造就了特殊的智库类型
第三个我觉得是人才，香港其实并不缺乏人才，因为香港是高度流动的社会，我看一个资料说，港大过去10年，曾经就培养了一百多位专门研究香港的博士。那么去哪里了呢？我想很多都可能去了商业机构。除了自己培养之外，我们可以从外面招进来大量的国际级人才。关键就是，如果解决了需求，解决了这个财政问题，我觉得人才倒不是个问题。人才你还可以培养，也可以引进。
那么再一个我觉得是我们香港的研究机构，怎么样跟外面的机构进行合作。比如说像郭院长的综合开发研究院（CDI），过去那么多年我们合作了很多；还比如说，我们可以跟北京的、昆明来合作。合作做得好的话，对我们香港智库的发展，其实也是很有帮助的。
张志刚
美国的社会环境与政治历史与香港不同 智库建设不能照搬美国
在我们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把两个事情分的比较开，让大家能比较清楚地讨论香港的问题。一个是function，即结构功能，功能就是政策研究。这个不用怀疑的了，所有政府都不可能没有需要做政策研究。一个是智库，智库其实就是搞政策研究的，但政府搞政策研究不一定放在智库。
美国的大环境造就了美国类型的智库
大家现在有一个观点就是，智库在美国最流行，把美国那个智库的模型套用过来才算是智库。但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情况和发展过程，比如说政治模式，美国政治的历史发展下来，就发展出美国那样的政治模式。美国的政治模式就是政党只是选举机器。美国的共和党跟中国共产党不一样，是两码事。
但是刚才王春新说，美国人基本上不把自己的家财留给子女的，就做基金，所以美国很多基金。这些基金最喜欢支持大学，人家大学每一个捐赠基金（endowment fund），随便就一百个亿。所以，我们的研究跟人家没法比，没办法。第二个就是搞艺术、文化。第三就是智库。他们不搞香港东华三院那类型的慈善服务，而是让政府来搞。
所以有了这个大环境和这样的政策制度，也就产生了他们那一类型的智库。大陆却不是。大陆是大政府，而且由共产党领导，政策研究也自然包括在政府职能之内。
这跟美国完全不一样。资源怎么来？资源就是从政府来，你的功能就是替我们做这个政策研究、长远研究、基础研究。美国不是这样嘛，布局不一样。香港跟内地的布局也不一样。
香港的政策研究有特别的安排
很有趣的是，你说香港没有政策研究吗？不是，香港的政务官也是去做研究的。香港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安排，跟美国完全不一样，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很独特的谘询制度，由政府牵头，政府官员当秘书，找来大学里专门研究这方面的人和业界的老大来作谘询。
比如说以前港英政府每年都跟外国搞贸易谈判（trade negotiation），就是找那些上海帮的老大，因为他们对整个配额制度瞭若指掌。所以他们说也好，叫谘询制度也好，我们这个谘询制度基本上就扮演了部分政策研究的功能--那就是由政府部门的秘书长牵头，找各方面的专家，八个人、十几个人来做谘询。当然，并不是所有谘询架构都是这样，有一些是政治吸纳的，但有的就真的为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而成立的谘询架构，让政府部门去找一些专家提供意见，香港没有就到外国找。
香港的智库若想真正发展 政府需要更多资金支持
你们刚才讲的不适合智库生存的土壤，就是我们目前的情况。未来如果你真的要发展，一定要政府拿钱。我们跟中央政策组的关系，是商业关系，研究项目都是我投标投得来的；若我们开价100万元，人家开90万元，那我们的项目就会被人家拿走。
我们跟那些商业机构完全没有分别，我们跟中央政策组（Central Policy Unit, CPU）就是商业关系，它没有支持我。我以前提过，作为一个智库，不是什么都能做的，我们专长在ABC三样，那么政府就应该是一个资源伙伴。好像政府搞的那些社福服务，某机构做盲人服务的，政府就给钱，专门做盲人辅导。某某机构做智障服务的，政府给钱就做了，年年给钱。但我们做研究，比如说我们做大陆跟香港融合，我们提港珠澳大桥，我们做这个研究，一毛钱都不给。这样我们怎么生存？这不可能的。你不给钱，你就要跟我买服务，我就当做一个公司的服务一模一样嘛。
还有，我们要跟大学那些不用付薪水、不用付租金的教授做研究项目的投标，我怎么跟他竞争？！
（郭万达：明白，完全不同，我们碰到的在内地的情况也类似，投标跟大学竞争的时候，我们完全不等同，因为我是个机构，我们靠合同经费来运营，他是全部政府财政养的，所以他可以用很低的价格来竞标。）
美国那些大智库的专家，真的是专家，对一个事情可能比大学里面的教授更专。我们怎么跟大学去争？养不起。所以，未来的发展，第一，一定是CPU争取多10倍的资源，哪个智库专门做这个领域，就给哪个智库，但CPU要为每个项目做评估，如果两年以后这家智库的水准不一样，便把它从名单中删去，不再资助。但是，若CPU给你一个定期的服务，比如三年，如果你一直做得好，就把你放在第一梯队；若做不好，便把你降到第二梯队。就好像社会福利机构和教育机构一样，定期评核你的水准，不行的话，就把你踢走，政府不是白养你的，就这么简单。否则的话，永远搞不起来。
现在CPU有一个好处，就是越来越多自己的研究人员。CPU多聘请一点研究人员，重点培育，那就好了。
王春新
香港有世界级企业 没有世界级智库
志刚讲得非常好，因为公务员、政务官是在主导或者策划研究，本身并不做研究。现在500多个谘询架构，很多人都是会员，有需要就来，没需要的话就换成别人。跟我们真正的政策研究的智库，其实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
当然这个题外话了，因为这一块以后涉及政府架构改变的问题。但是你看韩国，为什么能做到这么好，韩国现在在全球150大的智库里面，有五个能够进到前面去。
所以我们香港有世界级的企业，但是没有世界级的智库，问题在哪里我们都很清楚。韩国对政策研究总是非常重视。而韩国总统府里面有七个首席顾问，政治的、科技的、和平统一首席顾问等，都是一套班子，现在朴槿惠一碰到什么问题，马上就找顾问，而不是找下面的部长。其实美国差不多也类似的情况，所以我们香港面对这么多问题，其实是需要要完善这个机制。
李浩然
香港不是一个很重视智库研究的地方
说到这里，感触还是比较大的，就是香港可能本身就不是一个很重视研究的地方。整个政策的过程里面，其实刚才也聊到了，就是我们说得好听的可能是所谓经验主义，但是其实从总体来说，就是对研究不是特别重视。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最近我一直在思考的，我们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要马上见效果的，而我们对一些primary research（基础研究）根本看都没看过，想都没想过。举个例子，你看我们现在要说医疗改革，医疗改革的无数环节里面，其中一个环节就是，医疗融资，冒出来的方案有十多个，但我为什么最后用A不用B，或者用B不用C？并不是说A还是B还是C好一点，或者差一点。
政策最后就是一个价值判断，一个价值的选择。但我们现在其实对于香港整个，包括我们整个社会30年的变化，我们对整个香港的所谓价值观也好，对香港市民的心态也好，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的掌握，也没有做任何研究。连最基础的市民在想什么你都不知道的时候，你怎么去选择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就是我们根本不重视研究的结果。
我在贵州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当时分管政策研究室的，内地在做政策决定的时候，对研究的重视程度比香港高很多。
（王春新：对，我深有同感，80年代一改革的时候，各个省都上去了。）
当时我要做个什么政策，我们还有一些所谓的硬指标；比如说我要过一个方向的政策，起码要专家论证之类。对这种硬指标，有些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就是走个过场，但实际做研究的，提出的、论证的都是专家；其实这个里面，就很顺畅地、很顺利地、有机地融合进去整个决策过程里面。
待遇不好就吸引不到人才
第二，因为待遇不是特别高，所以要找人才。有条件成为专家的人很多，但是没办法把他们吸引过来，因为你待遇也不是特别好。流失率普遍偏高。即大家用粤语说的骑牛寻马--因为工资不是很高，又不是很稳定，还不如先做着，但是找到进大学的机会，还是会回大学的。
其实做政策研究的人，需要综合的跨学科的能力，这种能力是需要长时间培养的。学术研究是一个应该怎么做、怎么去做一件事情的研究，政策研究是一个可以做什么、可以怎么去做的研究。这是另一个困难。
要重视外部对香港智库研究的需求
第三，我觉得刚才张（志刚）先生也提到了，去年新加坡入选所谓百大的六个智库里面，其实它基本都是地域性很强的，研究东南亚、研究印度、南亚等等。定位、目标非常清楚。当然了，这个有跟新加坡的背景有关系，因为它首先是一个国家；第二就是生存在一个夹缝中间，马上要死了，所以要争取自己怎么样才能活下来。然后外交部也很强，所以他对地域性问题的研究非常强。这个是有一定的背景的。
但是，这个其实也提醒了我们一个想法，我觉得刚才郭（万达）院长提的一个特别好，就是外部对一些香港问题的研究，还是有需要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提供任何东西出来，也没有提供可能性出来，这个需求也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蛮重要的。当然应该这样说吧，其实我觉得香港还是有一些好的优势的，比如说香港的资讯，很自由地流通。所以如果香港要做呢，我觉得除了像刚才张（志刚）先生所说的，必须要是政府来掏钱，用公共财政。然后国家也应该利用香港这个资讯这么通畅的平台，尤其是我们现在面对所谓走出去也好，“一带一路”也好，国家其实应该利用这个平台，有一些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在这里。这不只是研究香港，而是利用香港这个平台，这个其实也是“一国两制”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空间、好处。
最后一点，刚才我其实挺高兴，就是郭（万达）院长那个机构能评上那个重点的，因为是很重要的一点。
郭万达
香港可以参考中央支持智库的模式
我们一年下来的甲方的合同，我们可以获得数千万，现在成为25家，中央也会给一些资金支持。我们院一百号人，跟国际的智库比较了一下，我们的经费已经堪比美国的智库。平均一个人已经是60-70万。在国外大概也就这水准，我们就算可以了；包括我们员工的薪酬水准，也是市场化的平均水准。我们能够养一批研究人员，是因为我们有足够的购买方。能提供高品质的研究成果，就可以吸引到大的甲方，比如中央财政。
但是每年它要评估，就是刚才张志刚讲的，它要评估你做得怎么样，因为它是要给你钱的。比如从中央财政进一千万，很大的需要给国家去做研究了。当然，我们的甲方合同还在增长，这个还要保持，关键是你要做得让国家满意，这个就有挑战。
这个模式将来香港可以参考，中央都用这个模式了，就是要让政府委托你来做研究，你才有足够的经费支持，因此你们将来还是要找特区政府。
（李浩然：如果有一笔从中央来的钱，我觉得就很有效果了。）
（王春新：这个试点能不能扩展到香港来？）
头一批25家，总的目标可能要50到100家，大概试点两三年。这就是说，将来这50家、100家重点智库里面，有没有可能，有两三家香港的智库。这需要我们去反映。
（王平：我们中国评论通讯社是智库媒体，最强的就是我们可以把智库的思想反映出去。刚才大家对香港智库的分析，既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呼吁。）
李浩然
智库是不是实体 大有不同
我觉得让我特别感动的，或者高兴的，就是因为那个像郭院长刚才介绍的，就是他是一个实体型的研究机构，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其实国家对实体研究是认可的。
（郭万达：它公开的条件就是要支持实体型的机构，就用这个词，实体型。因为他们专门提出的七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你要实体型的，第一不是挂靠；或者它不是太鼓励完全平台型的，就是自己没有研究力量，只是一个平台。我们深圳研究院有100多号人，主要是研究人员，因此是实体型。我们有点像富士康搞代工，我们自己不出名，这也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影响力。当然平台型的智库也是很重要的模式，实体型和平台型两个模式是智库中都会有的。但是此次，国家是比较强调实体型的。作为采购方，会认为如果把项目给了那个非实体型的，你又去包给别人，那我不如直接给实体型的智库呢。）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像刚才一开始说的，其实你是究竟想做什么？是深入地去做研究，还是兼顾做公关宣传。总之，如果一个智库没有自己强大的、专家级别的研究力量，从全世界的经验看，这种智库也是不会长远的。之前也去看过一些美国的智库，他们就老是说一个想法，因为美国智库的经费有40%是做倡议（advocacy），有40%做研究，有20%是后台行政，所以do tank还是同样重要。
Advocacy和engagement是重要的，但前题是你自己先有内涵，所以这是一个智库的核心；而且这种成果是有水平、切实可行、有前瞻性的，而非为了做宣传公关而做的。
何建宗
香港政务官传统上不注重研究水平 更重视自己免责
我在中央政策组做过全职研究员，也做过非全职顾问，不知道是不是第一个，可能是少数之一。回应张先生说政府要向智库拨款，我是同意的，问题是谁负责和怎么批出拨款，我还是要回到原来我们政务官、公务员的工作方式。
首先研究项目就是价低者得，重视的不是你的研究水准本身，说白了就是自己不会挨骂，一定要按照最保守的那种用钱的心态。只有很低的开支才可以不用繁琐的投标程式，因此很多时候只能找个别的学者，拉交情写一点很基本的东西。此外，中策组有个总研究主任Research Director的位置，最初是聘请教授，现在变成政务官只管行政；而且一旦由政务官做，以后都是；这反映对研究的重视不足。
问题就是说，香港政务官一直的传统，不是很注重研究。你看内地很多部门，都会有什么政策研究中心，自己有研究人员。当然素质会参差，肯定不会每一个都像CDI一样，但是起码内地的文化是重视研究的。但在香港就没有这个土壤。
我是很深的感触就是专家也好、学者也好，对政府的影响力，在内地肯定比香港要强得多。你看一个例子就是退休保障，比如周永新教授，我十年前在中策组已经请教授研究退休保障，现在政府还是找他去搞。他也快70岁了，他最近就说，我是永远不会再帮政府了，因为政府就是用他用了几十年，但是一直都是研究阶段，说的不好听可能就是拖延时间。最后他做的什么报告，政策也好，还没有采纳，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政策。
所以这个就是那种文化的问题，思路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更关键就是整个政府和整个社会就要对于研究重视，尤其是官员，不然的话你多给多少拨款也没用。我们香港不缺什么基金、发钱给NGO申请，他们基本上没有觉得很有满足感，因为太多的规矩；然后那种评估都是量化的，各种因素的制约。所以我觉得我支持政府多拨款，但是也要看，就是一定要重视我们研究的质量，而不光是价低者得。
（张志刚：我补充一句，就是我不是要求你什么，而是整个关系要改变；不光是你给钱，因为我不是白要你的。但你不能把彼此的关系看成只是一个投标，不能只是价低者得的关系；如果这样搞，没法体现智库的价值。试想，若我去年完成的项目，今年给人家用更低价拿走了，难道我要把部分研究员辞退？！我怎么能留住人才？）
（郭万达：这有点像工程投标那样子，以一种商业的运作模式来做智库。）
张家敏
内地发展智库的经验值得香港借鉴
我觉得实际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港英时代很多事情都是由英国殖民地政府在英国本土决定，根本不用香港的智库。同时也因为没有人愿意捐很多钱出来，在香港营运智库。所以，将来如果是要搞好香港智库，其中一个方面蛮关键的——大专家的进驻才能提高公信力。所以我实际上非常同意刚才郭教授提到的一些内容，但是我认为要更正一下：千万不要说是代工，而应该是供应链管理。代工是人家设计好了再交给你做，而高增值的供应链管理是设计给人家选择。
放眼看中国内地，现在才有一点民间的智库，而且政府也花了很大资源来建设智库。不单如此，正如刚才春新博士说的，内地政府也很听智库的意见。你看现在，无论是“十三五”计划，还是之前的很多政府工作报告，每一个成果的背后都有很多不同的智库做了相当大的工作。所以，好智库的成长，需要政府的重视，资金的支持，架构上的配合。
这个经验香港需要用起来。第一，香港政府确实应该拨多一些资源支持民间智库发展。绝对不能再搞低增值的、价低者得的招标。政府应该是跟某一个智库有几年的合作，定了数个题目，这样才有比较固定的、积极性的投资。
第二，中央应该支持香港建设智库。如果当年中央可以在香港建设几个试点智库就太好了。此外，香港的社会管理、社会服务、法律教育方面很成熟，这是香港在国家“十三五”时期能够提供很大很大贡献的领域。这方面的研究很值得重视。
第三，两地经贸合作相关。举例来说，香港怎么样很具体地在这个中国最开放的自由贸易区里面，不同领域方面提多一点意见，无论是物流、资金调动、成立公司、社会治理方面，这一类型的东西国家应该鼓励多一些香港的财团、多一些企业，做多一些这方面的活动，然后就给他们一些应有的荣誉。
郭万达
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发展模式值得香港参考
我也很受启发。刚才大家讲到的，智库它的确有个定位的问题；这个定位呢，又跟它的资金模式有关系。正如刚才一开始志刚讲到的，我们这个综合开发研究院（CDI）成立26年，真的是深受其苦，也深受其害，也深受其益。
为什么又苦又害又益呢，其实具体是这样：刚开始政府他们没给资金支持，这样CDI就独立一点了。就像刚才王社长讲的，我们是相对独立一点的，否则今天就可能见不着了，我就变成官员了。但是我们又深受其苦，因为他没有管我们，我们必须与政府签订合同才能获得经费，这样就很辛苦，很不稳定。
所以凡事都有利弊。我觉得香港智库的模式，既不能走美国的道路，美国的是跟它的政治制度有关系，不能完全美国式的；也不能完全复制内地式的，内地是强政府，是中央财政。其实CDI走的就既不是美国式，也不是典型内地式智库的路子。
其实CDI的模式是很值得香港参考的。CDI是个什么模式呢，我们实际上就类似于这种需求导向的，政府持续定向购买服务。
持续的定向购买服务，不是招标，招标那是不行的，其实兰德公司就是美国国防部持续、定向、稳定的合同订购。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千万不要以为兰德公司就招标的。依靠招标，你这个智库就没法养人，不可持续。我们十几年前就研究兰德，所以我对他那个体制还是比较明白的。去年我们25周年的时候，我们总结了综合开发研究院的经验，就发展成一个政府定向购买服务的一个模式。
有多种智库营运模式可以借鉴
第二个概念，当然也可以日韩或德国的模式，比如说德国。德国那个跟我CDI相类似的一个GDI，我专门研究它的模式。它是德国政府给钱的，占到整个资金收入的60%，然后40%里面有捐赠的，也有自己去筹的，是多元的。像韩国，我们刚刚跟京畿道的那个研究院签了合作协议。这次我去韩国，那个院长他说哇塞，我好有钱，我是花不掉，我是干不完啊；京畿道给他60%以上，政府给他钱，他定期的给京畿道政府服务。另外他又有自由度，也接受企业其他的委托研究。你看看，日韩、德国这个模式值得我们借鉴的。
第三，香港特区政府也可以完全为了支持这个智库，比如说建立一个香港智库的基金会，政府出一笔钱，建立这个基金会。其实台湾是有这个模式的，台湾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实际上也是政府给了一笔钱的，有一个基金来支持。日本那个跟我们的名称很像的，叫综合研究开发机构，也是日本政府给一笔基金，有这个基金以后它再来运作。以我个人的看法，总而言之，政府是要定向买单的，或者政府持续支持它，或者政府用一个基金会的方式来支持。可以既不是完全美国模式，也不是内地的模式，这是我的看法。
内地对香港的智库服务有很大需求 智库本身也需要营销
第四个看法，从智库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看法从CDI的经历叫东方不亮西方亮，北方不亮南方亮。为什么呢？比如说其实，现在内地的很多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对香港有很大需求的，你们只是不愿意给他提供服务而已，真的是这样的。你其实只要想做，你是可以拿到好多单的。你只不过是不愿意，当然你的人工也贵，但是你贵你就收费多一点。
这是没有办法的。这跟学术研究是不一样的，你跟大学里面就不一样；因为你不这样，你这个智库是没法生存的。我个人感觉到，其实内地这个方面的需求是很大的，包括内地政府对香港智库的需求是很大的，你们比我们更有优势。
我CDI很重要的收入来源，我实话跟你讲，深圳的收入反而少，但是，深圳的经验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我们给外地政府做谘询的时候，深圳的经验就很重要。你的香港经验，多少人要找你香港的经验啊。我的看法就是智库本身你也要营销嘛，营销以后就不光是有经费了，而且你自己营销的就有收入；买你东西越多，就证明你的影响越大嘛。你讲香港的故事，把香港故事卖给内地，也是客观评估。包括刚才你们谁提到的，“一带一路”中国企业走出去，很需要买香港的智库产品。他走出去干什么、怎么干？不就是需要买香港的智库产品嘛。所以香港的产品是很重要的，因为香港有国际化。香港做中亚、哈萨克斯坦，比我们有条件。香港有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各个方面的部门都有，我们哪懂得哈萨克斯坦的法律？当然土耳其更搞不懂了。所以我讲这个意思，其实以我的看法，关键在香港智库的定位。你只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把客体的需求搞明白了，我觉得你的前景是很大的。比我们还有优势，我就说这么多。
（王平：刚才郭院长讲很的重要一点，他既做研究，又能跟人家谈应有的研究成果报酬。好多学者擅长研究，但是不会谈应有的报酬，研究经费就无以为继。这一点，确实是很重要，智库也应该有这样的人才。）
（王春新：过去美国有一些重要的企业家，发明电报电话的，白天就是在工厂里面搞创造，穿着短裤背心；而晚上西装革履的，就是跟金融家在谈，你怎么跟我们融资，其实是“两个人”在运作的。）
王春新
座谈会结语
今天这个思想者论坛有三方面做得很好，一个就是把现状跟问题谈透，政治问题、商业环境，还有社会认同，还有比如企业家怎么捐款等等。这方面，大家谈了我们很多的相关问题，包括面对的一些困难。
怎么去努力，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将来怎么去努力呢，我想就是需求主导。需求主导的话，这里面一个是深挖本地的需求，那个需求其实还挺大的，现在香港面对着这么多的问题，因而政策研究应当加强。
还有一个就是属于外部需求，问题导向，比如研究成果可以卖给内地，卖给高层，这都可以的。比如有一点郭院长讲得很好，就是我们香港的智库怎么样把香港的经验，香港很多的东西，向内地，政府也好、企业也好，进行推广。现在香港每年在香港的招商会有三百多起，这里面对香港智库的研究成果是有很大需求的。比如政府过来招商的项目，大多不具备投资条件，那么如果说香港的智库，能够把它转换成为可投资的东西，结合香港的各种的需求跟优势，这里面空间其实还挺大。但这个是另一方面了，我想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智库的定位，当然就跟我是很有关系。那么现在主要是政策研究，然后为了公共利益。所以这个要定向要定清楚，就是一个政策研究，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公共利益，作为一个核心。
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可以有很多方面值得努力。比如财政方面，可以多元化，比如特区政府，包括比如说社会从各方面去捐款，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人才方面，是可以多去引进一些人才，培养人才。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总体来说香港如果想要加强智库的发展，就要吸收内地跟海外的很多智库发展的经验，比如说德国还有日韩的模式。但是同时，要有我们香港的智库发展的特色，也就是说要发展适合香港长远需求的智库。香港有世界级的企业，那么将来应该有世界级的智库，这样才能够真正适合香港的发展。
但是这需要香港各界来努力，特别是政府、商界，还有我们这些智库机构一起来努力。今天非常感谢，感谢各位智库的首脑，感谢大家认真探讨。
王平
希望广泛与各类智库合作 传播专家学者的思想
我简单地补充几句。今天我们的思想者论坛，对香港智库的现状，包括怎么去研究、经营，做了一个全景式的观察与思考。我们作为智库媒体，就是有这种责任，把大家的思想传播出去。今天到会的评论员，都是属于各智库的核心人物，我也把目前我们中国评论通讯社和中评智库基金会所做的努力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中评智库基金会已经与台湾一百多家智库，签订了合作协议；跟大陆好几十家智库，包括社科院台研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重要智库，也签订了合作协议。未来我们在香港，也会跟智库签一些这种合作协议。
我们中国评论，从一开始就是与两岸的重要智库合作的，比如跟郭院长的综合开发研究院在十多年前就合作举办思想者论坛。对于帮助智库推广思想和研究成果，我们拥有中评社、中评网这样的传播媒体，是比较有能力、有经验的，可以说是轻车熟路。
而且经过多年的努力，在推广智库的思想、观点方面确实很有成效，也得到了很多智库、机构的高度认同。基本上现在大陆召开两岸关系、东亚安全方面的大型研讨会，是一定会首先邀请我们的。而且很多时候，为了采访的方便，我们的记者往往是作为工作人员参会的。我们不仅会报道会议新闻，同时在现场做很多专访，而且大量编发学者的观点。一般一个研讨会，多数媒体只给发一条消息，我们是一个全景式的覆盖，几十篇甚至上百篇。
所以到现在我们的记者经常要往内地跑，参与大型研讨会的报道。虽然紧张、辛苦，但是这样做是很有成果的。因为每一个智库，都是希望把自己牵涉的专家学者的思想，传播出去，产生影响。如果没有我们这种全覆盖式的报道，一开会讲几句话，会议报道中只可能会有某个专家学者的名字，但是他的思想没有传播出去，他们的研究成果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影响力。而完整、准确地传播智库的思想与观点，是我们作为智库媒体的的强项。所以，我们跟在座各位所属的智库，希望可以加强合作。谢谢大家今天的光临。
评论员介绍
王春新：经济学博士，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现为中银香港发展规划部高级经济研究员。
张志刚：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并且获得学士及硕士学位，时事评论员、时政专栏作家、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现任香港发展论坛总干事，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
郭万达：经济学博士，研究员。现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CDI）常务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开放导报》杂志社社长。重点研究领域：国家宏观经济与产业政策，特区与开放经济，香港经济发展与粤港澳合作。
李浩然：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北京清华大学，主修法律、社会学和政治学，是哈佛大学法学院国际金融体系研究中心（PIFS）顾问、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公法及比较法中心访问学者（2013届）、清华大学法学院兼职研究员、团结香港基金副总干事。
何建宗：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主要从事基本法、青年人和香港管治问题研究。具备丰富政府经验，曾任香港发展局局长政治助理、中央政策组研究员和非全职顾问；经常在香港和内地媒体发表文章。
张家敏：利丰发展(中国)有限公司、利丰研究中心董事。利丰集团是一间经营出口贸易、零售及经销三项业务的华资跨国集团。曾为香港百富勤证券（中国）有限公司董事及SRI International（原美国史丹福国际研究中心）经济竞争中心研究员。
王平：山东大学中文系学士，香港岭南大学管理学硕士。分别在北京及香港从事媒体工作三十年，专著有《宗法宗族思想观念与中国私营企业管理》，及名人访谈专集《共襄复兴——两岸四地政经精英访谈录》。
（来源：综合开发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2016年04月25日）
